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家店上層文化·“師道”青銅簋
（赤峰市寧城縣甸子鄉小黑石溝出土 赤峰市寧城縣博物館藏）
青銅的出現與使用，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從此，人類由石器時代進入了物質文化史上的第二個時代——青銅時代。
中國的青銅時代，是指青銅器在考古記錄中有顯著重要性的時期而言的。不容置疑，金屬器物（包括青銅器物）的零星出現，遠在青銅時代開始之前就已出現。中國古代青銅文明高度發達，青銅器種類繁多，數量巨大、造型豐富、紋飾瑰麗、工藝精湛、獨具風格，在世界青銅文化史中佔有重要地位。根據考古發掘資料，在龍山文化晚期，中國社會就進入了青銅時代的萌芽期；夏代及商代初中期（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13世紀）是中國青銅文明的初期；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約公元前13世紀初至公元前10世紀初）是中國青銅文明的第一次發展高峰期；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初期（約公元前10世紀初至公元前7世紀中葉）是中國青銅文明的持續發展時期；春秋中晚期至戰國初期（公元前7世紀中葉至公元前5世紀末）是中國青銅文明的第二次發展高峰期；戰國中晚期至秦統一（公元前4世紀初至公元前221年）是中國青銅文明的衰退期。秦漢以後，鐵器的普遍應用，逐漸代替了傳統的青銅器，青銅時代宣告結束。但是青銅器並沒有因為青銅時代的結束而消亡，青銅器以其質地穩定，經久耐用的特性，從秦漢到明清的整個古代社會中，還普遍用於印符、鑄幣、日用器皿等社會生活各方面。
內蒙古位於中國北方，地理位置處於半溼潤區向乾旱區過渡的半乾旱區，這裡既是自然環境演變的敏感地帶，也是物質文明演變的活躍地帶。在中國中原地區進入青銅時代時，活躍於內蒙古地區的北方古代先民，正經歷著一個由於自然環境受乾冷氣候影響，而從農耕文化向半農半牧或者遊牧文化轉變的劇烈震盪時期。受到中原青銅冶煉鑄造技術影響的北方古代先民，也創造出了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北方青銅文化。
“師道”青銅簋區域性
商周時代（公元前15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是內蒙古地區青銅時代的初始期，內蒙古地區的北方早期青銅文化，可以分成東西兩個文化區。以東是夏家店下層文化區，以西是朱開溝文化區。夏家店下層文化發現較早，以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對夏家店下層文化和上層文化的區分為標誌，內蒙古東部地區青銅文化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此後二十餘年中，由於遺址和墓葬大面積發掘揭露，這一地區的青銅文化的研究進一步展開。在赤峰地區出土了多件青銅甗，被認為是商代青銅禮器的成熟作品。在內蒙古鄂爾多斯準格爾旗朱開溝遺址發現了五個階段的文化遺存，從第三階段開始，就出土了數量較多的青銅器，如銅錐、銅針、銅環和臂釧等，多為小件器物，至第五階段時，開始出現青銅容器、兵器和工具，這些青銅器多數出自墓葬之中。主要有青銅鼎、青銅爵、青銅戈、青銅短劍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朱開溝第五階段墓葬中出土的銅戈，其直內、窄欄、厚脊、尖鋒、兩面刃的造型風格，與中原商式銅戈十分相似，這也說明，內蒙古地區的北方早期青銅文化受到了中原青銅文化的影響。
商代·青銅甗
（赤峰市克什克騰旗土城子鎮 赤峰市克什克騰旗博物館藏）
商代·曲刃T形柄青銅短劍
（赤峰市寧城縣南小根墓葬出土 內蒙古博物館藏）
商代 ·環首青銅短劍
（鄂爾多斯市朱開溝出土 鄂爾多斯市博物館藏）
西周至春秋早中期（公元前10世紀至公元前7世紀），內蒙古地區的青銅文化處於發展階段。這個時期的北方民族青銅器比較集中地發現於西遼河流域，出現了發達的青銅文化——夏家店上層文化，夏家店上層文化是一種多元文化結構的北方青銅文化，其文化內涵相當複雜，包括具有顯著地區特點的器物、與鄰近地區相類似的器物，以及中原文化的典型器物，它既富有濃厚的北方草原地區青銅文化因素，又與中原青銅文明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絡。夏家店上層文化目前已發表的資料有寧城縣夏家店、蜘蛛山、南山根、林西縣大井銅礦、赤峰市紅山後、敖漢旗周家地、翁牛特旗大泡子、克什克騰旗龍頭山、寧城縣小黑石溝等，在眾多的遺址墓葬中，出土了豐富多元的青銅器群。以出土較多的青銅短劍為例，既有從遼東方向傳入的以曲刃短劍為代表的東北夷系統，又有以柄身聯鑄的柳葉形短劍為代表的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更有由這兩個系統所衍生出的劍柄為鄂爾多斯式動物紋，劍身為東北夷曲刃系的動物紋柄首青銅短劍。在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青銅容器中，也表現了類似的情況，有其自身特點的仿陶器青銅鼎、青銅豆、青銅鬲、青銅雙聯罐、青銅祖柄勺等，同時又吸收了鄂爾多斯的動物紋裝飾；有典型的中原周朝風格的青銅方鼎、青銅簋、青銅簠、青銅匜、青銅瓿、青銅壺、青銅觚等；也有鄂爾多斯式銅鍑。這一複雜的文化現象，應從自然和社會的諸多因素進行分析，也正是多元多內涵的這些因素，構成了其具有自身特徵的夏家店上層青銅文化，夏家店上層青銅文化應屬於山戎文化。到西周晚期，夏家店上層文化達到鼎盛時期，出現了像寧城南山根和小黑石溝那樣出土大量青銅器組合器的遺存。在寧城南山根和小黑石溝還出土了青銅馬具，有馬銜、馬鑣及馬當盧等，說明當時人們已能將烈馬馴服，使騎馬遊牧成為可能。春秋中期以後，夏家店上層文化開始衰落，而其中的以東北系曲刃劍為主體的遺存一直延續到戰國時期，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文化則呈南下趨勢。
夏家店上層文化·立獸口青銅豆
（赤峰市寧城縣甸子鄉小黑石溝出土 赤峰市寧城縣博物館藏）
夏家店上層文化·立獸青銅盔
（赤峰市寧城縣石佛鄉墓葬出土 赤峰市寧城縣博物館藏）
夏家店上層文化·立獸口青銅豆
（赤峰市寧城縣甸子鄉小黑石溝出土 赤峰市寧城縣博物館藏）
夏家店上層文化·“許季姜”青銅簋區域性
（赤峰市寧城縣甸子鄉小黑石溝出土 赤峰市寧城縣博物館）
夏家店上層文化·青銅馬具
（赤峰市寧城縣出土 赤峰市寧城縣博物館藏）
夏家店上層文化·立獸紐青銅三聯罐
（赤峰市寧城縣大雙廟鄉出土 赤峰市寧城縣博物館藏）
夏家店上層文化·“許季姜”青銅簋
（赤峰市寧城縣甸子鄉小黑石溝出土 赤峰市寧城縣博物館藏）
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內蒙古地區的青銅文化，隨著中國北方氣候開始轉暖，也進入了一個發展繁榮期，其最具代表性的是鄂爾多斯式青銅文化體系的最終形成和完善。鄂爾多斯式青銅器起源於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也就是朱開溝文化分佈範圍之內，至晚商時期，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日漸成熟，並開始廣為擴散，現在已知夏家店上層文化與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有著密切的親緣關係。由於西周至春秋早期各文化群間的東西、南北的移動和交融，春秋晚期以後，內蒙古地區各文化的共性越來越強，北方系青銅器諸文化特徵也越來越不明顯。在鄂爾多斯，自上世紀70年代發掘了桃紅巴拉墓地之後，又相繼發現了阿魯柴登、西溝畔、玉隆太及陰山地帶的呼魯斯太、崞縣窯子和毛慶溝等墓地，尤其透過對毛慶溝墓地發現的春秋晚期至戰國晚期成組青銅器資料的研究表明，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文化屬於狄——匈奴族系文化。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包括兵器、工具、裝飾品、車馬具和生活器皿等，有雙鳥（或雙獸）頭組成的觸角式短劍或環首短劍，有柄端有孔或呈環首的削刀、錐、鶴嘴斧，有以環狀帶扣、聯珠帶扣、獸頭飾和動物紋飾牌等組成的多種形式的腰帶飾品，有長方管狀飾、圓管狀飾等其他裝飾品，以及馬銜、馬鑣、馬面飾、節約組成的馬具。在這一時期的內蒙古地區墓葬中，中原式的青銅器，如戈、矛、削、劍、帶鉤、禮器、容器和馬具等，也多有出土，這也印證了與中原關係的密切。
春秋·鈴首曲柄青銅短劍
（鄂爾多斯市地區徵集 內蒙古博物館藏）
春秋戰國·虎獸咬斗紋青銅飾牌
（鄂爾多斯地區徵集 鄂爾多斯博物館藏）
戰國晚期的內蒙古地區青銅文化，主要表現在匈奴文化區中。在鄂爾多斯市玉隆太和速機溝等匈奴墓葬中，出土的動物造型的車具、竿頭飾件和馬、鹿、羊等圓雕藝術品，製作精美，造型生動逼真，是這個時期青銅器的精華。
戰國·盤角羊首形銅飾件
（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速機溝出土 內蒙古博物館藏）
戰國·狻貎形青銅飾件
（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速機溝出土 內蒙古博物館藏）
戰國·盤角羊形青銅鉤
（鄂爾多斯市徵集 內蒙古博物館藏）
戰國·羚羊形青銅飾件
（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速機溝出土 內蒙古博物館藏）
戰國·立式有角青銅鹿
（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速機溝出土 內蒙古博物館藏）
秦漢時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內蒙古地區的青銅器文化仍然呈發展趨勢，雖然中原鐵器時代的出現，影響到了內蒙古地區，但是，以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為代表的匈奴文化區中，還是留下了許多青銅器產品，在鄂爾多斯高原的西溝畔四號墓，補洞溝墓地等匈奴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長方形動物紋腰飾牌、環、管狀飾、鈴、環首刀等青銅器。當時的匈奴十分強大，它統一了草原各部後，各部落間的文化交流和融合進一步加強，如在外貝加爾、蒙古國地區發現的匈奴墓，與鄂爾多斯黃土高原上的匈奴墓有許多共同之處。這一時期最具匈奴傳統文化的青銅藝術品，是各種動物紋飾牌組成的“胡帶”，其中尤以長方形的動物紋腰飾牌，造型精緻，特色鮮明。
秦漢時期，中原與匈奴持續了多年的拉鋸戰爭，最後在漢武帝時，大敗匈奴，匈奴分化成南北二支，南匈奴歸附漢朝，北匈奴西遷，中原王朝在內蒙古地區修建長城，設定郡縣，屯墾戍邊的同時，中原傳統式青銅器也在內蒙古地區廣泛出現，在巴彥淖爾市、包頭市、鄂爾多斯市、呼和浩特市出土了大量漢墓文物，其中青銅灶、青銅壺、青銅鍅、青銅鏡、青銅帶鉤等漢式青銅器最具代表性。
漢代·龍首青銅灶
（呼和浩特市八拜鄉出土 內蒙古博物館藏）
漢代·鎏金包貝鹿形銅鎮
（呼和浩特市八拜鄉出土 內蒙古考古所藏）
漢代·雙鹿奪豹紋青銅飾牌
（鄂爾多斯市徵集 內蒙古博物館藏）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公元220年至公元581年），北方民族青銅文化受中原鐵器時代成熟期到來的影響，逐漸衰敗。但由於青銅器的穩定性和耐用性，深受北方遊牧民族喜愛，青銅器仍然被用於生活飲具、馬具、裝飾具等方面。這一時期活動於內蒙古地區的匈奴、烏桓、鮮卑、柔然等北方遊牧民族留下的遺存中，青銅器仍然佔有一定的比例。如在烏蘭察布市商都縣大庫倫鄉出土的熊足銅案和“大員”銅壺，就反映了鮮卑民族青銅文化的發展高度。南北朝時期，佛教得到空前發展，這一時期曾大量開鑿石窟造像，同時也用大量的銅鑄造佛像，鑄造佛像成為青銅冶鑄業的一個重要內容。如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出土的北魏太和八年銅鎏金釋迦佛像，是研究北魏佛教文化的重要資料。
隋唐時期（公元581年至公元960年），內蒙古地區的青銅器製造業繼續衰落。活動於內蒙古地區的突厥民族，在興起之初就掌握了先進的冶鐵技術，曾經被奴役他們的柔然奴隸主稱之為“煅奴”。突厥民族與唐王朝保持著密切的聯絡，所以除了馬具、箭鏃等用於軍事武備的少量青銅器被認為是當地所製造外，包括生活用器、貨幣、銅鏡等許多青銅器，均為與唐王朝交流所得，所以，這一時期的青銅文化充滿了唐代風格，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並不突出。隋唐時期的青銅器以銅鏡最具特色，尤其是唐代的銅鏡製作工藝，獨樹一幟，是當時的重要手工業之一。青銅鏡普遍厚重，由於青銅中錫、鉛成分增加，所以鏡體潔白光亮。銅鏡形制除傳統圓形外，還出現了方形、葵形、菱花形、亞字形、方形圓角以及帶柄手鏡等形制。現傳世和出土最多的為海獸葡萄鏡，是唐代銅鏡中代表性器物。
宋、遼、金、元時期（公元960年至公元1368年），是北方少數民族活躍時期，先後出現的契丹、女真、党項、蒙古等古代遊牧民族，次遞建立政權，其中尤以蒙古族建立統一全國的元朝，更把北方遊牧文化發展到空前高度。這一時期，青銅器鑄造業已經走向尾聲。從出土或傳世的這一時期青銅製品看，多為印符、銅鏡、錢幣和一些日常生活用具及宗廟祭祀器。宋代的銅器製造業，從冶煉技術和品種上有所發展，出現了純銅與鋅的合金——黃銅，並廣泛用於鑄造貨幣和日常生活用器上。宋代除大量生產黃銅外，更令人注意的是白銅的生產。白銅是由純銅與鎳的合金或與砷的合金而生成的，宋代白銅製品較為珍貴。
由契丹民族建立的遼王朝，雄踞北方，內蒙古地區是其重要活動區域。遼代的青銅細工技術比較發達，主要器物有鎏金銅馬具、銅面具、銅鏡等。在赤峰市大營子遼駙馬墓中和通遼市奈曼旗陳國公主墓中出土了多套完整的青銅鎏金馬具，製作工藝精湛、裝飾圖案精美，反映了遼代高超的青銅手工業技術水平。遼代銅鏡較具特色，在吸收唐代銅鏡風格的基礎上，保持了本民族的風格特徵，遼代銅鏡形體厚大，在形制上主要有圓形、亞字形、葵形、八角形等。在紋飾上有龍紋、八卦紋、童子戲花紋、荷花紋、四蝶連珠紋等。遼代銅鏡上還出現有吉祥語句的契丹文字，如1973年在內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出土的一件八角形契丹文銅鏡，漢譯為“壽長福德”之意。
女真民族建立的金王朝，與兩宋對峙，金朝銅禁森嚴，民間嚴禁青銅鑄造，所以內蒙古地區發現的金代青銅器不多，主要表現在官印和銅鏡上。金代銅鏡在國家銅禁甚嚴的情況下得到一定的發展。金代銅鏡多寬邊緣或卷緣，圓形鈕，形制上多與宋代銅鏡相同，有圓形、帶柄圓形、菱花形、葵形等。紋飾主要有雙魚紋、雙龍紋、菊花紋、蓮花紋、人物故事紋等。人物故事題材豐富，富有典型性的故事圖案，如柳毅傳書、吳牛喘月、達摩渡海等。金代銅鏡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在邊緣一般多有官府刻記，刻記內容包括鑄造地點、官署名、監造職官名和人名押記，這些都是研究金代銅鏡鑄造業的珍貴資料。
党項族建立的西夏政權，地域範圍包括內蒙古西部地區，但遺存物發現較少，主要有西夏文首領印、西夏文削刀等。
蒙古族建立的元王朝，手工業製造較發達，官府設立“出蠟局”，專門負責金屬製造業。內蒙古地區地屬元代腹地，遺留下的青銅器多為印符、銅權、佛教造佛及宗廟祭祀用鼎、簠、爵等。元代銅鏡多仿漢唐兩代，製作水平不高，甚至粗糙。元朝銅權出土傳世較多，時代特點也較明顯，銅權多為六面體，也有圓形的，有呈階梯狀的圓形底座，頂上有穿孔方形鈕。銅權上均有製作年號及某路造字樣，是研究元代經濟狀況的實物資料。
明清時期（公元1368年至公元1911年），青銅鑄造業已走向尾聲，無論是鑄造貨幣還是一些生活器皿、佛教造像 ，黃銅都佔據了相當大的比例，青銅失去了長達二千餘年的傳統優勢，淡出了手工業市場。清乾隆以後，我國玻璃鏡出現並廣為使用，銅鏡明顯減少，最終被玻璃鏡所取代。在內蒙古地區發現的這一時期青銅器，主要包括明代的銅火銃、銅鏡等。
音訊來源：內蒙古廣播電視臺 【美麗內蒙古】節目
文/圖 來源：內蒙古博物院（丁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