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危難之時，文人該如何報國？古往今來，這個問題困擾了一代又一代人。
有人認為，“文死諫，武死戰”，朝堂之兇險不亞於戰場，文武各司其職，方為安邦之道。
也有人認為，大丈夫當上陣殺敵，豈能老在筆硯之間討生活？於是他們投筆從戎，引領了文人參軍的新風尚。
不過舞槍弄棒騎馬射箭畢竟和玩弄筆桿子不同，沒有強健的體魄和多年苦練，文弱書生上了戰場那就是拖累隊友的存在。
因此投筆從戎更多時候只是文人墨客一種美好的想象，再加上千百年來重文輕武的傳統觀念影響，廣大文人在骨子裡普遍存在一種輕視軍人的心態。真的願意放下身段投身軍旅並且能夠闖出一番名堂的文人十分稀少。
可是當時間來到清末，在民族危亡之際，文人們再也不願只是坐在案牘前紙上談兵了，越來越多的文人投身軍旅，上演了一出出“書生立武勳”的好戲。
很多人將此歸因為救亡圖存的需要，誠然，在社會動盪，民族危亡之際，尚武愛國是那個時期的最強音。在尚武精神高漲的情況下，但凡有血性的熱血男兒無不摩拳擦掌，希望能夠從軍報國。
可如果只有一腔熱血，沒有現實條件做支撐，是萬萬不足以形成文人從軍之熱潮的。事實上，清末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有著深刻的現實原因。
在冷兵器戰爭中，對於軍人的身體素質要求很高，沒有絕對的力量和耐力，很難勝任作戰任務。古時候從軍者以職業軍人和農民為主，職業軍人終日操習，是戰場上的絕對主力；農民看似是炮灰，但長年累月在田間地頭勞作，那身體素質也絕對不是普通人能比的。
古代書生多文弱，像李白那樣詩劍雙絕、吳用那種隨身帶著兩條銅鏈的畢竟只是少數，所以即使從軍，也只能做做參謀後勤之類的工作。古代書生要想大規模參軍，軍隊也不樂意收啊。
可隨著熱武器逐漸成為戰場上的主流，近代軍隊逐漸降低了舊時代對個人勇武的要求，相反，更加重視佇列和陣型。
就以拿騷的莫里斯對荷蘭軍隊進行改革為例，他將軍隊的訓練內容進行規範化，製作了有圖解的訓練手冊，將步兵操作武器的每一個動作都分解開，編上序號，並且配上了素描插圖。
對一名士兵是否合格的考核標準也相應變成了能否理解和掌握這些標準化的戰鬥流程，能否聽懂口令並且做到整齊劃一。
在此背景下，只懂得喊打喊殺李逵式的莽夫不再吃香，理解能力更強的知識分子優勢就顯現出來了。
對於一些特殊兵種比如炮兵的文化素養要求那就更高了，測距離、算角度，那都是需要具備一定數學功底的。李雲龍雖然有義大利炮，他自己也操作不了不是？文化程度高的人操炮打得就是準，不服不行。
正是作戰方式的改變為文人從軍提供了先決條件，否則也只能是文人們的一廂情願了。
1905年，在中國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被徹底廢除，這個政策給當時的中國帶去了巨大的震盪，無數讀書人向上的通道就被堵死了。大批文人士子寒窗苦讀，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夠金榜題名，這下可好，全都隱性失業了。
就像《辛亥首義回憶錄》裡說的那樣：讀書人進兵營也有它的原因，主要是尋求出路。
對富家子弟還好說，不管是繼承家業，還是出國留洋，總還有事可做。但對那些家境貧寒的讀書人來說，就面臨養家餬口的問題了，如果去私塾當一名教書先生，一年不過能收入束脩二三十金，尚且不如新軍士兵。
況且做教書先生一輩子到頭也就那樣了，但是加入新軍，反而有著很好的上升空間。
當時有人感嘆說：“在科舉已廢的今天，三十歲以下能夠成名成業的非軍人，實不可多得。”也從側面反映出當時從軍是一條“成名成業”的最佳途徑。
在清末的洋務運動中，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已經逐漸意識到，要想打造一支足以匹敵西方的軍隊，不僅要購買和仿製他們先進的武器，更要提高軍隊官兵的綜合素養，而要想把高素質人才吸引到軍旅之中，就必須提高軍職的吸引力。
於是清廷開始著力提高軍人的社會地位，將其“居國家最重之地，而亦為國家最優遇者。”
其中最實際的舉措，就是大幅提高軍人的經濟待遇。
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到，清末新軍中一名隊官的收入居然和知縣相差不多，官帶的收入更是直逼知府。
新軍不僅軍官收入高，普通士兵的收入也很不錯，普遍比舊式清軍高出1至2倍。
根據《中國軍事通史》的記載，袁世凱在招募新軍時曾規定：“有能粗通文意者 ， 口糧照頭目例。”這種針對讀書人的傾斜政策，無疑增強了軍隊對文人的吸引力。
如果遇到戰事，那麼從軍的收入就更高了。
根據《李鴻章全集》的記載，在豐島海戰後，丁如昌在收到方伯謙的虛假戰報後，曾向李鴻章發電，對於豐島海戰中作戰有功的水手李仕茂、王國成賞銀一千兩，幫助兩人輸送彈藥之人共賞銀一千兩，並通告全軍，以為鼓勵。
在有了高收入後，在社會上的地位自然大不相同，不僅沒人再去鄙夷當兵的，反而有很多人放棄原有職業，轉投軍旅之中。
當然，經濟待遇不是影響軍人地位的唯一因素，但絕對是關鍵中的關鍵。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只有腰包鼓了，才有了受人尊重的基礎。
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這是中國社會流傳已久的普遍心理，但是在清末文人士子們卻紛紛焚筆毀硯，穿上軍裝，扛起鐵槍，其中固然有著保家衛國、革新自強的崇高使命在驅使，卻也離不開諸多現實因素的影響。
在國家危亡之際，需要國人挺身而出的時候，恰逢軍事變革、科舉廢除、軍人待遇提高，眾多文人士子不可避免地投筆從戎，開創了“書生立武勳”的新局面，現實與理想就這樣充滿巧合地不期而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