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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憫農詩”是中國詩歌文化史上的一小部分，它並未像“懷古詩”、“邊塞詩”、“詠史詩”甚至是“閨怨詩”那樣引起人們的格外注意。

究其根本原因，“憫農”這種思想在歷來計程車大夫以及文人的眼中是一種“政治正確”，他們所持有的態度多半是“居高臨下”的。以唐代李紳寫的著名的《憫農》為例，“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詩句雖然引起了千年以來的共鳴，但頗為諷刺的是，李紳這個人在歷史上是一位惡毒的剝削者。

事實上，在“以農為本”的儒家思想影響下，表現出對“農民”這一階層的憐憫是一件相當光榮的事情，它往往與孔孟提出的“仁”暗合。然而千年以來的封建制度對於農民都是相當不友好的，尤其是高高在上的統治階級以及處於第二梯隊計程車大夫階層，鮮有真正將農民這一群體攬入懷中的。

但北宋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量的“憫農詩”，而且詩人們對於農民的態度也是相當親近的，完全不同於其他朝代的居高臨下。

北宋到底有多少首“憫農詩”？恐怕沒有人能夠列出一個詳細的名單出來，但是光看其中著名詩人的名字，恐怕就能窺見這一盛況了。北宋時期的“憫農詩人”有多少位？來看看下面的名單吧：蘇軾、蘇轍、歐陽修、王安石、柳永、呂南公、梅堯臣、王禹偁。陳師道、張耒……這些人無一不是北宋時期的文化精英，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或是紮根於民間、或是有著強烈的政治抱負、或是在北宋位極人臣，詩歌中流露的態度與現實都能得到對照。

而這一點與歷史上其他時期的“憫農詩”是截然不同的，從來沒有一個朝代的詩人在歌頌了農民之後，還能在現實中找到一絲絲他們親近農民的痕跡。這種現象只有北宋才有，它也只能出現在北宋這個朝代。

北宋雖然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教育、經濟等諸多領域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宋朝又有著軍事薄弱、吏治腐敗、體系臃腫等諸多缺點，而這些問題從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宋朝的那一刻開始就存在，直到南宋滅亡還沒有得到解決。生活在北宋計程車大夫們，一面透過哀嘆農民的不幸來諷刺現實，一面又在詩歌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了自己的哀傷，而“憫農詩”則是北宋士大夫集體發出的悲鳴。

北宋時期嚴峻的現實與繁榮的文化不對等

北宋時期的文化相當繁榮，“唐宋八大家”中除了曾鞏和韓愈之外，其他的六位都是出自北宋的。北宋時期開始逐漸形成的“宋詞”更是成為了與“唐詩”比肩的優秀文化代表，除此之外，北宋開創的理學更是中國哲學史上的高峰。而北宋時期的科技成就更是影響深遠，火藥、指南針的發明造福了無數人。北宋的徽宗皇帝更是一代風流人物，詩詞書畫樣樣精通的他，是宋代文化高度繁榮里程碑式的人物。

但與此同時，北宋時期的社會問題也是相當突出的，澶淵之盟的簽訂在今天看來是有一定的正面意義的，它給宋朝帶來了百年的和平時光。但在當時的宋朝人眼中，澶淵之盟是徹徹底底的“城下之盟”，它意味著恥辱。

“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

北宋大臣王若欽對宋真宗說的話，代表了絕大多數宋朝士大夫的心聲。

軍事力量上的薄弱還只是北宋諸多弊端中的一個，北宋社會的諸多領域都出現了嚴重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都由底層的老百姓默默承受著。北宋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來講，是表面上的虛假繁榮，尤其是到了宋仁宗一朝，表面的繁榮穩定已經遮掩不住北宋背後潛伏的危機。

陳寅恪先生以“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這樣的話語高度評價北宋，但是政治上的低效腐敗、軍事上的無能軟弱以及財政上的連年虧空，始終是北宋一朝無法迴避的社會現實。

《宋史·黃震傳》指出了宋朝的這些弊端：“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而《宋史·王禹偁傳》也明確批判了當時冗官、冗兵、冗費的三大現實，“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使得北宋在財政上始終難以維持平衡，而這方面的成本大部分都被轉嫁到了百姓身上。

宋太祖趙匡胤首倡的“與士大夫共天下”的祖宗之法，雖然有效避免了宋朝重蹈五代十國時期紛亂割據的覆轍，但它有著明顯的負面影響。

文官政治所導致的軍事力量薄弱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是過分抬高文官使得當時的社會矛盾激化。“刑不上大夫”很大程度上培養了北宋時期文官的驕縱情緒，這種情緒使得北宋時期開始出現了一些相互勾結的利益集團，這些集團的手上都沾滿了民脂民膏。

宋代的土地制度承認土地私有，並且允許土地在不同的人手中流轉，政府只是扮演了一個收稅的角色。而這種土地制度對百姓的傷害極大，少部分的豪強和大地主透過各種手段佔有了全國將近七成的土地。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是所有封建時代的常態，北宋朝中的文人集團圍繞著變法展開了激烈的黨爭，自私自利的北宋臣子鮮少關心百姓。當時的百姓生活極度貧苦，《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繁華景象只是一個假象，事實上北宋的鄉村出現了大規模的凋敝現象。

無論是災年還是豐年，艱辛勞作的農民都要被層層剝削，生存狀態極度惡劣。“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眾”的情況是廣大鄉村的現實，這一點引起了良心未泯計程車大夫的極度憤慨。他們一面積極尋求解決措施，同時又寫下了大量批判這一現象的詩文。而“憫農詩”則是這一時期尚有風骨計程車大夫們的集體哀嚎，可惜的是北宋的統治者們對於這聲聲哀嚎充耳不聞，他們自始至終都在維護自身的利益。

北宋“憫農詩”所反映的現實

北宋時期大量湧現的“憫農詩”反映了北宋社會諸多的現實，這些詩歌從不同的角度描繪了農民的生活。對民間百姓懷有深深憐憫之情計程車大夫們，或是採用寫實的方法描寫農民的生活狀況，或是旁敲側擊地借古喻今，或是直抒胸臆地表達對時局的不滿……總而言之，北宋時期出現的“憫農詩”是站在維護底層人民的角度出現的，這些詩歌不僅能夠充分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還明顯地流露出了詩歌作者們當時的政治立場以及批判思想。

被稱為“白衣卿相”的婉約派大詞人柳永曾經擔任過江浙一帶的鹽場監管，在目睹了鹽民這一群體的勞作生活之後，他有感而發地寫下了《鬻海歌》這一首詩。這首詩歌以非常寫實的手法描繪了宋代鹽民獲取鹽的過程。而張舜民則以打麥這一繁忙的勞動場面為引子，仔細分析了農民的心理活動。“田家以苦乃為樂，敢憚頭枯面焦黑”，所謂的苦中作樂不過是自我安慰罷了，農民之所以如此辛苦地耕種，不過是害怕自己餓死在路旁罷了。

《獲稻》、《竹枝歌九首》等詩歌則集中體現了底層婦女的無奈，她們一方面要做著繁重的農活，另一方面又要照顧自己的子女。“朝陽過山來，下田猶露溼。餉婦念兒啼，逢人不敢立”，早出晚歸的婦人們結束了一天的勞動之後，絲毫都不敢歇息，因為她們時刻都牽掛著自己在家的孩子。但即便是如此，這些婦女和孩子的生活條件還是得不到絲毫的改善，“山深瘴暖霜露幹，夜長無衣猶苦寒”的詩句令人讀來潸然淚下。

除了對勞動場景的描寫，“憫農詩”還著力刻畫了天災時期底層的生活狀態。大旱大澇以及蝗災是農民最為懼怕的事情，但面對這樣的災禍他們又無能為力。在豐年都難以維持生計的農民，一旦遇到災害便只有等待死神的到來，家破人亡的慘劇時有發生。

北宋計程車大夫們不久真實地記錄了各種災禍，更為重要是他們將災禍歸結於“天怒”。統治者的不作為成為了士大夫們批判的物件，“憫農詩”的作者將天災與現實結合起來，將自己的憤怒與對百姓的同情訴諸筆端。

《夢蝗》、《原蝗》這類詩歌是諷喻寓言詩的代表，作者在詞句中列舉了統治者的不作為，並且對這種不作為大加貶斥。除此之外，人禍這一主題更是被單獨列了出來，過重的賦稅和兵役所帶來的災難成為了“憫農詩”的重要題材之一。

梅堯臣的《田家語》深刻地揭露了過高賦稅對百姓的傷害，而司馬光更是在他的詩文中直接指責朝廷。可以說，宋朝出現了井噴式的“憫農詩”，與宋朝的現實是密不可分的，這些詩文實際上是良知未泯計程車大夫們集體發出的哀鳴。

北宋“憫農詩”是良知發出的哀鳴

北宋是中華文化的又一高峰，但是這一時期計程車大夫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北宋寬鬆的學術氛圍使得他們懷揣理想，尤其是儒家的那種“定國安邦”的傳統價值觀，在他們的腦海中是根深蒂固的。“慶曆新政”的主導者范仲淹曾發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豪言壯語，而事實上他的一生都在踐行這自己的誓言。“廟堂之高，江湖之遠”在北宋計程車大夫眼裡都不是問題，充滿了理想和抱負的他們並不在意自己利益的得失。

歐陽修在被貶滁州之後，仍然要“與民同樂”，《醉翁亭記》一文就此名垂千古。王安石、梅堯臣這些著名的歷史人物，在少年時期都表露過自己的志向，無論是被貶還是升遷，他們都時刻關注著朝堂與江湖的動向。

北宋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朝代，士大夫階層在這一時期開始分化，一類人在世俗利益的誘惑之下拋棄了理想，他們的手上沾滿了底層百姓的鮮血。但另一類人則繼續堅守著內心的良知，即便是現實再殘酷，他們也從未想過背叛自己的靈魂。

蘇軾這個人的一生都在被貶的路途上，但是他從未抱怨過任何人。蘇軾身上有著北宋士大夫鮮明的特點：正直且忠於內心的價值觀。蘇軾在他的任上作出了很多偉大的事情，“蘇堤”的建造以及瓊州的治理都澤被後世。即便是被貶到了天涯海角，蘇軾還是時常“老夫聊發少年狂”，而百姓們也以“傾城隨太守”來表達對他的愛戴。無論是豁達的蘇軾還是較為古板的蘇洵，他們身上都有著北宋士大夫階層明顯的特徵。

然而現實的殘酷使得北宋計程車大夫沉思了起來，他們的理想多半沒有得到實現。“憫農詩”中所描述的“軍事薄弱”、“吏治臃腫”、“國庫空虛”以及種種矛盾，都給這些人帶來了極大的苦悶。而北宋朝堂內部的“黨爭”更是給了他們政治生涯致命一擊，范仲淹、王安石、歐陽修、蘇軾以及諸多文人的被貶，就是內部鬥爭之下的產物。

北宋的這類士大夫不是沒有經歷過鬥爭，實際上北宋的“變法維新”是相當頻繁的，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澶淵之盟”所帶來的羞辱感、軍事力量薄弱的現實、文官集團對百姓的剝削，都深深激化了當時的矛盾。士大夫們在目睹了底層人民的悲慘遭遇之後，經歷了殘酷的政治鬥爭仍舊無法扭轉這一事實。儒家價值觀根深蒂固的“良知”使得他們發出了自己的悲鳴，北宋時期井噴式的“憫農詩”則是這種悲鳴的集中體現。

他們在詩歌中不僅揭露了現實的多重矛盾，同時也表達了對底層百姓的憐憫和同情，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還分析總結了現象背後的原因。他們在現實行動失敗之後，企圖以這種方式引起統治者的注意，也希望以此來打壓朝中無恥的文官。可惜的是，這一聲聲悲鳴並未產生預期的效果，北宋的現實情況一直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結語

北宋時期的“憫農詩”繼承了中國傳統的現實主義傳統，但它又不同於漢唐時期居高臨下的詩歌態度。這一時期大規模高質量出現的“憫農詩歌”，是北宋士大夫在抗擊現實失敗之後的無奈產物。北宋“與士大夫共天下”的政治格局註定了北宋在軍事上的軟弱，而文官們在失去了權力制衡之後，開始了放縱內心深處的貪婪。宋朝科舉制度的完善使得讀書徹底“功能化”，儒家傳統的“良知觀”以及“自省觀”並不能完全約束讀書人。

現實與理想的交鋒伴隨著激烈的“黨爭”出現在了北宋的歷史舞臺，而隨著代表著理想的“變法”一次次失敗。“強兵富國”以及“兼濟天下”的政治理想越來越遠，貧富差距、官民矛盾、苛捐雜稅、天災人禍等一系列的殘酷現實壓彎了底層人的腰。

目睹了這一切之後的北宋士大夫群體發出了那個時代的悲鳴，而這一聲聲悲鳴是以“憫農詩”這一有著強烈現實主義色彩的詩歌為載體的。北宋士大夫雖然顯示了他們不屈服的意志和精神，但歷史終究是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靖康之變之後，宋朝開始徹底沉淪，儒家逐漸淪為了控制思想的政治工具，中國封建歷史上連這一聲哀鳴都從此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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