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故宮

臺北故宮藏有一幅宋代古畫名叫《雙喜圖》，雖名為“雙喜”，但除了有兩隻飛鳴的喜鵲，看不到任何“喜悅”的痕跡，反而是一派秋風肅殺的蕭條景象。

宋 崔白 雙喜圖 絹本淡設色 193。7x103。4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畫面中一隻喜鵲騰空而飛，另一隻據枝俯向鳴叫，坡下的野兔被驚到，倏然引首回顧。三者所處的位置與動態呼應的關係，恰好構成了似有S型的律動感。還有樹木的枝葉、竹草均受風吹而有傾俯之姿，增添了活潑生動的聲勢與神韻。

起初人們認為這幅畫是一位不知名的宋人所畫，後來有專家為了進一步研究，將此畫放大了十倍，無意間在畫中的樹幹上發現了八個字：“嘉祐辛丑年崔白筆”，這說明此畫乃宋人崔白在嘉祐辛丑年所畫。正是專家的這個意外發現，《雙喜圖》作者的身份才被世人所知，塵封千年的歷史謎團也就此揭開。

崔白（約1044-1088年），字子西，安徽鳳陽人。這位畫家一生中大部分時間只是個民間畫工，生活顛沛流離，有很多人包括米芾都為他的不得賞識而打抱不平。他對鳥情有獨鍾，於蒼茫天地間觀看枝間鳥兒的嬉戲，心隨意到，成竹於胸，躍然紙上，佈局、構圖、著色均達到極高的水準。

嘉祐辛丑年正是崔白畫藝的成熟時期，此時他開始發揮寫生精神，靠超越前人的觀察力及描繪能力，探索花木鳥獸的“生”意，擺脫花鳥屬裝飾圖案的遺影，開創新的發展方向。

《雙喜圖》以扣人心絃的情節抓住觀者，風霜來臨，雙鵲因無處棲身而感到煩躁憂慮，野兔因雙鵲的鳴叫而驚恐。畫家把“自然具體之景”和“鳥鵲的特定之情”有機結合在一起，抓住了秋兔雙鵲高下對峙、渾然一體的瞬間之景，創造出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

由此可見，宋人的寫實並非只是簡單地寫形、求真，而是透過對“形”的細微刻畫營造出一種特定的意境。中國畫的寫實，從一開始就兼顧形、神，追求意境。離開了“形”，何以言“神”？即使自言“不求形似”者，其實也是筆墨精煉，形象簡括而已，並非超脫形外。

文人畫自北宋出現，極富於人性自覺，將壓抑的感情藉由筆墨，透過藝術形象引起觀賞者的共鳴，《雙喜圖》亦可歸入文人畫這一範疇，這一幅傳世名畫究竟蘊含著什麼樣的深意呢？

事情的緣由，要從明道二年（1033年）說起，時年，章獻劉太后去世，仁宗悲傷過度，而身邊的侍臣告訴他，劉太后的侍女李氏才是他生母。仁宗得知身世後為了彌補生母，一再擢升舅舅李用和的官位，還將長女福康公主賜婚於李用和之子李瑋，豈料這一舉措導致了日後不可挽回的家庭悲劇。

福康公主

駙馬李瑋一家在仁宗朝等同於暴發戶，國舅李用和原來困頓汴京，以做冥幣為生，大概是首都市民中最低賤的工作之一了，後來章獻劉太后賞他做了個考城縣兵馬都監的小官。直到劉太后故去，仁宗認母，李家這才青雲直上。公主自小身份高貴，才學涵養等都在李瑋之上，因此她對夫家的家庭狀況和駙馬的言行舉止很不滿意，幾年的婚姻生活也沒有給過她任何幸福感。

此時，宦官梁懷吉走進了公主的生活，他曾受到過良好的文化教育，公主出嫁時，作為內臣從宮廷跟隨到公主府。嘉祐六年（此時崔白已經進入畫院成為宮廷畫師）二月份的一個夜晚，公主與梁懷吉相對小酌，不料被李瑋之母發現。公主大怒，而李母也指責公主，兩人開始了激烈的爭吵。於是公主深夜叫開宮禁門向皇帝哭訴，要求與駙馬和離（古代離婚制度，指按照以和為貴的原則，夫妻雙方和議後離婚）。

宋仁宗趙禎

皇宮禁門晚上不允許開放已是制度，即使是公主也不能例外。於是放公主進禁門的官員被治罪，公主被心懷畏懼的駙馬領回。之後，公主與梁懷吉的流言在汴京迅速傳開。北宋士大夫們紛紛向仁宗上書，要求仁宗以祖宗家法來訓戒公主。仁宗迫於壓力，下詔褫奪福康公主的封號，與李瑋和離。駙馬李瑋貶知衛州，梁懷吉被髮配到西京洛陽去掃皇陵。

福康公主因為梁懷吉被髮配，身邊的心腹通通被趕走，內心愈發孤獨，精神幾近崩潰，幾次三番想要自殺。八年後，福康公主在宮中去世，年僅33歲。

作為宮廷畫家的崔白，只能在《雙喜圖》中寄予對公主和梁懷吉的深深同情，畫中兩隻喜鵲比喻福康公主和梁懷吉，而那隻驚惶無助的野兔，則暗喻他們的“敵對者”李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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