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元代歸州與筠連州的設定說起,談談元代“飛地”的形成原因

元代飛地的成因大抵上可以歸結為五戶絲分封以及江南戶鈔分封所帶來的影響。但是平定南宋之後形成的歸州以及筠連州地區,其作為飛地的形成原因卻不能用分封來解釋。筠連州與歸州地區成立時間較晚,因其所處地理位置以及元廷出於政治、軍事、民族等因素的考慮而做出相關行政區劃的調整,這些因素彼此之間相互糅合,最終導致了歸州與筠連州這兩處飛地的形成。

從元代歸州與筠連州的設定說起,談談元代“飛地”的形成原因

一、歸州的形成

歸州隸屬於湖廣行省,處於湖廣行省、四川行省與河南行省三省交接地帶。從地理位置來看,其北接河南行省襄陽路,東臨河南行省峽州路,西面與南面已被四川行省夔州路包圍。其軍事地理位置之重要性可見一斑。

在元朝征服南宋後,‘’(至元二十八年)以河南江北系要衝之地,又新入版圖,宜於化梁立省以控制之‘’,面對如此重要的軍事戰略要地,元廷於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成立河南江北行省,一改之前只有臨時性行政機構的狀況,這樣的舉動也進一步穩固了河南江北行省的軍事戰略地位。伴隨行省建立而來的便是針對河南行省及對其周邊地區的行政規劃調整,‘’(至元二十九年正月)丙午,罷河南宣慰司,以汴梁、襄陽、河南、南陽、歸德皆隸河南行省。……其荊湖北道宣慰司舊領辰、沅、禮、靖、歸、常德,直隸湖廣省‘’。以此行政區劃變動使得歸州從河南行省的荊湖北道劃撥湖廣行省。

針對此次行政區劃有兩大問題需要進一步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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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元廷做出此種行政區劃變動意欲為何需加以考慮。筆者認為,河南行省單從其所轄州縣以及人口數量等方面來看其力量並不能稱之為繁庶。但是河南行省轄區廣闊,其所領轄範圍幾乎包含了黃河中下游以及長江北岸中下游地區。而元廷進行的此次地方建置調整使得原本隸屬於湖廣地區的信陽等戰略要地盡歸河南行省,形成了河南行省與湖廣、江浙行省劃長江而治的情形,河南行省扼守長江這一天險,更加穩固了其軍事戰略地位。

其次,根據《宋史·地理志》所載:‘’(荊湖)北路。府二:江陵,德安;州十;鄂、復、鼎、禮、峽、嶽、歸、辰、沅、靖。軍二:荊口,漢陽。‘’結合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行政區劃調整不難看出,元朝初年的荊湖北道宣慰司已與宋朝時期產生了重大變化。但是峽州其地在元朝時期仍舊隸屬於荊湖北道宣慰司,在元廷將歸州連同辰、沅等州一同從荊湖北道宣慰司劃歸湖廣行省之時,峽州並未被划走。也正是峽州路最終使得歸州與湖廣行省相分離而成為飛地。那麼,峽州路其地不被劃歸湖廣行省的原因也值得進一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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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峽州路所處地理位置來看,其與四川行省、湖廣行省緊鄰,北部為襄陽路。時襄陽路有北守宋舊都化梁,南鎮湖廣的軍事重任,故而其作為元代的軍事戰略要地需加以重點防護。以河南行省據長江而治的特點來看,其也擔負著鎮守四川地區的戰略作用。在此種情況下,峽州路肩負著‘’西陵重鎮。楚之西塞。距三峽之口。西通全蜀。北轅襄漢‘’的重要任務,加之長江流經其南部地區,峽州路的軍事戰略地位遠非荊湖北道宣慰司其他地區可比。若將峽州路劃出,襄陽路便直面南部的湖廣行省,這在軍事部署方面大為不利。

故而,筆者認為,出於軍事戰略因素的考慮,峽州路並未劃撥至湖廣行省。從而進一步導致了歸州這一飛地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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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筠連州形成

筠連州治內西南蠻族聚居,因而其性質為元廷所設羈縻地方的行政區劃。

根據《宋史·地理志》所載,筠州與連州隸屬於敘州位下,是羈縻三十州之一。而在元朝時期,筠連州成立原因雖未見詳細記載,但從其地理位置看,筠連州位於敘州路西南方,被四川行省敘州路、馬湖路以及雲南行省的烏蒙路所包圍,此三地均為羈縻地方的行政區劃,因此筠連州的性質仍舊為元朝羈縻地方的行政機構,其主要職能是管制當時的五十六蠻洞。

筠連州降附元朝後仍舊隸屬於敘州路總管府,而當時的敘州路作為地方羈縻政區,於‘’(至元十二年)郭漢傑挈城歸附。‘’對於筠連州隸屬敘州,筆者認為這是元廷借鑑宋朝行政區劃的結果,兩者在地理位置上毗連,也便於筠連州戰後的統治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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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筠連州降附後,元廷便下令在筠連州地區設定驛站,至至元十七年(1280年),樞密院上書:‘’四川行省參政行諸蠻部宣慰司咎順言,先是奉旨以高州、筠連州騰川縣隸安撫郭漢傑立站,今漢傑已並蠻洞五十六。有旨昝順所陳,卿等與中書省議,臣等以為宜遣使行視之。‘’而元世祖給予的回覆則是:‘’此五十六蠻洞如舊隸高州、筠連,則與郭漢傑立站,否則還之昝順。‘’

從中可看出,至元十七年(1280年)朝廷針對新併入的五十六蠻洞要求敘州等地繼續進行立驛工作,而‘’(至正十八年)二月,敕通政院官渾都與郭漢傑整治水驛,自敘州至荊南凡九十站‘’,這表明在陸驛設定的同時,水驛的設定己經開展。而此時的筠連州應該仍舊隸屬於敘州治下參與水、陸驛站的設定與建設。

時至至元二十年(1283年)右丞也速帶兒復攻筠連州的現象表明此年筠連州地區發生叛亂。平叛之後的筠連州便可能從敘州路劃出,而其歸屬問題,筆者認為,單從行政方面考慮,筠連州既己從敘州路劃出,便已然沒有復歸的可能性,再結合筠連州作為羈縻政區這一性質判斷,當時的筠連州只有兩個去處,一為敘南等處蠻夷宣撫司治下馬湖路,一為西南番總管府(即永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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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湖路其地,雖然也為羈縻政區,但‘’民散居山魯,無縣邑鄉鎮‘’,而領有騰川縣的筠連州並不符合馬湖路的行政建置,因此同樣作為羈縻行政區的永寧路便是最佳的選擇。

永寧路作為直隸於行省的行政區,其地域不甚遼闊,但是北接重慶路,東臨同樣屬於羈縻行政區的播州宣慰司,因而其具有明顯的民族化及軍事意義。故而,筆者認為,出於鎮撫西南蠻族的目的,筠連州在脫離敘州路後便被劃撥至永寧路。

元代飛地的產生主要集中於金末元初之際。蒙古大汗將貴族、功臣投下分封至新近佔領的地區。這些分封勢力又與該地區原有的勢力產生聯絡、矛盾。朝廷為緩和矛盾,保證分封投下的既得利益以及穩固自身統治,又採取了‘’罷世侯,行遷轉法‘’、‘’省幷州縣‘’以及‘’封地置路州‘’等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在這過程中飛地大範圍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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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必須看到,元代的飛地雖然呈現出集中性的特點,卻仍有零星飛地散佈在這些集中飛地之外。這些零星分佈的飛地其產生原因也各有其特點,需要細緻甄別,加以一一說明。而不論是哪一種原因使得飛地產生,其本質都是朝廷政策的實施。正是這些原因相互交錯,才促使飛地紛紛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