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清平樂》上映，吳鉤新書《宋仁宗：共治時代》出版，千年後，宋仁宗迎來了“高光時刻”。
包拯、范仲淹、歐陽修、蘇軾、蘇轍、蘇洵、王安石、韓琦……四十二年間，眾星捧著他，把大宋王朝推向了巔峰。多年後，宋人依舊嚮往那段“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的日子，然而，“仁宗盛治”“嘉祐之治”的夢，始終是場夢。
熟悉的陌生人
宋仁宗是誰？恐怕是多數人聽到這個名字的第一反應。
作為皇帝，他的存在感實在太低。且不說秦皇漢武、康熙雍正乾隆，就算北宋王朝裡，人們更熟悉的也是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徽宗，就連倒黴蛋宋欽宗，也因“靖康”這個年號被人所知。
唯獨宋仁宗，做了四十二年皇帝，一個北宋王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卻沒啥話題。以至於民間文人編造故事，也不喜歡拿他當主角。
宋太祖有“千里送京娘”，宋徽宗有“私會李師師”，明朝正德皇帝有“游龍戲鳳”。宋仁宗並非克己復禮的聖人，與張貴妃的愛情故事夠刻骨銘心，但知名度遠不如唐明皇與楊貴妃的“長恨歌”，不見有詩人寫詩吟詠，也不見民間文人編排成動人的戲劇。
最直接相關的是“狸貓換太子”。故事裡那個可憐的太子就是宋仁宗，但他扮演的卻是“打醬油”的角色，真正的主角是包拯，故事成就的也是“包青天”的美名。
實際上，四十二年的江山坐下來，傳奇並不少。包公故事、楊家將故事、呼家將故事、狄青故事，都發生在宋仁宗時代。
就連講述徽宗朝故事的《水滸傳》，也是從仁宗朝寫起：“話說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點，天子駕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賀。”但在這些故事演義中，宋仁宗總是充當“背景板”，出演“路人甲”，從未唱主角。
這倒可以理解。宋仁宗沒有秦皇漢武的豐功偉業，缺乏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業績平平。
他十三歲繼位，此後十一年裡，朝廷被劉太后掌管。即便親政後，“成績單”也不好看。廢后、拒諫、黨爭、民變、兵敗，裡裡外外都是焦頭爛額。
他的一生更是平淡，像極了他的性格。生於宮禁之內，成長於宮禁之內，老死於宮禁之內，如果不是出於禮儀之需，他甚至不會踏出宮城。清人王士禎在《池北偶談》裡，評價宋仁宗和宋徽宗：“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
可就是這麼一個看似無聊無趣、沒什麼工作業績和主心骨的太平天子，卻創造了一系列奇蹟。世界第一張紙幣“交子”誕生在仁宗朝，四大發明有三項或出現或開始應用於仁宗朝，國民經濟突飛猛進、百姓生活安康……
他的執政後期，經濟繁榮、文教發達、科技興盛、政治清明，達到了北宋統治的巔峰，留下了“嘉祐之治”的美名。
眾星捧月的時代
宋仁宗的成功密碼，在於一個“仁”字。
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廟號為“仁宗”的君主。《宋史》給出的蓋棺論定是：“《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仁，仁慈、寬厚、大度、包容。他的“仁”不是裝的，而是大事小情貫穿一生。
宋仁宗有一次用餐，正吃著，突然吃到一粒沙子，牙齒一陣劇痛，他趕緊吐出來，還不忘對陪侍的宮女說：“千萬別聲張我曾吃到沙子，這可是死罪啊。”對待下人的過失，宋仁宗首先考慮的不是自己，而是關心下人。這一點，莫說是皇帝，就算普通食客，也著實不易。
仁慈大度的本性，放在政治上同樣可貴。
包拯曾反覆進諫，阻止皇帝任命張堯佐為宣徽使，說到激動處，“音吐憤激，唾濺帝面”。口水都噴了自己一臉，宋仁宗仍沒有像李世民對魏徵那樣，氣憤得要殺掉臣子。皇帝之仁到了這境界，也算空前絕後。
開明之風換來了士大夫的自由呼吸和“野蠻生長”，一大批精英圍繞在宋仁宗身邊，正如眾星捧月一般。
文學界，明朝人評選“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為北宋人。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他們全都在仁宗朝登上歷史舞臺。宋詞中，婉約派代表人物柳永也活躍於此時。
學術界，宋代可謂百家爭鳴，形成關學、濂學、朔學、洛學、蜀學、新學、象數學諸流派，而這些學派的創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仁宗朝。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孫復、胡瑗與“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全是活躍於仁宗時代的大學者。
政治界，不但主持“慶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韓琦、杜衍諸人是仁宗朝的中堅，而且領導“熙豐變法”的王安石、章惇、呂惠卿、鄧綰等新黨中人，主導“元祐更化”的司馬光、呂公著、範純仁、蘇轍等舊黨中人，也是仁宗時代就嶄露頭角的。
科學界，宋代最聰明的兩名科學家——蘇頌與沈括，也都成長於仁宗時代。
這個名單還可以列很長很長。他們共同書寫了一個時代的傳奇。
作為皇帝，宋仁宗缺乏野心、霸氣和手腕，但他節儉、謹慎、寬容，有私德、不折騰。無為而治的風格，為大臣們提供了廣闊的施展舞臺。
大多數朝代建立之初，基本上都採取“與民休息”的政策，但當國力漸漸恢復，基於專制統治的獨佔性本質，皇權與無為而治思想自然無法相容。帝國的巨輪行至中流，依然能堅持無為而治的，著實罕見。
宋仁宗的“仁”很可貴，但也不必過於拔高。他的“共治”，本質上還是個人性格使然。
史書記載：“帝性寬仁，宗戚近幸有求內降者，或不能違故也。”有些近臣跑官，他不好意思拒絕，只好下一道手詔，請宰相給予破格提拔。“雷人”之處在於，仁宗事先給宰相打好招呼：凡我所下手詔，你們不必遵行，退回來就行了。
看似宰相有了駁回皇帝聖旨的權力，可仔細品品，拿這個當成仁宗開啟君臣共治模式、與近代的君主立憲制相似的理由，是不是也太過無力？
皇帝當成老好人
“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過，東風吹淚灑昭陵。”這是宋人對仁宗的評價。
宋仁宗把“守成”二字做到了極致。經歷持久的動盪，仁宗給百姓以難得的和平喘息期，大家終於能踏踏實實過小日子了。千年後，一份份華麗的國民經濟報表被翻了出來，多少人驚呼：此生願回仁宗朝。
先別急。若生在仁宗朝的百姓是幸福的，生在仁宗朝計程車大夫是幸福的，生在仁宗朝的武官是幸福的，那為什麼宋仁宗在歷史上得分還是不高呢？
來看仁宗朝“逆天”的名臣配置：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包拯、狄青、蔡襄……仁宗朝人才之盛，歷史上幾乎沒有一個時代可以比肩。難怪明代李贄感嘆說，仁宗一朝，“鉅公輩出，尤千載一時也”。
手握這名臣猛將，宋仁宗卻打了把破破爛爛的牌。
針對“三冗”問題，宋仁宗推出慶曆新政，原本是值得大書特書的政績，可新政僅持續一年四個月，就被皇帝叫停，半路夭折。反對派不過是在皇帝耳邊吹了吹風，宋仁宗就輕易把范仲淹等改革派全部外放貶謫。
行至半山不停步，船到中流當奮楫。作為承上啟下的時代，仁宗朝推行慶曆新政，原本是抑制甚至解決“三冗”問題的最佳時機。天時、地利、人和都具備的條件下不改，一拖又是四十年。留給後世的，就只能是改也亡、不改也亡的悲劇了。
有人說，仁宗朝是中國古代最好的四十年，人口、土地、財政、國民生產總值重新整理了歷史紀錄，即便“開元盛世”“康雍乾盛世”也紛紛被秒殺。且不說那些數字科學性如何，在華麗的報表背後，有許多問題都被選擇性忽視了。
冗官問題沒有解決，官員越來越多，朝廷每年要拿更多的薪水來發俸祿。冗兵問題沒解決，宋太祖時禁軍人數只有不到二十萬，仁宗時代飆升到八十萬，而且完全沒有戰鬥能力。冗費問題也沒有解決，苛捐雜稅越來越多，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甚至發展到“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的局面。
百業興旺了，家底厚實了，老百姓稅負越發沉重，國庫裡依舊沒剩下幾個閒錢。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這樣的“盛治”怕是難言幸福。
並非苛求古人。只要宋仁宗願意，完全有條件把國家帶向更好。
執政四十多年，內外總體平穩，人才不可謂不盛，軍兵多於前代卻僅能守土，財賦倍於過往仍入不敷出。前不能效文景之治，給後人留下一個足兵足食的豐盈府庫；後不能如洪武永樂，給周邊諸國留下足夠大的心理陰影。
在遏制西夏的重大決策上，宋仁宗更是乏善可陳。正如蘇洵當時以《六國論》勸諫的那樣，“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所以說，作為皇帝，宋仁宗算得上稱職，卻不夠優秀，甚至不夠良好。
問題還是出在“仁”上。凡事有利就有弊，在君主專制的社會里，皇帝寬仁是美德，但過於寬仁就近乎柔弱。明清之際的學者王夫之管這個叫“無定志”。
從人事任免上，就可以看出宋仁宗的缺陷。僅在親政的那三十年中，兩府大臣就換了四十餘人，許多大臣是屢進屢退。即使賢者在位，因為不能安於其位，也無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績。這樣朝令夕改，一反一復，使“吏無適守，民無適從”，結果什麼大事也辦不成。
蔡襄一句“寬仁少斷”，評價倒是貼切。在慶曆新政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皇帝，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非難，“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可現實中的宋仁宗，就是太好說話，誰的話都聽，一生搖擺不定。
如果說宋仁宗成就了時代，倒不如說是時代成就了宋仁宗。
在“嘉祐之治”中，宋仁宗起到的作用，遠不如那些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大臣們。當時，仁宗皇帝久病，哪有多少心力去操勞政務。所幸宋仁宗攤上了一群有德行、有能力的大臣，不是自顧自地爭權奪利，保證了國家機器能正常運轉。
然而這畢竟不會是常態，更何況，一堆的問題正在像滾雪球一樣越積越大。國家機器偏離軌道，已是大機率的事。
國無遠慮，必有近憂。國家有了病，得抓緊治，絕不能拖，否則就是在透支未來。繁華註定只是曇花一現，一個只有少數士大夫幸福的時代，終究難當“盛世”二字。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張九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