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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嗣親王或郡王嚴格的仕宦限制，普通宗室成員由於聲望、地位較低，若其自身能力突出，反而可以擔任機要官員或地方長官、甚至榮登相職。

如魯王靈夔孫李道邃，為人謹慎謙虛，得以“頻任清列”。天寶中，他先後擔任尚書右丞、大理卿和宗正卿。恆山王承乾孫李適之，“以強幹見稱”，在玄宗朝歷任通州刺史、秦州都督、陝州刺史、河南尹、御史大夫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節度事、刑部尚書等職，並於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

李麟，為“皇室之疏屬，太宗之從孫”。父李浚，“以誠信待物，稱為良吏”，在玄宗朝相繼擔任潤州刺史、江南東道按察使、虢州、潞州刺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攝御史大夫、劍南節度按察使等職。李麟的仕途也很順利，歷仕朝廷，為臺省官員多年，天寶五載，以諫議大夫充河西、隴右、磧西等道黜陟使，因為官稱旨，遷給事中。此後，又先後擔任兵部侍郎、兵部侍郎權知禮部貢舉、國子祭酒等職，並於天寶十四載（755年），“本官出為河東太守、河東道採訪使”。

當然，玄宗限制皇族仕宦並非單純出於鞏固君權的目的，同時也是適應了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要。科舉制的廣泛實行為政府機構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才，這些官員比皇族更加效忠於君主，而且他們的學識能力也容易適應時代的變化。在這些職業官員的排擠下，李唐皇族的仕宦前途無疑會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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