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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制度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一項國策，它取締了魏晉時代的“九品中正制”，不再以士族門第為選才依據，打破了桎梏中國數百年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現象。布衣學子十年寒窗，也可高居廟堂，科舉呈現出的生氣勃勃，使得中國的文化發展進入黃金時代。

對於天下學子和中國歷史的發展來說，科舉無疑是一項偉大的創舉。但是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生成的特殊產物，其自身的弊端也是根深蒂固。可以說，科舉自創立起，其根本目的並不是為國取才，也不是化育天下，而是乾隆皇帝曾經提到過的四個字“牢籠志士”。

志士，是指天下讀書人，而牢籠，則指的科舉。科舉又稱恩科，顧名思義，是指皇帝施恩於天下士子，目的是結天下讀書人以歡心。用另一種方式來表達，則是用“學而優則仕”的家國情懷，和高官厚祿的名利誘惑來收買天下文人。

明清兩朝的科舉，就是證明這種說法最好的例子。宋朝王安石“廢詩賦取經義”，將科舉考試的內容侷限在儒家學說的條條框框內。明朝開國後，明太祖朱元璋改革科舉，延續了宋朝的取士標準。到了明憲宗時期，再次將科舉考試內容的格律形式固定，使其“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八股取士。

八股文簡單來說，就是規定考試文章的段落、格式、行文風格，內容更是限制在四書五經之中，觀點還必須和“朱聖人”朱熹相同，不得“自以為是”。八股文的出現，讓明清之際的讀書人陷入了專研章句，白首窮經的死迴圈，整日裡苦讀聖人言論，自己卻無半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主見。中國這一時期的科學、藝術發展因此受到了嚴重限制，逐漸落後於世界。

八股文改革，其實才真正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對於科舉的利用目的。他們不需要博覽群書，志在四方的才俊。只想天下讀書人都進到八股的牢籠裡，不異想天開，更不要被“歪門邪道”所蠱惑。讀書人安定了，天下就安定了，剩下的一些草寇之流，因為其自身格局和視野的侷限性，也掀不起風浪。

所以明清之際，無論是李自成還是洪秀全，都是落第舉子，而他們起義的部下，又多為窮苦農民。這兩次起義的失敗，根源都在農民起義自身的侷限性。這也直接證明了，大多數讀書人，都以仕途為人生第一追求，並不會跟著反對封建統治階級，這就是“牢籠志士”的成功之處。

朱元璋時期的南北榜案也是一大例證，明洪武三十年二月會試，首批錄取51人全為南方人，引起北方學子的大為不滿。元末明初北方戰亂頻繁，而南方相對安定，特別是江浙、安徽等江南地區發展更是舉全國之首，所以南方學子錄取率達到百分之百，其實並不難理解。

朱元璋的處理很聰明，再加考一場，所錄取61人全為北方人。這一南北榜，安撫了讀書人，也解決了戰亂帶了科舉不公平性，朱元璋是值得稱讚的。但是，南北榜案的背後，還有不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榜案初期，朱元璋為了平息北方學子的怨氣，不僅嚴懲了主考官員，還將首榜高中狀元陳安阝、探花劉仕諤試卷複審，以“不行明白，用筆批直，有惑聖覽”的莫須有罪名發配從軍，他們也後來都因此丟了性命。

很明顯，朱元璋在人才和江山穩定前，毫無猶豫地犧牲了前者，這就是封建王朝的無情所在。它的存在合理，但是可悲。明清兩朝的文字獄也是如此，都是透過強硬的屠戮來維護封建統治的穩定，而犧牲的依舊是無辜的讀書人。

“牢籠志士”就是一張圍困了中國讀書人千年的網，但是對於讀書人來說，他心甘情願鑽進去，周瑜打黃蓋。學而優則仕是中國知識分子骨子裡流淌的血液，至於取士的目的和方式，或許根本不重要。這是中國歷史上，最無解的陽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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