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之所以區別於其他生物，便是在於人類有著獨一無二的文明。文明從根本來說，並不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進化方向，而只是一種自我限制的追求。這樣限制的追求，是讓文明可以更好更快的延續下去，而用來驅使文明朝著這種發展軌跡逆向而行的鞭策動力，便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談論起的善惡之別。

只有人類才會如此重視善惡之別，這種獨特的價值觀，是人生社會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存在。善惡的評判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不斷延續和不斷鞏固的，對於其他生物來說，他們沒有所謂的世俗約束，沒有禮義廉恥的觀念，甚至沒有父母之恩的意識。

因此我們不會去譴責一個吃下自己孩子的獸類，但是我們卻不能容忍一個對父母有絲毫不孝的人類。任何一個人，不論他在社會中處於什麼樣的位置，他都需要接受道德評價的篩選，最終被定義為是好或者是壞，是應該受到頌揚還是要遭遇到唾棄。

但是因為文明不是基於人類的本性，我們可以自然而然的知道惡臭的東西不可以被當成食物，因為這是我們先天的本領，但是我們卻很難保證我們對一個人的善惡評判是正確無誤的。譬如在歷史上都很有名的兩位君王——隋煬帝和李世民。

大多數人看到這兩個名字的第一印象，就是前者是壞的，後者是好的，前者是惡的，後者是善的，這是我們對於兩個歷史人物的認知和評判，是截然相反的兩種評判，但是我們這看似常識性的認知，真的會是無可挑剔的嗎？

雖然常識告訴我們這兩個人在品性上應該是有著天壤之別的兩個人，但是歷史的事實卻告訴我們，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被稱為帝王模範的李世民和受到萬世唾罵的隋煬帝，他們之間的相似度，卻是比任何兩個帝王都要接近。從人生軌跡上來說，他們都是各自帝國中的第二任帝王，都是經歷了四處征討後收尾了統一大業。

如果說李世民有定國安邦的功績，那麼隋煬帝就不能被選擇性的無視。作為鼎定中原的統治者，李世民能夠做到讓北方的遊牧民族來長安朝見，這樣的事蹟在儒家文明體系中是聖明君主的重要特徵，但是隋煬帝也不遑多讓，在他在位的前期，也一樣是讓北方的諸多部落做到了“遠方來朝”。

隋煬帝在位的時候，隋朝的版圖也在他的開拓下，漸漸的向著富有四海所實質化，這一點和李世明的開疆擴土也是有著同步一致的發展軌跡。李世民所被人所稱頌的發光點，隋煬帝也並不是晦暗無光，那麼兩個人之所以在口碑上大相徑庭，是不是因為隋煬帝做了一些李世民所沒有沾染的壞事呢？

隋煬帝之所以遭受到後世的批判，一方面是因為隋朝的國運斷送在他的手中，不論如何說，這都是需要他來承擔責任的。更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隋煬帝在文明的體系中，觸碰了孝德的雷區，這是他永遠抹不掉的汙點。

在歷史上，隋煬帝是一個在孝道有著大瑕疵的人，對於父皇的妃子，他突破了道德和禮法的限制，這樣的汙點是讓任何人都無法替他辯駁的。但是在對隋煬帝口誅筆伐的時候，我們卻忽視了李世民的玄武門之變，以及囚禁自己父親的事情。

這兩個皇帝，不單單是功績上的異曲同工，在惡跡上面又何嘗不是一丘之貉呢？更不要說，隋煬帝只是對於父皇的妃子有禮法上的逾越，李世民卻是對於自己的弟弟痛下殺手，對自己的父親逼宮脅位，從這一點上來說，李世民的做法比起隋煬帝來講，真的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個人道德上的汙點有著同樣的味道，在施政的挫折上，兩個帝王也一樣經歷了征戰高句麗，最後無功而返的窘迫。從個人品行到事業發展上，大面積重合的兩個人，究竟是為何讓他們有著兩極化的口碑評論呢？其實沒有什麼複雜的原因，只是因為李世民懂得了一個道理，而隋煬帝卻沒有當回事，那就是李世民所留給後世的一句名言：“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也就是所謂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就是因為對待民生的不同，讓李世民開創了“貞觀之治”，但是隋煬帝卻是在窮兵黷武的這條路上越走越遠，最後葬送了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