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姓為棲霞之望族，其淵源有二，一稱“鐵口牟”，一稱“名宦牟”。

鐵口牟的鐵口，指的是其先祖之居所；名宦牟的名宦，指的是其先祖之地位。

所謂“名宦”，即古代的“名宦祠”。根據族譜記載，該支牟姓的始遷祖牟敬祖明初自湖北至棲霞縣任主簿之職。牟敬祖雖非一縣之長，但因貢獻頗多，後入祀名宦祠中。其子孫因此以“名宦”為號，稱“名宦牟”。

在古代，名宦、鄉賢二祠是府州縣城當中必備的兩處祭祀場所。兩者奉祀的都是一些有功績且與當地有交集的歷史人物，只不過根據籍貫加以區別，前者是外地人，而後者則是本地籍。因為古代官員任職實行地域迴避制度，本縣之官基本都是外地人。

牟敬祖來棲霞縣擔任主簿時，籍貫仍為湖北公安縣。他卸任之後，落戶當地，後世子孫就成為棲霞籍。

前已言道，古代的文官多數是流官，子孫就地落戶的情況雖然有，但並非常態。棲霞縣名宦祠中奉祀的名宦有很多，如今在棲霞有後人、且以“名宦”為號的，筆者暫時只聽說“名宦牟”這一家。

根據清光緒版《棲霞縣誌》及《登州府志》的記載，棲霞縣名宦祠奉祀的“名宦”共有十一位。除了明代的縣主簿牟敬祖之外，其餘十人分別是金代縣令李自牧，元代縣丞王鼎臣，明代知縣張鑾、陳貴、李升吉、婁鑑、郭實，教諭吳怡、冀綸，以及清代知縣方傳植。

其中，李自牧是趙郡人，金大定年間來棲霞縣任知縣之職。當時棲霞剛剛建縣不久，諸事初創，李自牧“專尚德化”，縣誌對他的評價很高。王鼎臣則是真定人，元大德年間任棲霞縣縣丞，他在職期間也是崇尚教化，頗有口碑。

在入祀名宦祠的明代知縣當中，李升吉是事蹟比較突出的一位。他是山西雁門人，舉人出身，崇禎二年至六年任棲霞縣知縣。在他卸職之後，棲霞人感念其功德，曾請萊陽名人宋應亨（宋琬的父親）為之撰寫碑記，稱《李侯功德碑》。

李升吉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地位，主要是因為在孔有德之亂時期，他有保全棲霞城之功勞。

根據《李侯功德碑》的記載，崇禎五年，孔有德叛軍在佔據登州之後，曾多路出擊，不僅攻陷黃縣、招遠、平度，圍困萊州；還曾試圖攻打萊陽和棲霞。

在此期間，李升吉雖是文臣，但統御有方，不僅擊退了叛軍對棲霞縣的圍攻，而且還曾分兵救援萊陽。後來，明朝大軍進入登萊平叛，棲霞縣作為登州的大後方，在糧草供應方面也出力甚多，這背後也是李升吉的功勞。因此，《李侯功德碑》稱讚說：“吾儕孤城不失，得遂生全，皆我侯之再造也。”

清代的方傳植，則是年代相對較近的一位名宦。他是安徽桐城人，在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之間任棲霞知縣。同治年間，棲霞士紳聯名申請，由山東巡撫上奏，經朝廷批准，將他奉祀到棲霞縣名宦祠中。

方傳植的政績，在縣誌當中也有比較詳細的記載，主要包括：建考棚、設書院、籌膏火、修城垣、築護堤、立武廟、崇文昌、表節孝。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在教育、文化、民生、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辦了不少實事。當地人知恩圖報，就以奉祀名宦祠的方式對他進行追念。

以上政績中，較有代表性的當屬“重修霞山書院”（霞山據說指的就是現在棲霞城南之翠屏山）。書院為古代地方興賢育才之所，棲霞作為偏僻山城而文脈不絕，其功勞不可小覷。百餘年之後，名宦祠雖已不存，但方傳植重修霞山書院的事蹟，在上世紀末編撰的《棲霞縣誌》中仍有提及。（本文作者：耳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