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北宋時期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千百年來以其清正廉潔著稱於中國歷史之中。他之所以能夠以其清正廉潔著稱於世，與其獨特的廉政思想密切相關。包拯的廉政思想源於其獨特的家庭背景、成長環境、從政環境，其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繼承和個人不懈的磨礪培養，蘊含著他對自己為官，他人從政，政府機制執行的思索和見解。

包拯十分重視培養自己的從政操守和品質，他的廉政思想首先就體現在其對自我的嚴格要求上。包拯不貪不佔的為官之風，在當時貪腐成風的官場很是獨樹一幟。在包拯任端州知州時，對歷屆知州都大肆搜刮的端州特產，一種十分名貴的硯臺，在進行上貢收繳工作時，“令硯工們只按定額交納貢硯，額外不妄取一方”。

此外，包拯即使對其家族親人也是公正無私，因喪子返鄉時，“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皆屏息”，不因親屬關係而加以縱容。

包拯對於自己的職責所在向來盡心盡力。當其官屬御史，責在監察時，他曾經七彈王逵，六彈國戚張堯佐，不將貪官汙吏的罪行徹底昭告於天下不罷休。

不僅如此，包拯為官十分重視百姓的切實利益，心繫民間疾苦。包拯奏議集中，有多封奏章都可見其對百姓的體恤。當百姓遭遇天災人禍無法保證自己的生存權利時，包拯往往多次上奏，乞求能夠使百姓獲得休養生息的政策。包拯的廉政思想非常注重實效和實幹，講究實際行政效率和行政效果。而包拯本人也是按照這一標準努力踐行。

面對保州的軍人叛亂，他臨危不亂，提出在當時實際情況下最具可行性的平亂措施；針對國用不足，軍備不足的問題，他提出靈活有效的經濟措施加以緩解；應對敵方少數民族政權的詰難，他能夠以其機智謹慎的外交才華加以巧妙化解，以上種種都展現出了包拯的卓絕才幹。

對朝廷官員提出其應當達到的理想從政標準，也是包拯廉政思想的另一大方面。他的廉政思想中要求為官者應當才德兼備。在包拯看來，才德兼備是為官的必備條件，只有類似這樣秉性純良，才能突出的官員方有資格得到包拯的青睞和舉薦。

包拯要求官員們應該做到職能相稱。他認為對於官員的任用，除了必須遵循唯才是舉的原則之外，還必須考慮到職位與官員過往的執政經驗，實際能力，個人所獨有之氣質的匹配程度，即該官員能否切實勝任某一職位，並且在這一職位上充分發揮出自身獨特優勢的問題。

與之相對應的，包拯反對官員只單純追求職位的上升，而不考慮自身才能、是否能夠切實與所請求的職位上匹配並的要官，討官的鑽營行為。

包拯提倡戒奢崇儉，反對貪贓枉法。對朝廷官員上下喜用金飾的情況，包拯，旗幟鮮明地反對奢侈貪婪的風氣，主張朝廷大小官員在吃穿用度上一切從簡，並且義正言辭地指出“貪者，民之賊也”，認為貪婪只能帶來一時的快樂和浮華，最終將會使官員和統治者自食惡果。

包拯在其實際的從政生涯中，提出了許多在行政程式和行政制度上、都極具操作性和實踐性的規劃，主張透過機制建設、而帶來的廉政效率和效果的提升。

在國家的人事錄用制度上，包拯主張透過考試和封名制的方式、來進行人才錄用，全力排除考生家世背景對官員錄取的影響。他針對國家考校舉人不再實行糊名制的新規定，提議按照原先封彌試卷的舊法，以得選官之公道和保障寒素賢良為國效力的機會。而對那些官家出身的封蔭子弟，他建議延續考試的老方法進行選拔。

在官員的選拔任用制度上，他大力反對論資排輩的陳規陋習，主張以最終的行政成果，來作為官員升遷調發的依據。包拯認為“並循舊例，以到院先後為限，未嘗較辨賢否，論次殿最，清濁一溷，流品不分”。

此外，在官員的監督核准制度上，他創造性的提出“盡籍見勾當事人姓名”，這樣一種十分類似於現代審計制度的登名造冊措施，從而使得官員管理體系化，明晰化。透過採用問責核准制度，並以此作為官員升貶獎懲的依據。

由於包拯深受法家思想的影響，因此倡導“法存畫一，國有常格”。他十分重視條例法規的制定和執行，反對隨心所欲地處理政事。他把立法執法，看作整頓吏治、治理國家的必要手段，認為只要認真堅持抓到底，就必有好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