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是禮儀之邦，古代非常注重喪葬和祭祀文化，儒家思想重孝，漢朝建立後，統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當父母去世後時，人們需要守制，形成了成熟的“丁憂”制度。在漢朝以後，丁憂制度對政治和官員個體影響很大，不僅關乎到一個人的道德修養，更直接影響官員們的仕途和命運。到了晚期，又誕生了獨特的“奪情”文化，為古代政治打上了獨特的印記。丁憂制度如何形成？丁憂制度，對封建社會產生怎樣的歷史影響呢？
丁憂，又稱“丁艱”，是古代遭逢父母之喪的統稱，其誕生時間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時期。根據《禮記》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可見，從周朝時期，倘若父母去世，子女要為父母守喪三年，因此誕生了守孝三年習俗。又因為《禮記》中已經有了“三年憂，恩之殺也”的說法，因此當時已經提出了“憂”的說法。根據《爾雅》中的解釋，“丁”字為“遭遇、遭逢”的意思，因此，才有了“丁憂”一詞。
雖然，周朝時就有了丁憂，但僅僅是一個習俗。春秋時期，百家爭鳴，儒家思想提倡“忠孝”，《孟子》曰：
儒家思想把喪禮的高度大大提高，漢朝建立後，主張“以孝治天下”，因此，漢朝以後，更加註重丁憂，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凡是丁憂期間，子女不得婚娶，不得娛樂，不得生育，不得遠遊。如果是官員（主要指文官）遭遇丁憂，需要解職回鄉守制。因此，丁憂制度從漢朝以前的習俗，變成了漢朝以後的法律，凡是違背丁憂規定的人，都會遭到懲處。唐朝的法律記錄較為健全，例如《唐律疏議》記載：
也就是說，隱瞞父母的喪事，不舉哀的人，要被流放兩千裡。三年丁憂時間沒到，提前結束的，要被判處三年徒刑。
第一，所謂的守孝“三年”，實際上是指27個月，也就是說兩年零三個月。
第二，一般來說，並不一定是親生父母的去世才要丁憂。包括養父母，繼父母的去世，都要丁憂。而且，庶子要為嫡母丁憂，嫡子不必為庶母丁憂。當然，在明清時期，也有特殊情況。例如，明朝洪武七年，朱元璋的孫貴妃去世，朱元璋命太子等皇子服喪，命嫡子朱橚為孫貴妃服三年。實際上，孫貴妃並不是皇后，而是皇子們的庶母。
第三，丁憂一般由兒子來完成，女兒、女婿，以及孫輩和重孫輩都可以不必丁憂。但也要避免娛樂活動和生子嫁娶等。也有例外，如果兒子已經去世，則孫子必須丁憂。如果孫子也不在了，則由重孫丁憂。也就是說為的“承重”，意思是“承擔喪祭與宗廟的重任”。但丁憂“不出三代”，從重孫以後，就可以不必丁憂。
第四，丁憂也有分類。若是父系親屬去世，稱為“丁外艱”，如父親、祖父、曾祖父去世。若是母系親屬去世，稱為“丁內艱”，例如母親、祖母、曾祖母去世。
中國古代社會，以政治權力為中心的官本位思想非常嚴重，由於對權力、官職的貪婪和追逐，尤其對於那些官運亨通、仕途正隆的官員，丁憂會讓他失去現有的職位，三年孝期歸來，他原來的職位早已被別人佔領，而自己只能被“另作安排”，這就出現了許多不確定性和風險。因此，古代官員在丁憂期間的不孝行為，史書不絕。主要可歸納為六種：
1。匿喪不舉
《禮記》曰：“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再大的官，遇到父母喪事，都要遠離官場。因此，古代部分官員為了不失去手中的權力，會隱瞞父母的喪事，由於古代通訊並不發達，朝廷也不好一一核實。因此，“匿喪不舉”的事件，屢屢發生。這種隱瞞父母死訊的方法，一旦被發現，就意味著這位官員的道德缺失，是“不忠不孝”之人，將徹底無法翻身。例如，據《舊五代史》記載：
在五代時期，滑州有一名叫孟升的官員，隱瞞自己母親去世的訊息，最後事發，被賜自盡，後來又被改判死刑。
為了避免這種事情發生，《唐律疏議》卷25中特別規定：
這種法律被歷代所沿襲，但匿喪不舉者，屢禁不止。
2。忘哀作樂
丁憂期間，不得娶親，不得行房事，不得娛樂，不得遠遊。但有些人禁不住誘惑，在丁憂期間偷偷作樂。例如《新唐書·皇甫鎛傳》記載：
同樣《續資治通鑑長篇》記載：
這兩個例子，分別是在丁憂期間遠遊和納妾，最後都因“大不孝”受到懲處，基本上政治前途從此斷送。
古代丁憂的時間是27個月，前25個月被稱為正喪，是不可以過問仕途的。後面兩個月期間，官員們可以正式向吏部打報告，說自己的丁憂即將結束，讓吏部提前安排。等丁憂一結束，就可以上任了。但總有一些貪婪之徒，比如還沒過25個月，就出現一個好的職位，於是迫不及待的託關係謀求或上任。這就是“未滿釋服求仕”。
4。居喪嫁娶、居喪生子
在居喪期間，是禁止娶媳嫁女的。例如《大清律》規定：
這裡不允許嫁娶，是指守喪者本人，以及他的兒女都不允許有婚嫁的情況。不僅不允許娶妻嫁女，連納妾、或者把女兒送給別人做妾也不可以。古代有許多婚事因為某一方需要丁憂而被推遲。在民間，如果是嫁女兒，為了避免男方等不起，在丁憂1年後，可以嫁女。
居喪期間不允許生子，這個需要重點說明一下，若在丁憂之前，已經懷孕的孕婦，尤其是大月份的，是可以生的。但是，古代有許多官員喜歡標榜自己，也有強制讓自己的妻妾流產，或孩子出生後，對外隱瞞。例如《後漢書·陳蕃傳》中，說有一個叫趙宣的人，在丁憂期間生了5個兒子，但他對外隱瞞了此事，最後身敗名裂。
如果家中有兄弟多人，在父母去世，丁憂期間，是不允許分家的。在丁憂期間，考生不允許參加各級科舉考試。例如童試、鄉試等。
6。其他“不孝”行為
丁憂期間，吃葷，飲宴都是不孝行為。因為不允許參加飲宴，所以對於其他人送來的紅白請柬，都可以拒絕。清朝時期剃頭，也是丁憂期間的不孝行為。
丁憂制度在古代官場是個特殊的存在，因此他對官員的仕途影響很大。例如，上文分析的六種丁憂期間的“不孝”行為，一經查實，幾乎很難翻身。若在丁憂期間表現突出，也會有特殊嘉獎。例如，明朝官員權謹，因為丁憂期間表現突出，又加上其他特殊天象幫助，被晉升為文華殿大學士。《明史》：
丁憂被解職三年，絕大多數官員在丁憂之後很難再回到原來的職位。這實際上有利於封建社會官吏在崗位上的流動。等三年丁憂之後，再次為官，大多還能找到和原來大致相當的職位。例如，《新唐書·吳兢傳》：
吳兢在丁憂前擔任諫議大夫，丁憂後擔任太子左庶子，兩個官職均為四品，差別不大。
但是，也有特殊情況，例如，唐朝詩人元稹，在丁憂前時運不濟，僅僅擔任河南縣尉（八品），丁憂後突然時來運轉，擔任監察御史（六品）。
但和元稹齊名的大詩人白居易，就比較倒黴。據《舊唐書·白居易傳》記載：
因此可以總結，丁憂前後，官員的官職實際上大多都是和之前相當，也有元稹這樣的幸運兒，更有白居易這樣的倒黴蛋。正是因為丁憂對仕途充滿不確定性，因此很多人才不得不在丁憂期間謹言慎行，在遵守道德底線的同時，還不能被政敵抓住任何把柄。同時，在丁憂快結束時，還要走動關係，希望自己能夠成為元稹這樣的幸運兒。
從漢朝以來，因為官員丁憂，“孝”和“忠”之間，產生了矛盾和衝突。比如，朝廷正是用人之際，官員突然丁憂，臨陣換人，會造成諸多不便。但如果不丁憂，官員就會面臨“不孝”的指責。如果丁憂，又會面臨“不忠”的可能。於是，就誕生了一種允許在特殊情況下不丁憂的制度——奪情。
奪情，又稱“奪哀”，指對於重要崗位的官員，在其父母去世後，不允許他辭官三年，而是讓他繼續留任，或素服辦公。或者是官員正在丁憂，還沒滿三年，但朝廷有要事，提前啟用這名官員。
什麼情況下才能奪情，沒有統一的標準，一般由皇帝決定或禮部商議。漢朝時期，漢文帝的重臣晁錯的父親去世，10天后就被起復，這是較早的奪情記錄。後來，例如唐朝名相房玄齡、宋朝名臣寇準、明朝改革家張居正，都曾是被“奪情”的大臣。以張居正為例：
明朝萬曆五年，張居正的父親去世，當時張居正官居內閣首輔，舉足輕重。一方面萬曆皇帝離不開張居正，另一方面，張居正身居高位，首輔只有一個，他也不願意離開權力中心。因此，萬曆下旨，讓張居正“奪情”。但很多人以張居正貪戀權力為由，彈劾他不忠不孝，最終釀成了一場政治危機，聞名於史書。
中國自古以來，都非常重視“孝”文化，自漢朝以來，更是提倡“以孝治天下”，丁憂制度歷史悠久，他給中華民族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對後世產生深遠印象，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在文化上，古代丁憂，是“孝”文化的一種體現，在儒學誕生之後，特別是在漢朝之後，丁憂制度對中國傳統的“孝文化”起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但三年的時間，是否對整個社會有利，這是個值得思考的話題。
第三，發展沿革上，丁憂制度在歷朝歷代不斷髮展中，逐漸被朝堂爭鬥所利用，成為黨同伐異的工具，這暴露了他的侷限性，甚至造成“孝德”的扭曲，這是極度不可取之處。
總體來說，丁憂制度在我國曆史上傳承兩千餘年，歷史影響深遠。我們瞭解丁憂制度，意在繼續弘揚它的孝文化和積極精神，但也要摒棄它的不足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