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孝公釋出求賢令使商鞅入秦變法以來，秦國國家實力逐漸增強，軍事上一掃獻公時期河西之戰的敗勢，商鞅率領剛練成的秦國新軍趁魏國馬陵之敗收復河西失地。秦惠文王任用犀首公孫衍連續攻伐魏國，盡取魏河西全境，並在河東建立東進根基。此外，秦惠文王在位期間，由一位將領提議並攻取巴蜀之地，為後來秦國攻伐出國以及大出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位將領就是時任國尉的司馬錯，是太史公司馬遷的八世祖，秦國武將，他戰功雖然不如後期的白起那般卓著，卻是秦國統一戰略最終得以實施的重要人物。

司馬錯出生於陝西少梁的農民家庭，得益於商鞅變法中“軍功定位”的規定，司馬錯得以憑軍功從一介平民一步一步爬升到國尉之位，而且歷任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三朝。但史書中沒有一場決定性戰役的勝利歸於他的名下，是因為此人的貢獻不在於一兩場戰爭的戰術勝利，而是在於他對秦國大出天下的卓越貢獻。司馬錯對秦的貢獻主要是勸秦惠文王攻伐蜀國，在《司馬錯伐蜀論》裡邊有這樣的記載：

當時，位於秦國西南的巴、蜀兩國互相攻打，都來向秦國求援，惠文王權衡後想去伐蜀，但是猶豫蜀道艱難，又忌憚韓國來攻，猶豫不覺。於是，秦王舉行了重臣議會，在會上，丞相張儀和國尉司馬錯因伐蜀展開激烈討論。國尉司馬錯建議伐蜀，而丞相張儀則建議攻韓。張儀的意見是，先穩住魏、楚兩國，兵發韓國，佔領三川之地，挾天子以令諸侯，成就王霸之業。同時他認為，蜀地偏僻，無利用價值，只為奪取資源，政治上不是好事，反而像是市儈之人，不能成大事。

而司馬錯則持反對意見，認為富國必需擁有廣闊富饒的土地，強兵必須使得人民富足，成就帝業需要博大胸懷，這三個都能具備，才是成就帝業的基礎。巴蜀之地偏僻之地，秦軍虎狼之師可以輕易取得。王上若取得其土地，用其財富民養兵，這種滅一國而不被天下厭惡的好事兒怎麼不能不做呢？但是如果攻韓，攻取三川要地，還要劫掠天子，勢必會引發東方六國和周天子的聯合反抗，這樣就危險了，還是伐蜀較為穩妥。

秦惠文王經過反覆權衡，最終同意伐蜀。經過十個月的艱苦奮戰，蜀國被攻滅。秦國不僅取得了廣闊的疆域，同時也獲得得了巨大的財富財富，富庶程度強過東方諸侯。秦國雖然擁有富饒的關中平原和函谷關天險，但是地處西北的劣勢也同樣的明顯：水源不足，糧食生產能力有限，支撐全國統一戰爭的物質條件並不具備。儘管能夠用函谷關天險和英勇的秦軍將士抵擋住六國諸侯的進攻，但是對外征伐，沒有強盛的國力和糧草支撐，即使贏得了戰爭，也沒有能力去守住得來的土地？戰爭的最大消耗，在冷兵器時代就是人口和糧草的比拼，兩個都不具備之下，貿然進攻必敗無疑。佔領巴蜀，利用其豐富的自然資源，特別是巴蜀比較先進的糧食生產能力、織造技術、金銀礦產資源、鐵器冶煉技術，為秦國大出於天下的長遠謀略打下了物質和人口基礎。

此外，控制巴蜀還有一層重大的戰略意義，司馬錯並沒有向惠文王言明，但在秦昭襄王時期為秦國東進發揮了重大作用，那就是秦軍在扼守住武關的前提下，可以從武關和巴蜀同時出兵攻擊楚國，在秦軍出函谷關大爭天下時讓楚國不敢輕易出兵幫助山東六國。現在看來，拿下巴蜀地區，是秦國曆史上一件轉折性的事件，是繼商鞅變法後秦國在一統道路上邁出的重大一步。

從秦惠文王直到秦昭襄王中期，司馬錯一直是秦軍對六國作戰的主帥，但是他的戰績並不突出，除了在此期間率兵平定幾次叛亂以外，並沒有取得其他的勝利。在昭襄王十二年的一次伐魏中，司馬錯因戰略失誤導致秦軍死傷慘重，昭襄王便從軍中提拔了另一位將領代替他任國尉，全面負責對六國的作戰，而這位新任的將領，正是令東方六國聞風喪膽的戰神白起。而司馬錯，逐漸從秦國的軍事指揮職位上退了下來，再也沒有出現在史官的筆下。

在那個動盪鐵血的時代，總會有幾個閃光的瞬間能夠改變歷史的走向，雖然歷史如同一艘巨輪一樣緩緩向前推進，但是這艘巨輪的掌舵者如果偏過頭看看風景，這艘巨輪可能就會偏離原定的軌道一毫米，從而差之千里。這個偉大戰略的提出者司馬錯，讓自己的名字留在了史書當中，但是最終他的名字卻很少被後世提及，卻是一種遺憾。

作者：深秋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