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以色列的宗教思想,對貧困與苦難的態度和看法

引言

對於貧困與苦難的態度,在以色列宗教思想裡一般而言歷經了各種不同的階段,而且並不是說新出的就完全排擠掉舊有的。在此,和其他各地一樣,原本的想法是:富有、健康、有名望的人,是蒙受神的完全恩寵者。諸如波阿斯、約伯與其他虔信者等族長,都是有錢人。

破產、疾病與不幸都被認為是神怒的表徵。

這對約伯的朋友來說是自明之理,而先知們也威脅說此種命運乃是神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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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

但是,我們已看到,對於各社會階層的態度如何隨著城市定居文化的走向而轉移:

當具有戰鬥力的以色列農民與牧羊人逐漸成為和平主義的城外人,而貧困者被威脅淪落為債務奴隸,當虔信的先見取代了戰爭先知,

當君王、徭役制、騎士、城市貴族債權者與地主取代了家父長的地方君侯,當週邊諸大國的慈善倫理影響了律法書教師的教諭。無論在祭儀上或在倫理上,富裕者與貴族的生活樣式顯然並非無可非議的。此外,他們的威望也隨著國家權勢地位的衰微而低落。

在《西番雅書》裡已可看到,審判餘存之民的貧困,是與其虔信連結在一起的。不過,俘囚期之前的倫理立場並未對窮人有如對虔信者那樣的積極評價。

窮人、病人、衰弱者、孤兒、寡婦、寄居者與薪酬勞動者,是慈善義務的物件,但本身並非較高道德或某種特殊宗教節操的擔綱者。平民的支配被視為神的懲罰。不過,在利未人教誨的影響下,耶和華愈來愈被視為悲慘者與被壓迫者權利的守護神,只不過這當中並無一丁點自然法的平等權的意味

。總之,先知與申命記觀念裡的耶和華是個尤其憎恨高傲自大的神,而且愈來愈獨獨珍視平民特有的謙卑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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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兒

從這些觀點出發,第二以賽亞在俘囚期的苦難裡,基於其首尾一貫歸結出的普世性神觀,推衍出最後的結論。

在第二以賽亞里,富人在某個段落裡,被如此地視同為無神者:神的僕人(儘管正義)被徑直說是“有如財主”那般死亡。

俘囚裡的虔信者往往正好就是飽受敵人欺壓與凌虐者。因為基於父祖行為的解釋已不再為人所接受,所以第二以賽亞為此創造出新的神義論。對它而言,耶和華是普世之神。其他神祇的存在毋需絕對否定,然而,耶和華會將他們召到座前,並摧毀其僭取的光環。

唯有耶和華是世界的創造者與世界歷史的駕馭者,歷史過程是在實現其隱藏的計劃。以色列的屈辱命運正是為了實現其世界性救贖計劃的一個,而且的確是最重要的一個手段

。首先,對以色列本身而言,這是個淨化的手段。並不是“像人熬煉銀子”那樣,耶和華淨化他的信奉者,而是“在苦難的爐中”使他們成為他的“選民”。

然而,這並不是像在所有其他的預言裡那樣,只是為了以色列本身而已,同時也是為了其他民族。

此一主題展現於已多所討論的“神的僕人”之歌裡。這個僕人角色的獨特構想,至少在文字的最後拍板定案裡,顯然始終擺盪在兩者之間,一者是單一個人,一者是以色列民族或者毋寧說是其虔信核心者的人格化。

關於前者,出現了許許多多讓人無法接受的推想人物之外,還有一說就是王約雅斤:他在年少時被俘虜到巴比倫,經過長年監禁後獲得恩赦從而被納入巴比倫王的食桌,而《列王紀》即以其獲釋出獄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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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的信奉者

然而,除非我們硬是要把各不相同的詩歌關聯到彼此完全相異性質的神的僕人的擔綱者上,否則不僅這個設想,或者其他任何設想,都不具真正的說服力,並且對於這是指單一個人或集體的人格化的問題,也無法獲得統一的解答。

作者似乎是將其聽眾日習為常的命運與苦難,尤其是俘囚入獄者“被刺穿的”腳踝,和不知其由來的一個末世論人物的特徵連結在一起,而且,這顯然是個精心設計的藝術形式,如其來來回回地擺盪於那苦難命運的個人承擔者與那受苦的集體之間,而讓人很難說在個別情況下到底何種可能的解釋含義浮現在他的腦海中。

以色列是耶和華的僕人,書上這麼說,而先前也這麼說:耶和華救贖了他的僕人雅各。然而,緊接著前段之後,耶和華的僕人被召喚,要使雅各歸向他,並復興以色列諸部族。因為耶和華已賜予他受教者(門徒)的舌頭,讓他可以適時地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並且更進一步,他的知識被稱作是救贖的源泉。

由於先知與律法書教師都經常這麼說,所以人們也會傾向於在神的僕人這裡尋求預言的人格化吧。

再者,當作者-這位熟知並拒斥了巴比倫智者的巫術與占星術的人-的預言進一步擴充套件到神的僕人註定要成為“異教徒的光”、成為“直到地極的救恩”時,此種傾向就更加高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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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僕人

有鑑於古來的應許如今藉著居魯士而得以成就的形勢,預言在此感受到本身就像是超越民族的普遍力量,而預言的這種強大自信,也在其他段落中顯露出來,並且也是事情的本質所然。

另一方面,某些個段落聽來無可否認的是一個支配者而不是個先知在發聲。

不過,預言的原型,摩西,既是祭司統治者也是民族領袖,而就在俘囚時期麥基洗德這樣一個賢明的祭司君主人物又再度登上了檯面。相應於普遍主義神觀的,是世界宣教。

即使第二以賽亞本身與世界宣教並無具體的關聯,但並不令人意外的是:現存《以賽亞書》的後來編纂者直接將這第二以賽亞的著作與那俘囚期之後的不知名作者的著作相結合起來,而後者正是最熱切致力於宗教的世界宣傳與最極力主張凡尊奉耶和華秩序規定的改宗者皆具宗教平等性的代表者。

世界宣教的任務與榮耀,事實上在第二以賽亞已有理念上的奠定,同時他也是救贖先知當中,相對而言最少言及猶太人的社會秩序凌駕於其他民族之上作為救贖標的或者應許對敵人的復仇的一個先知,而幾乎所有其他的救贖先知都這麼做,第三以賽亞也不例外,他期許異教徒的臣服作為以色列長期受辱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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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老城

第二以賽亞的確也詳細宣告了對巴比倫的審判、對以色列敵人的羞辱與報復。不過,這並不是其救贖預言的核心所在。對他而言,神因以色列父祖的不信故而掩面離棄以色列,他並提醒勸告:要尋求主、要悔改、要避開無神的道路與意念。

不過,將苦難當作是罪過的懲罰的這種評價,一如這位先知偶爾提及的要懺悔的勸告,都遠遠退居於苦難本身的另一種全然不同且積極的救贖論意義之後,而且就是與俘囚期前的預言最針鋒相對的無罪的苦難的這層意義。

結語

在此,表達方式又再度擺盪:一下子是以色列或預言,被認為是此一饒富救贖意義的苦難的擔綱者,一下子是一個末世論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