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承千年的歷史之中，有著輝煌鼎盛的王朝，有著燦爛多元的文化，也有著無數驚才豔豔的人物，他們的出現都在推動著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

唐宋時期可以說是最為典型了，盛唐之時，萬國來朝，文化多元開放，深遠的影響了之後的王朝以及周邊地區、國家的文化發展。宋朝時期也不落其後，“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宋詞凝聚了文人墨客的指揮，代表著這一時期的最高文學成就。在宋朝的歷史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可能並不是它的繁盛，而是其與周邊國家的戰亂，是靖康之恥，是積貧積弱。那麼宋朝真的就是這樣嗎？

北宋汴梁模型

宋朝雖然被認為是“積貧積弱”的一個朝代，但其也是中國歷史上政治、經濟、文化極度繁榮的時代，甚至這一時期民間的富庶程度與經濟的繁榮遠遠的超過了盛唐時期。

宋朝建國三百餘年，發生了太多的事情，內憂外患，冗官、冗兵、冗費而造成的“積貧”，加之外部少數民族不斷侵擾而帶來的“積弱”。如何能夠擺脫這樣的局面，是宋朝歷代皇帝都在思索的問題。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可以說是對北宋時期汴梁繁榮景象最直觀的表現，宋朝經濟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變得如此繁榮的呢？

宋朝商稅發達

在中國千年歷史中，多數王朝對於商業發展採取的措施都是重農抑商的政策，小農經濟自給自足便可以使得國家安定，穩定統治，且農民穩定生活更有利於他們徵收賦稅，充盈國家。然而宋朝卻是一個意外，這一時期的工商業佔比比農業高出一倍不止。

有學者推算公元960年後，中國人均GDP達到了450美元，宋末時期更是達到了600美元，而同一時期中世紀歐洲僅為422美元。

宋朝開始繁盛的商業古鎮

經過隋唐兩代的發展鋪墊，大運河的開鑿，南北經濟的溝通，海上和陸上的絲綢之路都促進了宋朝的商業發展。

商業的逐步發展使得統治者對於商稅格外的關注，在全國各地設定場、務等機構用以徵稅。宋朝的商稅主要分為了兩種，過稅，每關值百抽二；住稅值百抽三。前者針對行商，後者針對坐賈。商業的繁榮發展，使得宋朝時期所徵收的商稅越來越多，真宗時期還只有450萬貫，而到了仁宗時期就已經達到了2200萬貫了。

宋朝經濟措施

宋朝商稅能夠達到這樣發達的地步，與當時的措施是分不開的。首先是商稅制度，商稅帶來的巨大收入也使得統治者更多的關注商人群體，並且根據利益發展進行調整，尋找利益最大化。

再者是社會風氣，國家對於商人不過多壓制，在許多的政策上也沒有歧視措施，反而還儘量保護商人利益，甚至是允許商人入仕，商人的社會地位得到提高也有利於商業的發展。人們看到了國家的態度之後，也會有更多的人想要參與進來，從而也使得交易規模擴大，種類增多，很大程度上也帶動了宋朝的城市發展。

並且在戶籍管理制度上，宋朝所採取的措施也是有利於商業發展的。在這個王朝中所採取的戶籍制度有一定的開放性，它規定一個人若是移居到一個地方超過一年以上，便可以算是當地的人，擁有了當地戶口。而在以往的歷朝歷代，他們所希望的是人們能夠固定在一個地方，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安定的生活，能夠讓國家穩定的徵收各種賦稅，而商人的流動性太強，不利於社會的安穩。

宋朝的商業繁榮除卻國內的商業流通，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對外貿易的發展。在宋朝之前，對外貿易主要的交通要道是西北方向的陸路，也就是陸上絲綢之路。而到了宋朝時期，由於戰亂影響，陸路便被敵對國家封鎖了，交通時斷時續。

宋朝時期的海船

宋朝的對外貿易便很大程度上受制於人，這自然不是人們樂意看到了，於是他們尋找了新的路線，開闢了海上陶瓷之路，宋朝的造船業十分發達，當時海上貿易所用的大海船可達300噸，要知道哥倫布航海所使用的船才120噸。海上貿易不僅使得宋朝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發展，也推動了世界的進步，指南針、火藥，印刷等發明創造傳入歐洲，促進了世界文明的前進和發展。

宋朝的商業發展為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城市發展，店鋪林立， 商稅發達，在開明的經濟政策中，宋朝的經濟繁榮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甚至是明清時期的財政收入都不及宋朝。可當統治者在看不到這樣的經濟收入，這樣的繁榮景象之後，後代的統治者為什麼依舊採用了重農抑商的政策呢？

重農抑商政策演變

重農抑商的政策在中國古代歷史中佔有了重要的地位，可以說是歷代王朝都遵循的一項基礎國策。這一項政策可以溯源到春秋戰國時期，在商周時期，農業與商業並沒有地位上的差異，兩者是平等存在的，而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各家學說都對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比如說韓非子認為“商賈外積”為封建社會滅亡的象徵，荀況也認為“工商重，則國貧”。這樣的想法並不只是流連於口語之中，而是逐步落到了實處。以魏國為例，推出了“平糴”的政策，指的是，運用政府的力量徵購或者拋售糧食，使得糧價能夠有一個較為穩定的價格區間，保護農民的利益。

秦到隋唐的這一長段的歷史中，重農抑商的政策得到了堅定的貫穿，秦朝“重本抑末”的政策和漢朝的“賤商”政策都是在打壓商人，貶低其社會地位。

到了唐朝，這樣的情況終於得到了緩解，唐朝之後人們對於重農抑商政策進行的反思和調整，逐漸的適應了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對於商業發展的打壓也不似前朝那般嚴苛，這也才有了唐宋時期經濟繁榮的景象。

若是說前代的統治者不瞭解商業發展帶來的好處，而採取了嚴苛的抑商政策，那麼經歷了唐宋時期的繁榮，為什麼後代的統治者依舊採用了抑商的政策呢？

重農抑商政策的歷史必然性

首先這與中國古代的社會現狀是分不開的，重農抑商的政策可以說是封建社會的必然產物。在古代社會中，評判一個國家是否繁榮富強的其中一個標準是人民有沒有安居樂業。在過去人口占比最大的就是農民了，人民的生產力水平較為低下，那麼如何使得人民安居樂業呢？

安居樂業說的就是百姓安定，社會富強，由此重農抑商的政策便應運而生了，農民百姓作為人口占比最大的，要如何保持他們的安定呢？

若是他們都去經商，土地就沒有人耕種了，且相較於農業，工商業獲利更快，如果不加以抑制，社會更容易產生兩極分化的狀態，不利於社會的穩定。且若是更多的人從商的話，地區之間的人口流動會更加的頻繁，在技術不夠發達的古代，頻繁的人口遷移會增加許多不穩定的因素，同時對於國家人口管理，賦稅統計徵收等方面都帶來難題。

再者中國傳統觀念之中有一個思想觀念是“重義輕利”，在儒家傳統思想中並不支援商業，儒家強調重義輕利，而商人的本性在他們看來是重義輕利，在法家的思想中這種觀念體現的更加明顯，堅定的認為應該重農抑商，士農工商四個階層的劃分便是最直觀的表現。後代王朝便是延續了這種觀念，並且將觀念與政策相結合從而出現了重農抑商。

中國古代重農的思想在道德層面也有著深遠的意義，商人這個群體讓人首先會想到的一個詞是財富，小商小販倒還一般，但是大富商的存在卻會引起很大的反響，他們的出現形成一種價值導向，引導人們去學習，去成為他們，也在一定程度上會使得一部分農民不再安於穩定。

再者人一旦擁有了巨大的財富，就會產生驕奢淫逸的可能，這對於社會風氣的引導也是極為不好的，同時在財富支撐下，人的野心慾望膨脹，他們會想要尋求一定的政治地位，那麼若是取得政治地位之後會怎麼樣呢？自然是為自己的利益而服務，為自己所在的階層而服務，兩極分化的可能也由此出現了。

結語

重農抑商政策能在中國古代傳承千年自然是有它相應的道理的，這種政策在歷朝歷代根據其具體的經濟環境有著其具體的表現，但歸根結底是由經濟基礎所決定的。

中國所處的地理位置與西歐有著很大的差異，封閉式大陸的獨特環境使得古代中國更加專注於“自身”，而不太考慮向外拓展，這也就直接導致了古代中國更專注農業，而西歐則更傾向於商業。

在歷代王朝的統治中，重農抑商的政策不斷延續發展，在各個朝代有其具體的表現，然而萬變不離其宗，這一政策的實施的重點還是在於維護國家統治，保持社會安定。就算是在前文所說那樣繁榮的宋朝也是如此，只能說是抑商程度較輕罷了。

重農抑商政策有著一定的短板和缺陷，但是對於古代王朝的社會安定，經濟發展卻也是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的，這也正是為什麼歷代統治者堅持實施這一政策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