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 文|曹傑友 編 輯|臨 風
李振鈞，字秉亭，號仲衡，又號海初，另一號守石道者，小名喚燕生，太學生，安徽省太湖縣樹林沖人。在1977年出版的《清代科舉》也曾載：“道光九年己丑科狀元安徽太湖李振鈞氏，系由捐納監生，中舉中進士，而大魁天下。”據《李氏廷芳公支譜》記載，李振鈞於道光戊子八年（1828年）本省鄉試中式第四十三名舉人，第二年即道光己丑九年（1829年）會試中式第二百零四名進士，同年殿試第一甲第一名（即狀元）。生於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年）十月十四日，卒於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終年46歲。
清朝狀元李振鈞
李振鈞道光九年初授翰林院編修，道光十二年四月欽授翰林院散館之修撰，歷任文淵閣校理，國史館纂修，功臣館纂修，本衙門撰文。直至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年）才擔任一次順天鄉試同考官，也是唯一一次。後誥授奉政大夫，以其孫李德星貴，贈刑部主事，覃恩加三級，誥封朝議大夫。李振鈞著有《味燈聽葉廬詩草》兩卷，存詩415首，另有《粵行日記》、《梓行古文》，今已散佚，無從查證。
李振鈞生於簪纓世胄，官宦之家。父親為官至江蘇布政使的李長森，李振祜為其同父異母的長兄，李振鈞為李長森繼室江寧顧氏所生，李振祜比李振鈞年長17歲。而李振鈞自幼隨父，與長兄李振祜相處的機會並不多。父親李長森仕途總體平穩，政績優越；李振祜一生治績耿介，和李振鈞不結交於權門甚至蔑視閥閱的“鯁直”大不相同，歷職清慎剛直，深得朝廷器重，功蓋朝臣，震爍清廷，後載入國史館。李振鈞雖擁有狀元巨譽，極盡榮耀，和其兄李振祜相比，政治仕途尤顯暗淡。這一特殊個例，在歷代狀元之中非常少見。據1984年太湖文史資料第2輯所載，有人說其受父親影響較深，“其詩才深邃，性情鯁正，逼似其父”，這一說法似乎不太準確。李長森仕途除在貴州按察使被誣受挫之外，履職還算順當，不因一時的挫折而沉淪，韜光養晦，兢兢業業，終於重回正軌，清望到終。父子三人之“直”，各有所異，李長森直中能屈，李振祜直中能剛，而李振鈞直得有些執拗，且極不屈從於迎合世俗而改變初衷。“傲骨常稱天地間，閒心哪計滄桑後。以瓢當鋏亦可彈，以瓢當缶亦可扣。興亡閱世青門瓜，富貴誤人上蔡狗……許由五石顏一簟，吾自得吾甘墨守。”“最愛多情清靜水，不因河曲強回頭。”［①］毫不隱晦自己的人生取向，以至於不得不為崇班貴檁所抑制，鬱悒而終。
李振鈞所處的時代，正是大清王朝由盛轉衰的初始階段。大清帝國在空前的繁榮盛世下，潛伏著巨大的危機——奢侈、驕怠、貪汙、腐敗等罪惡的毒瘤藉盛世而瘋長，正日益侵蝕破壞著國家和社會的肌體。當朝野上下對乾隆的文治武功洋洋自得、沉湎於盛世而自我感覺良好之時，自閉安逸，昧於時世，看不到世界大局的變化，失去繼續前進的方向和動力，清王朝很快從康乾盛世跌到嘉道中落。尤其國內國外的形勢漸逼，整個社會開始進入激烈的震盪之期。
但凡古往計程車子，孰沒有人生抱負。從李振鈞的詩文和殿試對策可以看出，不能說他沒有匡時之志和經世之願。如在他的廷試對策中雲：“正俗斯能成化，濟運莫如導河，致治在乎得人，懷遠期乎振德。”“一代之治必有一代賢能分任之，其德器必過人，而責效在專其任，斯誠選俊書升之大要也”等等，對敦化、治河、簡賢、振武諸大政，莫不知其體要。且引經據典，歸納肯綮，真知灼見，中正衝挹。“仁皇遴得宰相才，孤臣感激淚如瀉。文章報國自一事，勳業若成韓範亞。”（《汪奐之寄示和蘇文忠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匣中劍氣凝寒水，不與人間報不平。”豈不是即是姐夫又是內兄的汪奐之以及他自己的共同心聲。
狀元李振鈞故居
李振鈞自少時開始，或隨父宦遊，或蟄伏故土，或縱溺山水，或詩朋酬唱。總體來說，他還只是一位養尊處優的宦官子弟，本性還是很固守傳統，“夷高抗行，巢皓峻節，時代雖殊，性情則一”，骨子裡還是很敦純。“喜縱談不諧”且不說，身材魁梧如“武狀元”，從堂兄李振翥曾贈詩規勸雲：“貌肥誰信詩能瘦？語直偏冷性最真。好把精明深斂抑，從來爽秋不如春。”但他不以為意，言論依舊自我高蹈且偏激，對嘉道時代的中期滑落，還不太敏銳。不屑於交遊當時宣南詩社地位較低的林則徐、同科的龔自珍、魏源等這一批優秀文士，他們拳拳之忠，深受西學東漸的影響，憂國憂民，敢於針砭時局。家國情懷和他們相比，算不上真正的覺醒者。上不願屈身結交於權貴，下不和宣南進步文人為伍，遊離於主流社會之外，自然難以立足於朝。
腐敗入髓的吏治、社會世事的變遷和世界格局的變幻，還一時未能深刻地觸及自己的視線和優裕的生活。如鴉片戰爭前夜的風雲激盪，河漕和吏治的重大更替，主流文學的風向轉移，新派改革家的鋒芒初露等等，在他的詩詞裡也很少觸及。局囿於科舉的籬藩、醉心於文學才華的自我展示和困頓於個人不幸的生活，這或多或少對他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逐漸形成李振鈞叛逆複雜的個性。
他的忘年交齊彥槐，安徽婺源人，字夢樹，號梅麓。是一位底層的官員，嘉慶十四年進士，選金匱知縣，上海運漕糧議，以知府候補。旋丁母憂，乃不再出仕。曾制渾天儀、中星儀，及龍尾、恆升二車，有益於農田水利。工書法與詩，精於繪畫。不願做官，好近農桑，實際上他應該算是一位先仕後退的遁世隱者，與李振鈞多有詩歌往來，其《味燈聽葉廬詩草》也由齊彥槐題詞。交遊物件還有曹振鏞、章琯薌、王子卿等，除官至軍機大臣兼上書房總師傅的“三朝不倒翁”曹振鏞外，交遊的大多是一些地方下僚。還有如桐城吳犖、蕪湖王澤、彭澤高炳訓、霍山程式潤、無錫顧皋、青陽彭荺溪，吳伯敡、曾元炳、徐琮、倪良耀、黃玉等一批地方畫家，或僧或道，大抵如此。對嘉道的主流文人很排斥，甚至不屑為伍。總體來說，交遊還是很狹隘，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李振鈞的眼界和襟懷。但齊彥槐對李振鈞評價還是有很正面和正能量的寄望，曾贈詩云：“好句居然似放翁，豪情亦與放翁同；國家科第宜風漢，破浪堪尋萬里風。”前兩句是對李振鈞的褒獎，後兩句是對李振鈞的寄語。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一生筆耕不輟，詩詞文俱有很高成就，其詩歌語言平易曉暢、章法整飭謹嚴，兼具李白的雄奇奔放與杜甫的沉鬱悲涼，有著濃重的故國情結，對後世影響深遠。而陸游出生於兩宋之交，成長在偏安的南宋，民族的矛盾、國家的不幸、家庭的流離，給他幼小的心靈帶來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李振鈞所處的變革時代和陸游所處的宋末時代還不是太相同，但他們的詩才相似，性情狂放相似，相互對比也並不為過。但李振鈞個性偏於情感上的用強，且李振鈞自視甚高的詩心，在感知和互動上，可惜還是甚為遲鈍。一味通經法古，追求漢學，孜孜矻矻於只讀聖賢書的舉業，且他的詩歌大多是士大夫式的寄情山水和人事，正如他在《詩草》自序裡所說：“於花辰月夕，臨水登山，意之所欣，輒不能已。”未能轉型到當時甚為推崇的“經世致用”的思潮上，更未能到達陸游那種捶嘆民族存亡的進步思潮上。
生不逢時，伯樂緣慳，知遇未達，只得常常縱酒寡歡，每飲必醉，醉後詩狂，“蹤猶萍梗性同鷗，入世難忘舊酒樓。醉裡不知身是客，夜深惟覺氣如秋”，“小謫人間廿六年，狂吞酒海羾詩天”，“平生不願受人憐，醒亦狂痴醉復癲”，這種“上誦周孔書，沉湎至酣藉”（陸龜蒙《村夜二篇之二》）的詩句，俯拾皆是。可見他內心之中，長久以來盤積著無法排遣的沉鬱和無奈。
齊彥槐對李振鈞的寄語，在李振鈞大魁天下之時，終得以實現。但李振鈞一舉成名、一片曙光之後，再無嗣響，從拋物線的頂點，迅速下落。狀元公內心所期許的縱橫排闔、乘風破浪的高光時刻，始終沒有出現。
狀元故里樹林沖
從歷史的回溯來看，在那個詭譎激盪、國道式微的時代風雲裡，迫使李振鈞一邊追求仕途，一邊抨擊時弊，避害趨利，雲鶴而上，這或許對他的人生要求有點過高，只能說這是個人視界的侷限和科舉制度的悲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對清朝死氣沉沉社會局面的不滿，大聲疾呼社會變革，像龔自珍這種震耳發聵之聲，在李振鈞詩歌之中尚顯不足。仍然寄託於朝廷的垂青，對於大廈將傾、國運江河日下的時局尚未看得清悟得明，更多是對自我價值的無法實現而衍生出的“自悶”和“自傷”。
畢竟是生於官宦家族的一員，李振鈞從小接受傳統的儒家文化薰陶和濡染，整個李氏家族依然看重的是科第鼎甲這條路線圖，家族的使命和歸宿皆是固守於仕途進階。但他的科舉之路，在初期很坎壈。十八九歲初試，縱使飽腹經綸，還是鎩羽而歸。從其詩《小步》中可以看出他憤懣的心態。“黃葉不可掃，白雲不可攀。”“窮阨易降辱，顯達忘辛艱。”後歷經九次應試，這種折磨也是非常人所煎熬，直到道光八年（1829年）才中式舉人，第二年殿試，方狀元及第。
此時，他的父親李長森已經去世五年多了，授業恩師劉香雲也已過世多年。他仕途的成功想必也是他父親一生的囑託，無法在父親李長森和前岳父汪志伊在世時看到這份光前裕後的榮耀，估計也是李振鈞自己內心深處一直無法掃去的痛點。而且，此時他已年滿36歲，和其父其兄都是在30歲之前，便早早中式進士相比，可謂霄壤有別。更何況他的堂兄李振庸、從堂叔李長蓁、從堂兄李振翥，還有比他還小的堂侄世彬，也早已相繼成為進士，唯有族侄李國杞和李振鈞同榜。家族的榮光此時才得以沾濡和延續，李振鈞和相比他們，已是遲遲晚矣。
也許是科舉進取的一再失意，美好但很短促的第一次婚姻陡然解體所遭受的打擊，還有那種資質奇高的詩文才華不被世人所仰知所推崇，等等原因吧。從他詩文的藝術實踐裡，可以讀出其孤芳自賞、疏放曠達、桀驁不馴、不諧於世的秉性。正因如此個性影響，其一生的仕宦軌跡很不顯貴而是較為坎坷。平生大概分三個階段，分別是從出生到第一任婚姻開始為第一個階段，第一任夫人汪正珠歿世到道光九年考中狀元為第二階段，初授翰林院編修到其歿世為第三階段。
他的一生，在其入官之前的重要文集《味燈聽葉廬詩草》和道光、同治版《太湖縣誌》《清實錄》《李氏廷芳公支譜》以及一些歷史文獻裡兼有記載。除零星散見在各地的刻石和匾額之外，其他詩文，正如他的受業弟子曾任翰林院掌院學士、體仁閣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傅的寶鋆（1807—1891）在《味燈聽葉爐詩草》序中所述：“通籍後所做，多散佚不全”。寶鋆系李振鈞於道光丁酉（1837年）任順天鄉試同考官時所取仕的，對李振鈞的遭遇一面很同情一面很支援。李振鈞《詩草》的刊印，莫不得益於他，終為當代研究者對李振鈞詩歌才華的研究儲存了重要史料。
近年來，在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安徽大學、井岡山大學、中華詩詞研究院等一批專家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將李振鈞的研究納入視閾，結合乾嘉道的時代背景，從“大歷史”“大文化”“清詩史”的角度，對李振鈞的科考策論、詩歌特色、書法藝術以及太湖李氏家族的溯源等進行深度研究。李振鈞從巍科高第到後來卻默默無聞，將這一極具偶然性和顛覆性的特殊個體，與當時的政治體制、社會活動、文學風氣等結合起來，進行綜合考量和評述。這些論文使得李振鈞現象“重見天日”，以小見大，成果豐碩，頗具學術創見和鏡鑑意義。但從所蒐集的資料裡來看，許是遺存的文獻大多為其36歲之前的作品，尤其狀元及第直至其歿世這後十年的作品散佚無覓，這對李振鈞完整人生的研究，有很大的掣肘，論述尚不詳備，亟待後來者繼續發掘和稽考。
一、從翩翩少年到志得意滿
李振鈞出生於京師，故名“燕生”。在母親的培養下，自幼聰穎，五歲開始入蒙學，便能辯解四聲。七歲時，隨父一直南下，第一站來到山東萊州，於古藤書屋授業於恩師劉香芸門下，長達三年。日課五絕詩一首，曾作題畫山水詩一首：“水繞村前綠，山橫遠樹青。詩人工著筆，添個小茅亭。”有遠景，有近觀，有想象，層次感很強，少年才氣，嶄露無遺。嘉慶七年（1802年）剛九歲時，他二妹出生於父親山東登萊青兵備道的任上，正好週歲，父親囑寫《女弟潔晬盤》。全詩用典博雅，小小少年，學識積深之厚，同年稀見。
由於父親李長森基本上兩至三年挪官一地，其也隨至一地。從嘉慶十六年（1811年）至道光九年，隨父親宦遊江西、福建、山東、河北、貴州、四川、雲南、江蘇、湖南、湖北等地。祖國大半個大好河山，幾乎履遍。他鄉之風光，異地之人文，佳山秀水，名勝古蹟，盡入詩來。
才情不廢，終贏得佳偶良緣。自古官宦相互奧援，兒女結對是最被稱道且最為便捷的門徑。李振鈞初配汪正珠，汪正珠為桐城籍曾任湖廣總督和浙閩總督的汪志伊的五女。兩位朝廷大員結為秦晉之好，可謂門當戶對。
北宋神童汪洙有詩曾雲：“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乃人生四大快事。李振鈞雖一時未取功名，但終抱得美人歸，總算有一樁愜意快事屬於他，足以慰藉平生。嘉慶十五年（1810年）李振鈞和汪正珠在武昌結婚，娶得時任湖廣總督汪志伊的掌上明珠，郎才女貌，天造地設，這應該是李振鈞負勢競上的第一個人生波峰吧。
而在相對嚴謹的家學苛求之下，詩詞文再工，畢竟還得以學業為正途，“少長竊窺經史”，縱覽典籍，摘求章句，是為本業。又得益於父親的耳提面命和近宦文士的敲打錘鍊，經史文論，進益迅猛，自不必說。他的詩詞才華，也是鋒芒漸顯。嘉慶十八年（1813年），其父調任貴州按察使，剛滿二十歲的李振鈞送母歸太湖，路過安慶，夜遊大觀樓，寫了一詩一聯。詩聯的境界宏闊，意氣縱橫，猶見其豪情壯志，一時無兩，這正是他早期作品的一大特色。
汪正珠生於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四月二十九日，比李振鈞略大三歲多，二十歲嫁給十七歲的李振鈞，相互結縭，亦姐亦妻。更何況汪正珠出生名門，亦算名媛，家教良好，“受女誡家範於父，亦解韻語。”而且性格溫敦，“能周旋其間，無垢誶語，弗輯者久亦化焉，有女師之稱。”原本是一對神仙眷侶般的少年夫妻，鶼鰈情深，琴瑟和諧。只可惜紅顏薄命，他們結婚六年不到，嘉慶二十年（181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汪正珠在福建她父親的官署去世，享年僅僅25歲，且沒有子嗣。
狀元親筆題寫的詩句。刻在狀元當年讀書暑天用的竹肘上。
二、從第一次婚姻解體到仕途不彰
汪正珠的早歿，且李振鈞未能見到最後一面。對於心高氣傲的李振鈞，這種打擊無異於晴天霹靂，不可接受。老天的刻薄不公和仕途的巨大落差，盡降於他。這次波峰的跌落，對他的個性成長只會產生不可逆的加碼。
據各版本《太湖縣誌》載，在《太平寰宇記》裡評價湖邑之人時，曾雲：“人率性真直，天性忠義。”曾任安慶知府，明正德進士，甘肅天水人胡纘宗也說：“安慶人物，忠敢不愧於古。”康熙九年（1670年）升任安慶知府，浙江石門姚琅也曾說：“荊楚饒勁士，吳越多秀民。”這些都是對太湖歷史人物的綜評。在太湖之地，勁介果敢之餘，孤傲、自負、不安於現狀的靈魂詩者文者，也不乏其人。如明末時期的雷演祚、明末清初的才子石龐、乾隆中期的王大樞以及民國時期的朱湘等等，無不有其近似之處。大多以酒醪為妻，以詩文為子，且躁動不安。他們俯仰天地之間，大多恃才傲物，文思敏捷，品性豪放，蔑視官紳，愛抱不平，為權貴所惡，皆繞不過一個“耿”字，終為世情所抑制，且石龐、朱湘和李振鈞一樣，皆是英華早逝。
第一次婚姻解體，成為李振鈞人生的重大轉折點。從此，太湖縣樹林沖的環蔭閣中，餘園裡，孤獨的剪影成了他唯一的伴侶。苦悶之餘，只得以筆為刀，刻骨刳心，獨自療傷。從他挽悼汪正珠的詩中，可以一窺端倪。在《味燈聽葉廬詩草》中，涉及汪正珠的詩作有《結腸集》一卷，收錄有《悼亡四首》、《自傷》、《自解》、《重譴》（十首）、《魂歸來歌》（七首），總共二十三首。
如悼亡四首之一：
年年酒向詩中灑，惡讖誰知竟屬卿。情海幾時驚一變，神山此去了三生。
遣函猶道將歸速，靈藥終難與命爭。最是迴腸不堪憶，飄風零雨落花聲。
悼亡四首之二
矜莊守禮耐沉痾，熨體堅辭嫗撫摩。六載人如春夢短，一生病比亂山多。
衾嚴石迸嶙峋筍，喘息絲懸宛轉梭。若使永眠仍負痛，扶擎反側託伊何。
悼亡四首之三
夫婿封侯會有期，更期早歲勖燃藜。如何荊布身難待，未必珈笄福不齊。
夢幻迷離歸大覺，死生契闊付柔嘶。傷哉最是喃喃句，痛想高年掩淚題。
悼亡四首之四：
搴幔臨岐賦柳枝，兩情都合不言知。那期衛女思歸日，是與荀郎永別時。
黃土未澆和血酒，青燈且補斷腸詩。莫疑萬里魂無夢，昨夜春林叫子規。
喪妻之痛，始終無法排遣，“落花”“亂山”“春夢”“血酒”“青燈”“子規”等字眼，平添哀婉悽苦。仕途壯志未酬，悲涼頓生，又從“傷妻”轉向“自傷”。
大約十多年之後，李振鈞重新組建家庭。這次繼配的是江寧汪氏，江寧汪氏家境暫時無考。同樣是汪氏，後繼汪氏想必在家境和社會地位上似乎並不顯赫，和封疆大吏桐城汪志伊家族不可同日語。後繼汪氏生於嘉慶元年（1796年）丙辰六月十一日，卒於光緒二年丙子（187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享年80歲。生子三，頭胎長子世侗，可惜早殤；李振鈞中狀元后第二年，即在道光十年（1830年）才生下次子世信，道光十二年生三子世佶。
在李振鈞第一次婚姻和第二次婚姻這之間，想必是他最落拓的一段時光，也是他詩文創作相對成熟且旺盛的時間段。在其《檢詩稿偶成》裡寫道：“假我少年悅性靈，侯蟲時鳥發新聲。”此時，明代前、後七子的復古之風漸息，袁枚強調和主張的“直抒胸臆，詞貴自然，反對泥古不化，強調自創精神”的性靈之風開始廣泛流行。李振鈞似乎對性靈派大家隨園主人袁枚很是推崇，除在有意仿效袁枚其詩性之外，行為上也在效仿，大抵無二。此時的他，常常到南京等地遊玩，居無定所，有時隻身留念秦淮歡場，剪翠裁紅。估計這是他強烈的陣痛之後，又一次徹底地放縱和麻痺。這階段曾寫了十八種情景下的女性題材詩歌《美人十八首》。除《塞上》、《馬上》、《帳下》略顯巾幗豪邁之氣外，而後十五首似有秦淮夜宴、狎遊脂粉之嫌。
歷史上為人所知的風流公案，也是不勝列舉。遠追元稹、周邦彥、蘇東坡，近得張岱、袁宏道、袁枚等等吧，好女色甚至好孌童。白衣卿相，風前月下，一度是那個時代中國文人的普遍情結。古代文人受儒家入世精神的影響，向來懷有兼濟天下的情懷，為萬世開太平計程車大夫豪情。“三從四德”的女人難以理解這種情懷，也無法與丈夫溝通這種複雜的情感。很多懷才不遇、抱負難以實現的讀書人，想尋找異性抒發感情，獲得同情與認可，也想獲得一點安慰，來撫平受傷的心。同科的龔自珍雖和林則徐共同憎恨鴉片，但也存有嗜賭和狎遊這一“精神鴉片”的不良癖好，為龔自珍鮮為人知的一面。也許是在那個苦難時代裡，不少文人們抱負未展，只得自我墮落的負面宣洩吧。
李振鈞創作這些詩歌，擺脫不了豔體詩的底色，也許是在發洩其喪妻和仕途失意等相互交織的悲情，是可原亦不可原。因此，遭到了後來成為他座師的黃爵滋的猛批。
黃爵滋和林則徐、龔自珍、魏源、姚瑩等人志趣相投，提倡經世之學，主張革新吏治，掃除貪汙，整頓軍務，鞏固邊防，是當時改革派中一位有影響力的人物。黃爵滋敢於揭發封建統治的黑暗腐敗現象，“以直諫負時望，遇事鋒發，無所迴避。”在鴉片戰爭前，倡議禁菸應重治吸食者，挑起了在全國各省軍政大吏中關於嚴禁馳禁的一場大辯論，成為林則徐主持禁菸運動的發起者。道光十五年（1835年），已被提為鴻臚寺卿的黃爵滋更加力行勸諫，進呈《六事疏》，就治國家、廣言路、儲將才、制匪民、整頓京城營衛、嚴防外夷等提出自己的主張（以上見於《清史稿》列傳之卷一百六十五“黃爵滋列傳”），後均被道光帝採納施行。其敢於直諫之聲為臺諫之冠。
黃爵滋在文學上也強調有益世用。他要求文應“內而身心，外俾世道”（《仙屏書屋四書文自序》），即有益於立身與治世。主張詩“發至情於歌泣，陳大義於死生，中有自得之真，外無他求之巧”（《雲濤山房詩序》），即要有真實的內容。他不滿意當時脫離現實的性靈派平庸詩風，表現出要求改革詩風的意向。
在黃爵滋《與李海初箋》中提到：“夫性靈之說，在思無邪，近世狎褻之作，非性靈也。若能以古人之性靈為的，則無論是漢是魏是唐是宋，總無悖於立言之旨，乃可為要。通卷中盡是風雅之作，若其暫染時習者，速宜塗去，詩題某某，何必為此？想高明之士，必能虛聽，不以僕之言為迂為謬。豪氣不可無，粗氣不可有，凡事如是，不獨詩也。勉乎哉！自審之，則吾黨之幸耳。”座師的批評還是很嚴厲，真誠規勸李振鈞在詩歌創作上，速宜避免性靈派淺陋之弊習。李振鈞後來也很追悔，在《詩草》自序裡最後面寫道：“回首當年之剪翠裁紅，忽忽已成往事，古人云‘情隨事遷’，感慨系之良有以夫。”但這些詩歌，在道光五年（1821年），李振鈞32歲時，對詩稿進行整理和刪汰，最後還是沒有被剔除，想必這是李振鈞固守自己的詩歌信仰所留存下來。
李振鈞存錄在《詩草》中的詩歌，大都是通籍之前的創作。同治版《太湖縣誌》載：“振鈞才名尤籍甚，天資絕特，詩文若夙構，詩酒淋漓，意氣不可一世，人亦無敢抗手。少隨親宦遊，足跡半天下，所交多名流。”他擅長各類詩體，古近體鹹工，有其匠心獨運的一面，獨抒性靈，沉雄豪放，兼而有之。詩歌的體裁也很廣泛，得益於隨父宦遊的閱歷。除上述的挽悼詩外，在山水詩、憑弔詩和題畫詩等皆有涉獵。
同治版《太湖縣誌》裡還評其詩：“詩初學明七子，而吐言夭拔，不襲李、王（李攀龍、王世貞）面目，晚乃漸近自然。”明七子分前七子和後七子。前七子為明弘治、正德年間（1488-1521）的文學流派，以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等為代表。而後七子，後亦稱“嘉靖七子”，指的是明嘉靖、隆慶年間（1522-1572）的文學流派，以李攀龍、王世貞、謝榛為代。他們強調前七子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理念，高揭復古的旗鼓，相互結社，參與酬唱活動，聲勢煊赫。如李攀龍的“擬議以成變化，日新之謂盛德”，王世貞的“師匠宜高， 捃拾宜博。”以格調派復古詩學示人面目。由於復古派的模擬和偏狹之流弊，日趨明顯而嚴重， 遭到後起的以袁宏道為首公安派、以鍾惺、譚元春為首竟陵派的抨隲，進而向神韻、性靈、空靈方向轉化。李振鈞的詩文裡，有時用典博雜且奧晦，且在明道、致用、紀政事、察民隱上尚存不足，有明七子的痕跡。但並未入窠臼，拾其牙慧，筆法常有獨到之處，沉雅味、警策性洽和十足。
從李振鈞評論前人的詩文創作還可以看出，他始終未存門戶之見，曾雲：“李杜在宋，不失大家；蘇陸（蘇東坡、陸游）生唐，自是初盛。”天下詩文，自是一家，不必抑此揚彼。這一詩歌言論雖不至於超前，至少與時代同步。
他的山水詩共計有45題100首，正如他在自序裡所說：“少長從親宦遊，南窮牂牁，北溯澱津，泛洞庭，涉彭蠡，觀海於東萊，渡河於袁浦，吊禰衡於芳洲，訪滕王之高閣，上石城以眺秋，躡金山而調水”（《周行紀聞雜詠錄》）。描寫了江南、黔貴、河曲等地的大好河山，或行旅見聞，或思念故土，或寄懷故人，或憑弔古人，既有豪放之氣，又存幽杳之趣，亦見清遠疏致。既得性靈派之神髓，兼有李陸之高亢。這些山水詩，善用多種修辭手法，用典貼切，繪景如畫，構圖非常精美。
他的憑弔詩共計不下五十首，大多收錄在《詩草》下卷。如《拜孟廟》《曲阜懷古》《孔子手植檜》《渡黃河》《吊淮陰侯》等，皆歸集為《徂東後集》。在道光七年丁亥（1827年）八月，和母親一道，送三妹李季芬嫁給山東曲阜縣孔府襲封七十四代衍聖公孔繁灝，盤桓三個多月再和母親南歸故里。這些詩歌為途中所作。《拜孟廟》詩云：
尼父而來僅一人，天教雷井溯洙濱。湯文不作空伊呂，管晏猶羞況衍秦。泥古荊公真竊位，抗言司寇是功臣。巖巖氣象垂千䆊，鐵樹幹霄邁大椿。
一首七律竟然一口氣提到八個歷史名人，且不避鋒芒，直批前人。竟論王安石的“熙寧變法”乃竊取國位，估計是受到南宋朱熹理學和元明清官方對“荊公新學”抨擊的影響。以史喻今，思古不泥古，反而叛逆於古，其狷介不羈的個性，由此彰顯無餘。
而早期編錄在《北征詩存》裡的《漂母祠》，作於嘉慶十七年（1812年），此年才十九歲，隨父督運北上，路過淮陰。氣勢開闊，義氣縱橫，張合有度，寫出漂母的善良和激勵，凸顯出初試折戟後的李振鈞，敢於對漂母的母德和呂后的惡行進行深度褒貶。“君不見鳥盡弓藏良將死，皓首功名同白起，長樂受縛誰為憐，呂后何如漂母賢。”比錢大昕和趙翼的《漂母祠》等的詩歌，更見風骨和歷史厚重感。這首詩和《小步》、《檢詩稿偶成》中兩首，後載入民國徐世昌編輯的《晚晴簃詩匯》第3冊。
他的憑弔詩大多題寫的是名山大川的名人祠廟，也有一些戰場古蹟、津樑樞紐等，這部分詩歌用典貼切，借古喻今，知史論人；還有一部分為個人傷懷詩歌，曾寫《夜坐感懷》2首，如《感懷》：“荏苒流光去莫追，潘郎今已鬢成絲。得原非福失猶幸，壯不如人老可知。一代風流能有幾，千秋事業未為遲。文中飛將詩中吏，俯首眉山進一卮。”名士事業未竟，人生困窘未知，豪氣和期冀交錯在胸中。從這些詩歌裡，可以讀出家國興亡的滄桑感，沉鬱之中還抒發著對世道不公的悲憤，寄託著自己的悲憫情懷，某些詩歌成就也不亞於陸放翁。
他的題畫詩共計十九題五十九首。題畫詩濫觴於六朝，形成於唐，勃興於宋，至元明清三代大放異彩。清代詩人文集裡常見題畫詩，成為一種極具特色的大類題材詩。李振鈞的題畫詩大約可以分花木類、思親類、花鳥類、仕女類、人事類和神幻類等。如“漲膩浮香水一條，門前幾樹柳彎腰。悄隨翠羽窺金屋，肯上華燈侑玉簫。乍見已拼仙骨化，重來難禁豔魂銷……俠骨柔腸都休說，枯寂今如退院僧。”念念不忘前妻，肝腸寸斷，相思難抑；“草偃和風洽，花開愛日妍。”沖淡晏和，明麗動人，有很強的代入感，這般明淨的山水詩歌，在數量上還是不少；“男兒讀書果何事？早歲揚名慰親志……披圖無奈倍增感，父書兒讀能未能。”還是離不開對仕途困厄的悲嘆；至於“煙香杳渺泛阿羅，浪說鮫宮幻相多。新向蓬萊山上望，朱霞天半海無波。”酷似遊仙詩，想象力奇特，終難以掩飾渴望擺脫俗世的羈絆；題鄭思肖的《墨蘭圖》寫道：“西山薇蕨許同倫，勁草離批撇淡痕。不似楚香託沅澧，此曾無地著孤根。”寄興於屈原楚地的孤憤，託志於平生無倫的不幸；而“呼我為狂我不辭，更無人道只君知。漫雲絕世人難再，如此通才恨見遲。”更是直把他人的畫作化成個人的狂傲，來一次徹底地情感噴發。
還見到李振鈞題畫詞一首，也是暫時能蒐集到的唯一一首他的詞，收錄在《詞綜補遺》卷七十一里。詞牌為很少見的“南浦”，詞名為《題畫溪春晚圖》，詞雲：
朝煙漠漠，乍披圖、曾識者溪山。有個人家臨水，芳樹綠成灣。一片紅霞東起，偏花間、好鳥弄綿蠻。正畫樓眠覺，倚窗凝眺，遠浦出輕帆。
暖鳥晴燻菸草，柳梢頭、垂露溼春衫。步向綠陰深處，消受此身閒。我亦慣攜柑酒，到如今、客夢繞鄉關。算輸君清福，曉風殘月亦江南。
這首詞描寫了一派好鳥啾啾、煙花迷人、綠意盎然的江南風光，不著典故，意境淡遠。和他詩歌的寫法迥然相異，不失為一首佳作。可惜是他的詞曲存世量極少，不足以窺全貌。
李振鈞對菊花和梅花情有獨鍾，專題梅花菊花的詩歌大約十餘首。寫太湖龍門寺的“乍聞鷲嶺傳清梵，直上龍門到廣寒。歸去來兮明月路，滿頭菊影笑相看。”和“風月無邊宇宙寬，斯人底事異悲歡。雁橫塞北空傳簡，菊滿籬東好掛冠。”有著對陶淵明山水歸去的嚮往，有著對秋色明月的暢喜，也有著感嘆時空變換的生命體驗。隨園主人手植梅花數畝，為金陵絕佳之景。尤其袁枚晚年招收女弟子，在當時可謂驚世駭俗之舉。乾嘉時期，江南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富庶之家眾多。隨園女弟子的籍地，以蘇杭地區為最多。如此倜儻風雅，也引得李振鈞羨慕不已。對齊梅麓的第二個女弟子畫家許定生曾寫《贈許定生內史》：“隨園弟子女名家，桃李新鮮那足誇。傲骨慧心真絕世，一生傾倒只梅花。”還有題齊梅麓前輩梅花居士圖，詩云：“天留此卷待先生，好與孤山證舊盟。七百年來渾不改，名花高士兩難並。”“一園香雪悟前因，神似何須太逼真。畢竟老梅休得到，化身個個是詩人。”等等吧。他還將菊花和梅花做對比來寫：“開殘尚有凌雲勢，歸去原非失意人。除卻嶺梅芳信動，更無如此十分春。”打破常規，寫菊花毫無秋煞之氣，壯志直上雲霄。菊花開後是梅花，梅花開後便是十分美好的春光。菊花傲勁霜，梅花傲酷寒，豈不是李振鈞的傲骨之風？
李振鈞的詩歌還有一個重要特色，他的作品常常以組詩的形式來展示人和事。組詩具有首尾完整、內容連貫的特點，把所見的人物特徵和人生經歷包含在組詩之中，具有“詩傳”的況味。如《挽廉訪兄十首》，廉訪兄即族兄李振翥。十首七律寫出李振翥的德行、義舉、性情、才識、美政以及和與詩人本人的交往等等。將這十首詩前後比對，實則寫的就是李振翥的個人傳記，在結構和內容上有很強的記述感和完整性。類似這種組詩常常以結集的形式，收錄在《詩草》裡，如上述的《徂東後集》、《舟行紀聞雜記》和後述的《瀛洲草》等，皆有“實錄”的色彩，兼具一定的史料價值。
三、從大魁天下到懷才不遇
從李振鈞36歲中狀元，進入翰林館閣，到46歲歿世，這十年時光，按理說是他最風光的時刻，也是他創作詩文最好的時機。但除了能略查實他翰林院任職時的記錄之外，他的詩文幾乎未見多少。縣誌載“久躓名場，志不少挫。”許是宦場沉浮，磨蝕靈感，落寞有餘，詩性消解不繼。不排除最大的可能是詩文散佚無輯，縣誌再載“存稿甚富，兵火大半散失。”甚為可惜。
剛剛殿試結束後，總計寫了十首詩，大抵屬於館閣詩，為趨時應景之作。皆收錄在《瀛洲草》中。如道光己丑四月二十四日集阿思哈門聽宣折封引《見乾清宮》：“金門曉啟玉階平，鵠立齊聽首唱聲。一紙喧傳中使疾，三霄巍步小臣驚。早看丹禁環簪佩，爭攬青袍問姓名。五色果然符吉夢，海東雲擁日初生。”在這首詩的後面，李振鈞自注了三句話：“臣誕日，先臣長森典試廣西，是日在途，夢海上日出。”這段自注大多研究者們似乎沒特別在意，從這裡再一次看出，其父李長森早已暗示期待二子李振鈞將來出人頭地的強烈意願。
狀元李振鈞鵠立丹墀之上，聽候傳臚高呼。此時此刻，彷彿是站在家族極致風光的榮耀頂點和一覽眾山小的人生巔峰，心情舒暢自不必說，同樣期待自己將來和其父其兄一樣，扛鼎朝廷，施展政治才幹。在同治版《太湖縣誌》載道：“既入館閣，心益下，才益斂，鹹以遠大期之”。
然而，並非事事如願。一旦登上堂奧，進入館閣的李振鈞，恰恰多年養成的傲性未除，才情未斂。常年位居清要之地，對於編修、撰修和纂修這些常人無從企及的文職熱位，竟然毫無留戀之心。正如在《詩草》自序裡他說：“潦倒中年，情懷蕭瑟，不若少時天真攄寫，音律自諧。”據《清實錄道光朝實錄》卷之二百四十一載：“李國杞、修撰李振鈞，俱著各罰俸二年。”道光十三年（1833年）的翰林院例行考試，叔侄兩人，竟然考列四等，還被罰俸。這離李振鈞中狀元還不到五年，此等情形同樣極為少見。是懷才不遇還是鴻圖未竟？是天下負己還是個性使然？再一次波峰跌落，純屬個人所誤，他的仕途也由此落寞下去了。
李振鈞的座師黃爵滋曾在京師主持過詩歌風會，還與他人踵武過宣武城南詩社，於道光九年（1829年）發起盛大的“江亭餞春”詩歌雅集；於道光十二年壬辰（1836年）與葉紹本、徐寶善等發起“江亭展褉”活動，曾經轟動一時。他們皆是當時清流議政的中心，“以氣節相尚，賦詩酬唱，一時京師壇坫，稱極盛焉”（吳昆田《孔宥函傳》）。
在黃爵滋的《仙屏書屋初集年記》裡，曾經錄入李振鈞的一詩一文。由此看出李振鈞和當時的主流詩壇有過互動。他的弟子寶鋆曾說他“語言憨直，傲岸不羈，不合於時。”在當時的詩壇，傲士雄傑恰似過江之鯽。如與魏源有金石之交的陳沆，為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狀元，詩風清俊；被人譽為“凌轢百世之才”的湯鵬，性格倔強，不願阿諛富貴；龔自珍這位開風氣之先計程車林“怪傑”，作為著名的清代文字訓詁學家、經學家段玉裁（1735-1815）的外甥，家世同樣顯赫，他的時號為“龔瘋子”，在談論詩文時，常常蓬頭垢面，甚至不屑於洗漱，且口出狂言，無所顧忌。李振鈞與他們的家世背景相似，脾性也近似，但他“縱談竟日，幾謂宣南坊無足與語者。”這般傲士皆能“抱團取暖”，且成為一生的契友。而李振鈞則落落寡歡，與他們竟然不可交遊，這一“悖論”，估計出於李氏家族一直以來固守正統儒學和謹嚴吏治的理念有關。
李振鈞在繪畫和書法等藝術領域的造詣同樣很深，同治版《太湖縣誌》載：“書法超逸，逼似米南宮。寸縑尺楮，人爭寶之。”李振鈞題畫詩不少，也創作過畫作，如曾畫戴笠小像，請齊梅麓題詩等。惜畫作暫時未見存世，但他的書法作品存世量還不少。在民間，對湖邑這位百年不遇狀元公的書法藝術還是很推崇，紛紛邀請他去題字，全國各地散見。李振鈞曾為太湖本地朱府胡老夫人九十大壽所題匾額“畫荻長年”，此匾額估計是他存世不多的書法作品之一；據2019年張健編著的《明清徽州婦女貞節資料選編》第六章載：黟縣何士潮妻子韓氏，年二十二守節，八十歲卒，“修撰李振鈞題‘節壽流徽’額。”據海南《儋州志》載，李振鈞為儋州光村鎮油行村李氏宗祠題寫匾額“保世滋大”，書法方正遒勁；曾為黟縣黃村文昌閣旁的水口亭題額“立高見遠”，李振鈞還補加了跋語，道出了黃氏家族的歷史名相和題額的原委，題寫時間為道光十五年（1835年）夏六月下浣。其遺留至今的對聯也不少，如“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此聯為宋代魏野的《書逸人俞太中屋壁》頷聯），“果然竹屋低於艇，未必梅花瘦似詩”，“遊人縱道五陵樂，高士自守孤山居”。在道光十五年乙未秋於荊溪寫了一副對聯“池上吟詩白鳥過，洞中書字青苔潤”，同時還集聯寫“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此聯為晚唐許渾的《咸陽城東樓》的頷聯）。龍蛇行草，一氣呵成，莫不見一位風雅才子的高致情懷。
狀元墓。老墓已溶入到大山的深處，這裡只是一座衣冠冢。
筆者曾到樹林沖採訪過，從不少李氏宗族的老人口中得知一些關於李振鈞的傳說，這些傳說也能體現出李振鈞不融於世俗的個性色彩。傳說李振鈞的母親江寧顧氏為侍妾扶正，因李振鈞在樓梯上所生，故有一乳名叫李梯生。道光十四年（1834年）顧氏歿世，李振鈞回家守孝。按太湖當地風俗的等級觀念，娘妾的棺槨是不能走正門抬出。李振鈞心生一計，自己躺在他娘妾的棺木上，才得讓他娘妾從正門抬出，意思是他娘妾不可以如此抬走上山，他作為狀元總得可以從正門進出。
總之，李振鈞踽踽獨行於天地之間，作為士子中的個例，也有他的獨異之處。他的一生堪稱大起大落，始終在波峰和波谷之間來回跌宕。生於官宦之家，卻仕途淹蹇；娶得大家閨秀，卻瞬失真愛；中得狀元及第，卻再無餘響；飽蘊一身才華，卻無從施展。但李振鈞在詩文這一領域，口吐珠璣，排奡縱橫，閃爍著鋒芒過人的才華。無論他的山水詩、題畫詩、挽悼詩，還是他的憑弔詩、館閣詩，即便某些為人詬病的仕女詩，沉雄之中充滿著靈性，高亢聲裡汩動著悲愴，在清史詩裡留下難以磨滅的獨特印記。“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杜甫《天末懷李白》），即便李振鈞的狂傲個性對他的仕途、生活造成令人遺憾的結局，但他出眾的文學才華，不會再被歷史的遺塵所淹沒。作為古皖家族鼎甲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他是嘉道年間劃過暗夜一束耀眼的流星，也是中清末變革時代一朵絢麗的曇花。耿介不羈，倜儻不群，特立獨行，可惜英年早逝。才氣也，本性也，宿命也，悲夫哉。在由林則徐、龔自珍、魏源等進步文人，燃起中國改良主義運動的爝火之時，與同時代他的父親、兄長和叔侄輩等冠蓋之士相比照，李振鈞身上所體現出消極的叛逆，落寞的仕途，不禁讓太湖的後人們，在這種巨大反差和強烈刺痛裡掩面唏噓。帝制時代的桎梏和枷鎖，孰敢皆能掙脫。“多才自古難青眼，好友如今漸白頭。萬事若能如我意，大河亦應向西流。”時勢不見得皆能逞造英雄，天道若無情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反而會造出一場無法避免的人生悲劇。
［備註：① 文中凡未備註的引文，皆出自於《味燈聽葉廬詩草》，簡稱《詩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