導語：隋文帝對大一統的認識，是否也讓朝臣對大一統的認識加深？

隋文帝一朝實現了疆域和制度的雙重統一，“天下”唯隋文帝一個天子。受國家一統格局影響，隋文帝的朝臣也思考如何認識“天下”、如何構建“天下秩序”，經過思考和實踐，隋朝文帝時期的朝臣初步形成了“大一統”思想。

為了國家“大一統”構築，將周邊民族納入“天下秩序”也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在這一過程中，隋臣在經略中所提出的理論和策略為“大一統”構築提供了理論基礎。

首先，隋朝的“大一統”思想奠基人是薛道衡。開皇四年（公元 584 年），薛道衡向隋文帝提出了“平一九州”和“責以稱藩”的觀點：“江東蕞爾一隅，僭擅遂久，實由永嘉已後，華夏分崩。劉、石、符、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略。周、齊兩立，務在兼併，所以江表逋誅，積有年祀。陛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認為《禹貢》中所提及的“九州”都是中原故土，由於天下大亂多年“戰爭不息”，才出現“永嘉南遷，重此分割”的局面，但是若隋文帝出兵滅陳，則“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薛道衡對隋朝“大一統”思想的最大啟示在於，他從歷史迴圈的規律看到天下統一的時機，並敏銳找出平陳的各種有利條件。雖受當時朝局影響，江東“與中國合”的構想不能短期內實現，但是說明隋臣已經開始思考國家一統的實現基礎和理論依據，並且有所創穫。

其次，梁睿就國家疆域觀和對少數民族作戰策略兩個問題上，提出“拓土開疆、王者所務”和“闢土服遠”兩個理論。在平定西川時，梁睿上奏隋文帝，指出：“拓土開疆，王者所務”，啟發隋文帝作為一代開國之君，應盡力拓土開疆，文帝心中對此“深納之”。梁睿不僅希望統治者有擴大國家疆域領土並長治久安的雄心，更根據實際作戰時“夷、獠歸附，唯南寧酋帥爨震恃遠不賓”的情況，制定了“闢土服遠”的戰略，他認為“匡贊聖朝，寧濟區宇，絕前光後，方垂萬代，闢土服遠，今正其時”，主張在征服偏僻地區的蠻夷部落時，應當就近徵兵、糧、稅，以圖靈活調動兵馬，“裨益軍國”節約用度。雖然這一主張在隋立國之初時由於“民心不安”，隋文帝難以將這一主張徹底施行，但是日後時機成熟時，他派遣史萬歲再徵南寧時，“並因睿之策”，使用了梁睿的“闢土服遠”之策，大敗南寧爨震一部，使得“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隋朝由此成功地接管了西南地區，將“漢代牂牁之郡”重新收歸隋的版圖。

最後，隋文帝所任用的官員多為良臣名士，他們的才幹不僅在隋一朝施展，更有入仕唐朝者，為盛唐氣象做出了重要貢獻。在開皇初年，高祖就有“陰有並江南之志”，為使師出有名，皇甫績貢獻了三條伐陳理由：“大吞小；以有道伐無道；納叛臣。”為使隋統一南方名正言順，楊素又向隋文帝進取陳之計“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使平陳一事順利進行。北安突厥的過程中，先以長孫晟“遠交近攻、離強合弱”謀略分裂打擊強大的突厥，分化和削弱突厥諸多部落；又憑楊素、史萬歲、高熲、虞慶則、竇榮定等人的驍勇北驅突厥。

尤其在對抗突厥鐵騎時，隋之武將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殺傷不可勝計，群虜號哭而去”，使得“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從此突厥遙遙遠遁，大漠之南無復虜庭，東突厥可汗最終俯首稱臣，表示：“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宋的武經博士曾評價楊素帶兵之法：“所謂君子者，其選鋒也。素之所使以陷陣者，其選鋒之謂歟。然至有不克而還不免於誅者，疑其非選之特精，而養之素厚之士也。”《隋書》評價長孫晟：“體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可見隋文帝一朝，在管理四夷、構築天下秩序的過程中，有以長孫晟為代表的長於處理隋與周邊民族關係的外交型能臣，也有以楊素、史萬歲等人為代表的統帥，文治武功合而為一，保證了隋朝邊疆地區整體上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