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年前，一部《人民的名義》火遍大江南北。細心的觀眾，有沒有發現劇中的主人公高育良、侯亮平、吳老師、高小鳳都在反覆提到一本書——

萬曆十五年

。這本書在整部劇中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高育良與吳惠芬因為喜歡明史結為夫婦，同樣是因為明史，高育良拋棄吳惠芬，又與高小鳳走到一起。

有人說，《萬曆十五年》是該劇一條重要的故事主線，也是高育良人品滑坡的催化劑。

故事中間，曾經提到高育良原先是個大學法學教授，他是如何從一名不通世故的老師成為坐鎮一方的“封疆大吏”呢。說來也簡單，他依靠的就是那本《萬曆十五年》。

高育良之所以能夠脫胎換骨，完全是憑藉自己的智慧，參透《萬曆十五年》裡面的為官之道和處事學問，那便是僅僅

依靠個人的正直和單打獨鬥很難成事，必須拉攏更多的人馬“抱團取暖”，

這也是明朝社會真實的寫照。萬曆皇帝或者整個明朝對官吏有這樣的要求，無故所得超過六十兩白銀要斬首示眾，即便是如此嚴格，依然沒有從根本上扭轉朝政下滑。

原因是所有人為了達到目的，不約而同地變成同一根繩上的螞蚱，不到萬不得已，誰都不會去幹涉別人。即便是哪天東窗事發只能怨自己倒黴，其他人繼續該怎麼幹還怎麼幹。

人民的名義中，高育良念茲在茲的是將來能唱“高李配”，沒成想突然冒出個沙瑞金，接下來高育良和李達康積極運作，都想著能不能搞一出“沙高配”或者“沙李配”。在沙瑞金沒有到來前，高育良與李達康雖然有些小小不言的過節，仍然能夠維持表面的和諧。

有時候，天算不如人算，沙瑞金的出現，使得高育良和李達康的矛盾迅速白熱化。高育良與李達康二人的故事，在《萬曆十五年》中能夠找到對應，他們便是萬曆一朝影響力很大的人物——

高拱與張居正

。高育良是個愛鑽研的人，他對官場有著精準的判斷和分析，言談舉止又十分文雅睿智，縱使稍微有點壞，仍然讓讀者無法達到憎惡的地步，屬於文人型官吏，從這裡看高育良與高拱有點相似。

聰明反被聰明誤

。高育良或許是太自信，甚至有點盲目自負。他想當然地把“萬曆十五年”的社會風氣理解為現實生活。萬曆十五年，在歷史上是非常平靜的一年，不過是海瑞和戚繼光先後去世，萬曆皇帝從此隱居。

《萬曆十五年》認為，越是十分安靜祥和的盛世下，往往越容易隱藏著更加深刻的危機，因為大明王朝沉浸在文恬武嬉時，女真正在崛起，西班牙的船隊正準備探索新大陸，外部的劇烈變化，明朝上下渾然不知。

高育良卻一葉蔽目，將萬曆年間的繁榮假象，歸咎為朝廷的各種詔令根本沒有得到推廣，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相互制約、相安無事，誰也不要去打破這份平靜的狀態。也正是從此時開始，高育良的思想開始逐漸走下坡路，由一個意氣風發的書生逐漸變成一個老謀深算的人。

高育良能走到那麼高的位置，也絕非泛泛之輩。他在踏入仕途前，是個文質彬彬的書呆子，正是因為他從《萬曆十五年》中悟出“為官之道”：

做官比做事重要，人情要大過講理

。不得不說，高育良是個奇才。他憑藉自己悟出的道理，一路平步青雲，最後也被自己的智慧所害。

道德不能代替技術，更不能代替法理。——萬曆十五年

縱觀高育良的一生，他沒有任何出色的表現。論才能，他遠不及李達康。論仕途，高育良卻能夠把李達康甩出八條街。全因為他有一項本領，那就是依靠道德偽裝自己。明朝也是如此，它是一個由上到下都在講道德的王朝，比如程朱理學。凡事物極必反，

道德也一樣，抬升的越高，越容易成為一部分人的工具。

所以，在討論要不要起用易學習時，高育良拿出“雷鋒”沒有級別的例子來進行道德論證。看似令人啼笑皆非的“詭辯”，反映出

一些滿口仁義道德的人，早已被道德所自我催眠，或是把道德變成要挾他人的工具。

最後說一下明朝為什麼會滅亡。作者黃仁宇先生透過《萬曆十五年》給出答案，

明朝滅亡不是李自成起鬨，不是女真人的強大，也不是崇禎皇帝的急躁，正是過於強調道德的作用，使得律典成為空中樓閣。你認為呢？

有時候，很多小夥伴會問，讀歷史有什麼用。我覺得人一生要做三件事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閱無數人”

。讀歷史便是與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從中明白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和策略。

或許，你不喜歡明朝，但是你一定要騰出時間讀一下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它有別於其他的歷史典籍，用歷史典故幫助讀者重新建立邏輯思維，看待事物的角度完全不同。

比如，張居正與馮保失勢後，冒出一幫大臣彈劾張馮，《萬曆十五年》是這樣評價

“他們利用道德上的辭藻作為裝飾，聲稱只有他們才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及力量來暴露張馮集團的本質。而張馮被劾之後在朝廷上空出來的大批職務，他們就當仁不讓，安排親友”

。

先聊到這吧，總之生活再忙，也要有良書相伴。至於做學問，也不過是“讀好書，好讀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