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驗一座城市或一個國家是不是夠現代化，一場大雨足矣。”

臺灣作家龍應臺說過一句後來被廣為引用的話：“檢驗一座城市或一個國家是不是夠現代化，一場大雨足矣，最好來一場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個小時。如果你撐著傘溜達了一陣，發覺褲腳雖溼了卻不髒，交通雖慢卻不堵塞，街道雖滑卻不積水，這大概就是個先進國家；如果發現積水盈足，店家的茶壺、頭梳漂到街心來，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鍋子撈魚，這大概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它或許有錢建造高樓大廈，卻還沒有心力來發展下水道；高樓大廈看得見，下水道看不見。”

如果這場傾盆大雨落在古代的城市，比如北宋的開封、南宋的杭州，會不會一定造成嚴重水淹呢？這就要看當時城市的地下排水系統如何了。

我們可能不敢相信，北宋東京城（開封）的排水系統是非常發達的，地面的明渠有“八字水口”：“內外八廂創制八字水口，通流雨水入渠甚利”；地下暗渠也四通八達：“汴都地廣平，賴溝渠以行水了”。陸游《老學庵筆記》的一段文字更是可以說明東京地下排水管道之發達程度：“京師溝渠極深廣，亡命多匿其中，自名為‘無憂洞’，甚者盜匿婦人，又謂之‘鬼樊樓’。國初至兵興，常有之，雖才尹不能絕也。”

人們常說國外城市的地下排水溝寬敞而四通八達，可以容納流浪漢與窮人棲身，所以是城市的“良心工程”云云。宋朝東京城的地下排水系統何嘗不也是如此？因為“極深廣”，便成了城市犯罪分子的藏身之地，即便來了能力，也難以將這個“地下王國”徹底整治。由此也可以想見東京地下的排水溝渠是多麼寬闊、深長。

南宋杭州城的地下排水系統同樣很發達。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遊覽志》中說，杭州的地下暗溝有：“李泌所開六井，沈文通所開南井，蘇軾所開新溝，通貓兒橋及雄武營者；而布政司前百獅池，西通西湖，東出水於普濟橋；又仁和學、府學前，亦有暗溝，繞欞星門，出於凌雲橋者是也，餘不可考。夫久廢者，固不可復矣，有蹤跡可尋，而坐視堙梗，非郡城之利也。”這些地下溝渠到了明代時，已經因年久失修而不可用，所以田汝成覺得很可惜，認為“非郡城之利也”。

不過我們今天還是有機會見識到宋代地下排水系統的生命力。你應該聽說過江西贛州的“福壽溝”。這一地下暗渠為宋神宗熙寧年間知贛州的劉彝所主持建造，因為整個溝渠網路形似篆體的“福”、“壽”二字，故名“福壽溝”。

宋人建成福壽溝之後，歷代對此渠均有維修，至今仍在使用。前些年，許多城市因為暴雨發生內澇，而同遭暴雨襲擊的贛州，部分地區降水近百毫米，但市區未現明顯內澇，“沒有一輛汽車泡水”，這其中就有福壽溝發揮了排洪的作用。贛州本是澇災頻發的地方，但自從修建了福壽溝，有人說，這座城市就再也沒有被淹過。

贛州近江，每逢雨季，江水上漲，如果超過出排水溝出水口，還很容易發生江水倒灌入城的災害。為應對這一自然災害，劉彝在福壽溝的各個出水口處“造水窗十二，視水消長而後閉之，水患頓息”。原理說來也簡單，當江水水位低於水窗時，福壽溝內的水力會將水窗衝開排水。反之，當江水水位高於水窗時，則借江水力將水窗自外緊閉，以防倒灌。

考古上的發現也可以讓我們一睹宋代城市地下排水系統的發達程度。成都的唐宋街坊遺址，曾發現一段儲存完好的排水渠，水渠的磚壁在修築時，預留有多個出水口與其它小型暗溝相通。考古人員介紹說，“這應該是當時城市地下排水系統的乾渠部分。根據層位關係和出土遺物，應該修築於唐末五代，最後在南宋末、元初廢棄。”

重慶合川釣魚城也有一處范家堰宋代遺址，經考古發掘，這裡發現了兩座宋代大型高臺建築基址。根據基址以及兩側城牆的建築風格判斷，很有可能是宋時合川署衙遺蹟。學者推測，范家堰應該就是宋代合川州治所在地，是合川的政治和經濟中心。

在范家堰遺址，一處經發掘發現的排水設施也引起了關注。這處排水設施有一個四方形的石質水缸，考古學者說，“這是一個沉砂池。”沉砂池好比現代城市下水道的留泥井。原來，范家堰遺址背靠薄刀嶺，雨季時，從山上流下的水流帶有大量泥土，衝入暗溝後，容易形成沉積堵塞管道。所以，宋人在暗溝中設定了一沉沙池，專門用來沉積從山上衝擊下來的泥土，以保障暗溝的暢通。沉沙池滿後還會有專人負責疏通，其職能類似於現代的市政管道清掏工。

這就是古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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