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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律法，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間，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發展脈絡清晰，有因有革，內容豐富，特點鮮明。在中國古代，自國家出現後，統治階級就開始透過國家機關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最終，經過幾千年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點鮮明的法律體系。

提起古代律法，很多人應該會想到“嚴刑峻法”一詞。《尚書·堯典》載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實際上，中國古代的律法也有不少值得今人借鑑的地方，今天筆者便以《唐律》為例，講講那些唐朝時期為人稱道的法令。

比起漢朝，唐朝法律有了顯著的進步，最明顯的就體現在“錯案追責”上。判了錯案，致好人蒙冤壞人逍遙法外，這種情況在任何朝代都是要追責的。不過，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在漢朝以前追責絕不是一件輕鬆的事。一件案子的判決結果是什麼，經手的官員是誰，時間一長就容易成為糊塗賬，被世人淡忘。

所幸，從唐朝開始，這筆賬終於能算清了。一旦涉及到死刑時，唐朝執法機構便會進行“復奏”，地方所執行的死刑要經過三次審查，京城所執行的要進行五次。如果，官員草率地判處嫌疑人死刑，放到其他朝代算不得什麼大事，但是，在唐朝這種情況是絕對不允許出現的。

所以，所有死刑的判決一定要多方下達，下達判決的所有官員都要計入檔案。一旦將來此案被翻案，那麼，參與判決的這些官員一個都跑不掉，通通追責。

除了冤假錯案的追責外，唐律中還有一項比較完善的地方，那就是“食品安全法”。

那個年代沒有什麼非法新增劑，所以，當時法律限制商販的關鍵，還在於防止變質食品上。唐律規定：所有過期、變質的食品，一律燒燬。這個規定是硬性的，處理變質食品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焚燒，連掩埋都不行。

但凡被朝廷發現小販家中藏有變質的食品，哪怕還沒有經過銷售，那也得把小販拉到鬧市打上九十大板。如果，有小販貪財，賣掉了變質的食物，導致食用者跑肚拉稀或感染疾病，那麼，該小販將立即被流放。若食物致人死亡，那可就更麻煩了，小販極有可能會被判處絞刑。

唐律中還有一個比較出色的地方，就是對“正當防衛”這類條目進行了細化。

以《唐律》中的相關條目來看，如果，有不明意圖的歹人闖入了居民的家中，主人在不知道歹人意圖的情況下遭到了暴力攻擊，那麼，他是可以以任何方式將歹徒當場擊斃的，即便將歹徒致死也不會受到法律的處罰。

如果，歹人在進入民宅之前就已透露了不軌的意圖，如：搶劫、強姦、偷竊等，只要主人能拿出相關的證據，就能在歹人進屋之前將其格殺，這種情況同樣屬於“正當防衛”，可以免罪。

當然，這一切都是建立在“屬於自己的民宅”的基礎上的。此外，歹人不可以是老、幼、孕這三類人群，且不能是酗酒的醉漢，否則，主人仍要承受一定的責任。

在古代，天子是一個國家至高無上的統治者，但是，在國家法律面前，皇帝能夠凌駕於律令之上嗎？

未必。

李世民上臺後，官場上流行著一種不正之風，那就是“造假履歷”。唐太宗對這種事深惡痛疾，立即頒佈聖旨稱，所有偽造履歷者，一律判處死刑。

恰巧溫州參軍柳雄這個倒黴蛋被查了出來，李世民就打算拿這個傢伙開刀，殺雞給猴看。誰知大理寺卿戴胄站了出來，對李世民說：按照大唐例律柳雄頂多判流放，罪不至死。

唐太宗惱羞成怒，當堂發起了脾氣：朕讓他死他就得死，你竟敢拿刑律來壓朕，不想活了？誰知這戴胄也是個漢子，甭管李世民怎麼發火，他就是不肯妥協。

李世民在文武百官面前下不來臺，氣得他給戴胄扣了一頂帽子，稱這小子收了柳雄的好處，要把他一塊兒給拾掇了。

戴胄凜然不懼，他對李世民說道：聖上想要殺掉柳雄，還不是一道聖旨的事兒？但是，如果想按照刑律處罰他，那不好意思，我絕不會允許您判他死刑，否則，就是失信於天下人。

唐太宗見戴胄悍不畏死，心下一凜，總算是壓住了殺心。仔細想想，這戴胄所言的確有道理，刑律白紙黑字地寫著，總不能僅憑自己的好惡胡亂殺人吧？

於是，唐太宗並未判處柳雄死罪，而是按照刑律將其流放。至於那位與唐太宗當眾叫板的戴胄，反倒得到了李世民的讚譽：“有這小子在，朕再也不怕冤死人了！”

當然，這種情況在歷史上究竟出現過幾次，我們不得而知，畢竟，不是每個皇帝都叫李世民，也不是每次都有戴胄這樣的執法人員挺身而出的。

參考資料：

【《唐律》、《開皇律》、《唐律疏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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