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金沙遺址發現20週年。

2001年2月8日發現的金沙遺址，被譽為“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第一個重大考古發現”。大量珍貴文物的出現，為考古發掘帶來接連不斷的驚喜。此後的6年時間裡，從考古發掘、遺址保護、博物館規劃到原址建成的金沙遺址博物館向公眾開放，成都創造了特大城市市中心遺址保護的又一個奇蹟。

同時，這20年來，自金沙遺址出土的青銅器、玉器、金器等珍貴文物，無不生動地展示出商周時期古蜀人透過祭祀表達出的對祖先與自然的崇拜，也持續引發大眾對古蜀文明的關注，以及對這座城市悠久歷史的探尋。

紅星新聞記者先後專訪了三位對金沙遺址有著長期、深入研究的考古界權威專家，請他們談自己對金沙考古這20年來的一些思考。

王仁湘

金沙玉琮僅作為祭祀的法器使用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著名考古學家王仁湘研究古蜀文明多年，出版有多本專著。他自己的微信公號“器晤”上專門有個欄目“巴蜀文明系列”，收錄的多是有關古蜀文明，尤其是三星堆與金沙的研究文章。他的新書《方圓一體：玉琮的故事五千年》重點研究了中國古代極具特色的玉器：玉琮。

無獨有偶，金沙遺址目前已出土了2000餘件玉器，是迄今為止我國出土玉器最多的遺址之一，裡面有不少精美玉琮。王仁湘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在金沙出土的玉琮數量雖然不是很多，但關注度卻相當高。

金沙十節青玉琮

尤其那件著名的“良渚文化十節青玉琮”，帶有典型的良渚文化烙印，製作於良渚晚期，在它被打造出來之後的一千多年裡，輾轉流離，來到了遙遠的成都平原，也證明早在3000多年以前，古蜀人與外界交流之緊密，遠遠超出今人之想象。

“玉琮的造型是方形圓孔，寓意天圓地方，最初作為祭天禮地的法器而被製造出來，在墓葬中也常與墓主人的遺體相伴。但在金沙和三星堆出土的玉琮並非來自墓葬，因此只是作為祭祀的法器使用。”王仁湘說，“琮”字右邊的“宗”，在《說文解字》裡解釋為神廟中的祭臺。玉琮在祭祀儀式中的重要功能，是用於“淉祭”。淉祭即灌祭，用牲血和酒灌注於地，以祭地神，這便是灌祭。《周禮·春官·大宗伯》中也有“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的記載。

金沙不僅發現了來自良渚文化的青玉長琮，還出土了相當數量的本地仿製玉琮，說明這些玉琮已成為古蜀人珍愛有加的重要祭祀禮器。“目前考古發掘中所見的、包括良渚與商周時期的玉琮，以出土於墓葬中的最多，可以解釋為隨葬品或斂葬品，並不是祭祀的禮器。只有古蜀的玉琮及其他大量玉器，是明確出土於祭祀現場，是明白無誤的禮器。”王仁湘說。

三星堆與金沙遺址出土的玉琮，都與隨葬無關，顯示了古蜀人對玉琮不同於殷人的使用特點。在古代蜀人的心目中，這些玉琮顯然並未失去初始的寓意，可能依然是執掌神權溝通天地的象徵。

金沙出土的有射臺的蜀琮

“射臺”造型是蜀琮鮮明特色之一

此外，王仁湘還特別指出：古蜀人在仿製外來玉琮的同時，也在此基礎上加入了自己的特點。“我以為蜀人仿製玉琮是沒有問題的，蜀地的琮不會全都是由外部流入的，而且不僅僅只有仿製，還有創制，製出了有蜀地特色的琮，可稱之為蜀琮。”

經過仔細的器形比較，他發現：蜀琮與其他玉琮的最大不同是，造型上出現了“射臺”。射臺指的是琮體的方形外筒與圓形內孔間的連線位置，形成了一個檯面，這個檯面便可稱為射臺。“明顯的射臺，便應當是古蜀人的特別製作。”

金沙出土的有射臺的蜀琮

王仁湘也提到在四川之外如河南、陝西等遺址出土的商周時期的玉琮，他初步判斷：其中部分與蜀地有關，應當是蜀地流轉出去的琮，屬蜀式琮無疑。“由此可以看到蜀與周的交往，還有更早與商的交往，這蜀琮是一類重要的物證。”而宋以後出土和傳世的琮形器（不只是玉製）中，其造型很多都與蜀式琮有關，既有良渚琮的射間，又有蜀琮的射臺，可以推斷是依據兩地出土琮重新創作的融合產物。

“這樣看來，古代中國真的可能經歷過一個玉器時代，而且它貫穿了石器時代和銅器時代。正是大量的玉器，記述著那個久遠年代的歷史與信仰。”王仁湘說，“從東南良渚到黃河龍山，再到西北齊家與中原三代，還有西南古蜀，玉琮的影蹤已經越來越清晰。玉琮上有一條血脈將5000~3000年前的大華夏緊密聯結起來。”

紅星新聞記者 喬雪陽

編輯 李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