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服飾名稱中所謂道袍，並非指道教服飾，而是明代漢族男子日常穿著的便服款式，既可以當外衣穿著，也能作為裡襯。直身袍外觀上與道袍較為相似，但內部結構則比道袍更簡單，主要區別在於道袍有內擺，而直身則是單袍無內擺。此外，明代中後期開始，道袍、直身等便服上大量使用白色護領，據明人李詡在《戒庵老人漫筆》記載“宮女衣皆以紙為護領。一日一換，欲其潔也。”可見明代計程車人們還是很講衛生，白色護領的主要作用在於保護容易有染汙漬、汗漬的領口，保障日常清潔。

如果僅僅只觀賞展廳中這些傳世實物道袍，總體自然給人清雅脫俗之感，但在五百年前的大明朝，明代士人對道袍的穿搭和品位卻是多元化的。正如前文所說，自正德以來，社會崇奢之風大起，賜服紋樣氾濫，服飾風格發生巨大變化，形成“衣必綺絝”之現象，老百姓只要有錢就敢買，同樣敢“飾以王服”。除了蟒袍、飛魚服等大龍大鳳的華服氾濫，就連道袍也開始流行豔麗之風，大紅大紫的道袍一時備受讀書人追捧，此風也令部分保守人士深惡痛絕。明代畫家範廉就曾提到，松江的儒童之中，絳紅色道袍大行其道。

其實追求色彩豔麗還只是小打小鬧，當時名士中出現的一批“女裝大佬”才叫驚世駭俗。唐伯虎身穿女裝與和尚下棋，顧承學“時衣婦女衣，紅衫粉額”，張獻翼“身被彩繪荷菊衣，首戴緋巾”招搖過市。而大明少女們穿男裝的現象也很常見。生活於明末清初的文學家褚人獲在其筆記《堅瓠集》記載晚明時期蘇州穿衣風氣：“蘇州三件好新聞：男兒著條紅圍領，女兒倒要包網巾，貧兒打扮富兒形。”萬曆年間進士蕭雍也記載了安徽地區“女戴男冠，男穿女裙”現象。時人如此放浪形骸，可見朱元璋制定的衣冠制度在明中期就已瓦解。當然也有不少看“女裝大佬”不順眼的衛道士們大罵“服妖”，甚至神神叨叨地說是不祥之兆。後來明朝亡國，這些人又說是“服妖”導致亡國，這就像歷來總說唐代安史之亂是“紅顏禍水”，把唐玄宗責任賴給楊玉環一樣。難道沒有“服妖”，就能政治清明，天下承平，大明江山永固了嗎？

其實穿衣風格開放、多彩豐富，恰恰是自由與充滿活力的時代才有的現象。拋開部分最放蕩不羈的那幫狂士，當時哪怕是穿衣規矩計程車人也很會穿搭，這在《松江邦彥畫像》中就能找到很多穿衣達人。如吳嘉允，這老人家身穿硃紅色道袍，因色彩較為鮮豔，腳上則穿顏色比較低調的黑色白雲紋布鞋。而畫像中大多數士人穿的道袍服色都較為淡雅，但一看他們腳上穿的全是鮮豔的小紅鞋，這種互補穿搭還真需要有一定審美才配得出來，用句俗話說，叫“悶騷”。具體例項可以看：顧正心像，頭戴唐巾，白色黑緣道袍，腳穿一雙小紅鞋；周紹元像，頭戴幅巾，身穿牙白色道袍，腳穿一雙小紅鞋；沈猶龍像，大胖子頭戴方巾，身穿粉嫩道袍，腳穿一雙小紅鞋⋯⋯“衣冠大成”展出的幾套道袍和直身顏色都偏素雅，或許當年的主人在穿上它們時，也是腳穿一雙小紅鞋。雖已隔數個世紀，但那個時代的審美、潮流與風尚至今遺韻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