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點東西就是：熊廷弼所陳“三方佈置”戰略的真實用意，是“邀有控扼山海之旨”，卻已“無意廣寧。”（語見《明熹宗實錄》）

原來，原來，原來熊廷弼放棄廣寧並非被迫的，而是有預謀的、蓄意的、存心的、故意的！

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

這、這簡直是棄地喪師，罪不容赦！

想想自己離開京師之前，熊廷弼的案子還在爭得沸沸揚揚，而“護廷弼者，不唯不使就理與化貞同讞，而且欲再任之。”（《督師紀略》）還有人力爭熊廷弼無罪，力挺其再度出任遼東經略。

哼哼，熊廷弼要是還出任遼東經略，那還不是繼續棄地賣國，貽誤天下？！而且，該死的是，王在晉說不定就是受了他的影響，才主張退守山海關的！

那麼，熊廷弼就必須死，王在晉則必須換。

從山海關回來，孫承宗著重做了幾件事。

第一件，撤換王在晉。他上奏天啟，先是說：“敵人尚未抵鎮武而我軍先自燒寧遠和前屯，這是之前的經略熊廷弼和巡撫王化貞之罪；在敵軍自始至終都沒有出現的前提下，我軍放棄了寧遠和前屯，不敢出關一步，這是今日將吏的罪過。將吏藏匿於關內，不能扭轉其畏懼敵人之心為畏懼大明的法度，化其謀利之智以謀敵人，這是我和經略王在晉之罪。”（語見《明熹宗實錄》卷二十四）後又說：“經臣王在晉精勤有餘，而筆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語見《明熹宗實錄》卷二十五）主張撤換王在晉兵部尚書及遼東經略之職。

天啟向來敬畏孫承宗，基本是百依百順，同意了。

於是，王在晉改任南京兵部尚書，算是內退。

第二件，自請督師，任遼東經略。

本來，按照慣例，接替遼東經略的人選得由朝廷會推。

參與會推的有四個人：閻鳴泰、李三才、王之寀、王之臣。

會推出來的結果是閻鳴泰。

孫承宗直翻白眼，在他看來，閻鳴泰和王在晉是一類人，根本達不到換人效果。他一拍胸脯，說，算了，要不我來吧。自請督師，成了新一任遼東經略。

第三件，破壞八里鋪重城計劃，將新城向前推二百里，建在寧遠。他上奏說：“百萬之金或當為遠大之圖，中前之修守竟當作寧遠之計。”（《三朝遼事實錄》卷九）

稱與其以百萬重金浪擲於八裡鋪城牆的無用修築，不如築在寧遠要害之前，以寧遠為中心，於覺華島上屯兵，再聯絡東江毛文龍，團結西面的蒙古部落，一切都要圍繞作戰展開，使人人在戰，事事在戰。又稱寧遠與覺華互為犄角，敵人一旦窺探寧遠，則覺華島之兵從側翼出三岔河，燒其浮橋，斷其歸路，前後夾擊。若敵人不來，可先收復二百里疆土。如此這般，敵人之帳幕萬不能靠近山海關關門，杏山之難民必不可置之度外。不盡破庸人之論，遼事不可為。

這事，天啟也同意了，賜其尚方寶劍、坐蟒，將遼東防務全部交給他處置。

從此，遼東防務走上了孫承宗的軌道。

第四件，上疏定熊廷弼之罪，稱：“楊鎬、李如禎自有應得之罪，卻還有人說他們通虜，這裡面難道就沒有‘莫須有’的成分嗎？如果認為熊廷弼是冤枉的，免除了其罪責，何以服楊鎬等人，又何以服天下，更何以自服其心？”（詳見《督師紀略》）

孫承宗認定，熊廷弼主張放棄關外退回山海關的“三方佈置”與自己出關修城守城的戰略是對立的，熊廷弼不死，熊和熊的追隨者勢必會影響到自己關外修城固守的策略。

於是，熊廷弼很快下獄。

審理熊廷弼、王化貞案的是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

鄒元標是東林黨中泰斗級的人物，“三君”之一，為人正直、剛烈、疾惡如仇，原是熊廷弼的同情者。

然而，熊廷弼倨傲慣了，只是象徵性地跪了一下，就馬上站了起來。

接著，他說了一句話足以讓自己掉腦袋的話。

他說：“我起自田間，復任經略，原議駐紮山海，無駐紮廣寧之名。”（語見《明史紀事本末補遺》）

他說得不錯，本來，他的“三方佈置”戰略裡就沒設有廣寧的位置，而且，他之前“三方佈置”的奏疏裡，說的也是重兵屯于山海關，而他本人也一直駐紮在山海關。

然而，在鄒元標看來，這根本是推諉罪責。

鄒元標一拍案桌，怒道：“失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辭其責，公進刑部，是非自明！”（《明季北略》）

經過一審再審，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四月，判決書下來了，其結論是：熊廷弼喪師失地，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厚誅化貞而少寬廷弼，不惟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恐無以服楊鎬袁應泰之心矣！宜用重典以警將來。（語見《明熹宗實錄》）

熊廷弼這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獄中號泣道：“我被老孫所算。”（見《督師紀略》）

當然，他的悲號老孫是聽不到的了。

這時的老孫，意氣風發，正在山海關大展拳腳，實施自己的戰守方案。

原先，王在晉的基本方略在於務實。他在不增加軍隊、清汰老弱、精兵簡政、裁減閒雜的官員的基礎上，築八里鋪重城將山海關變成雄關天險，並以薊鎮原有中、東兩協作為山海關的後盾，再撫賞、拉攏漠南蒙古諸部，使其甘為大明王朝所驅使，在關外設帳，從側翼給後金以有力牽制，以儘可能小的資源消耗來暫時穩住遼東的局面，一方面使朝廷財政得以休養生息，另外也為積蓄力量大舉進攻提供可能。

應該說，這也是熊廷弼“三方佈置”方略中最重點的部分。

也許，王在晉並沒有真正悟透熊廷弼“三方佈置”方略的內容，他之所以這樣策劃，是跟他先前擔任“總理戶、兵、工三部侍郎”調撥遼東軍需有關的。在當時，他就深深地感受到遼東的用度是一個巨大的無底洞，在他看來，大明王朝在財政上赤字才是真正關乎國家存亡的大問題，經濟的窘迫對國家的危害遠勝於任何邊患與內亂。

出任遼東經略，他就對天啟帝說：“年來遼左興供繁浩，甚以川酋造孽……臣亦當量力而進，不至束手無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語見《三朝遼事實錄》卷八）

因而，他一門心思想減少遼東的支出，使之不至於成為危害國家的“尾大不掉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