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對於東漢末年到三國時代的這段歷史一般都比較熟悉，從東漢桓帝和靈帝開始，朝政日益腐敗，加上不斷的天災人禍，天下百姓缺衣少食，備受壓迫，過著流離失所的生活不說，還動不動就性命不保，這個時候終於爆發了著名的“黃巾起義”，也就是從這個事件開始，正式拉開了亂世的序幕。

既然是亂世，自然少不了英雄豪傑，而最先展露出頭角的一人當屬袁紹，他本人號稱“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佈天下，從董卓亂政逃出京師後，立刻擁兵自立成為一方諸侯。

在後續的幾年時間裡，他軟硬兼施獲得了大量地盤，等到曹操等人走上歷史舞臺的時候，袁紹儼然已經成為了北方地區的霸主。

照這個趨勢，最後在亂世中生存下來並且制霸一方的應該是袁紹才對，為何好景不長，他竟然很快被曹操擊敗，勢力迅速垮臺，其根本原因真的是由於官渡戰敗嗎？

一、袁氏集團的問題和隱患

1、根基不在地方

我認為袁紹勢力的迅速崩塌，官渡戰敗只是一方面，至少在此之前，袁紹集團內部就已經矛盾重重，隱患巨大了。

首先來說，這和他的政略不當有很大的關係，袁氏集團本身並非是地方割據豪強，而是起源於中樞的豪族，也就是所謂的“四世三公”，這種家族的優勢在於，門人過度集中在國家權力的中樞機構，手中掌握著大量的實權，可問題是離開了權力中樞系統，那麼可操控性就沒有那麼強了。

換言之，在袁紹離開京師到地方成為諸侯後，雖然兼併了大量的土豪和士族，但自身在地方的根基很淺薄，這就埋下了重要的隱患。

在此之前，大家還要了解一件事，東漢中後期開始，社會呈現出劇烈、快速的變化，以水利、鑄造等為代表的行業開始迅速發展，這就出現了“莊園經濟”。

從現在發現的東漢時期的壁畫、文物、浮雕以及《四農月令》等古籍來看，東漢的這種經濟已經朝著多元化的路線發展，慢慢就出現了財富的高度集中。

2、時代趨勢

在這種形式下，恢復和重建中樞系統顯得十分必要，但是伴隨著何進身死和董卓亂政的相繼發生，包括曹操和袁紹在內製定的計劃均宣告失敗。

從《三國志》的記載來看，兩人都嘗試過與董卓合作，但因為袁氏是中樞豪門，董卓集團有強烈的排斥性，做不到容納，所以在皇帝廢立問題過後，袁紹和董卓的矛盾到了頂點，隨後逃亡。當然了，曹操在這方面的境遇基本和袁紹一樣。

那麼就引出了另一個問題，董卓為什麼不能重建中樞系統呢？大慧認為這其中的原因就比較複雜了，咱們說的稍微簡單一些。

1、政策上的錯誤選擇

像袁紹這樣的中樞豪門在逃亡之後，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地方豪強勢力，大家其實也能看出來，在那個時代，中樞豪門往往能在很大程度上對地方豪強進行壓制，這源自於東漢時期特殊的政治形勢。

換句話說，中樞系統的豪門一般情況下還具有權威性，比如劉備在徐州、袁紹在冀州、袁術在淮南、孫氏家族在江東、諸葛家族在巴蜀等等都是這個意思。

董卓集團在掌權和改革失敗後，這些較大的諸侯開始進入相互競爭角逐的階段，在這個過程中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來自朝廷天子的權威性。

《三國志》中記載，袁紹手下的謀士沮授以及曹操手下的謀士荀彧，都提到讓主公迎奉天子的建議，也就是著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

這個建議其實算不上什麼奇謀，這是必然的結果，因為但凡有點政治智商，都能夠看到東漢政治存在一個明顯的特點，

即中樞強而地方弱，誰能夠得到天子這張“王牌”，就能夠獲得重建中樞系統的主動權。

2、士族的牽制

袁紹在逃亡京師之後，董卓還對他進行了安撫，表奏他成為渤海太守，袁紹靠著自己的名望和出色的政治、軍事手段，先後從韓馥、公孫瓚等人手中獲得了河北四州。

從一些史料中我們可以發現，他擊敗的這些對手都帶有明顯的地方勢力色彩，都很難和外來且弱小的中樞系統的人物抗衡，同樣的事情還發生在了劉備和孫氏父子身上，由此可見東漢中樞體制的強大之處，簡直超乎我們的想象。

袁紹在兼併大量地盤之後，採取的是吸納政策，《三國志》就記載：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併，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足應命。

意思就是袁氏集團在地方統治上有很大的妥協性，基本是東漢政治體制的延續，靠著這種方式對領地進行管理，慢慢就會越來越像東漢朝廷中的那種生態環境，這就是東漢大亂和袁氏集團衰落的根本原因。

雖然是超級豪門，但是在地方豪強的眼中評價並不高，加上一些言行上的出入，很容易就會引起地方士族的反彈，這個時候袁氏集團就喪失了賴以稱霸的資本，實際上也透支了袁氏世代積累下來的聲譽。

文章作者：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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