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在朝鮮設定四郡，分別為樂浪、玄菟、臨屯、真番，每郡轄有四至十餘縣不等，治所分別在朝鮮縣（今朝鮮平壤大同江南岸）、沃沮縣（今朝鮮咸鏡南道咸興）、東暆縣（今韓國江原道江陵）和霅縣（今韓國首爾）。自此，朝鮮半島內的政區通名系統幾乎都跟隨著中國政區制度變化。朝鮮半島歷史上的“三國時期”（高句麗、百濟和新羅），行政區劃通名或為郡、縣，或為州、郡、縣，與同時期中國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政區通名完全一樣。
新羅的九州制度。來源/華林甫《中國傳統地名學對朝鮮—韓國半島的影響》
歷史上越南的府名、別名也受中國影響。例如，丁朝稱首都華閭為長安，李朝遷都後將其置為長安府；又如，李朝稱首都升龍為應天府，號為南京，這與中國北宋的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縣）名稱完全一致。此外，越南李朝的路制學自宋朝、越南前黎朝實行府制的時間比中國開始實行府制的唐朝晚了兩百多年、越南安南國的州制效法了中國兩宋時期，至於越南作為政區基層單位的“縣”，仍然是仿效中國的結果，至今還在沿用。
此外，越南還模仿中國封建王朝命名都城的習慣，將都城稱呼為順天、應天等。李朝稱首都升龍為應天府，號為南京，這與中國北宋的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縣）名稱完全一致；阮朝時期則將都城順化命名為京師承天府。至今，承天順化省作為越南的文化之都所在地，依舊是一片極具文化底蘊的熱土。
日本大化二年（646）正月初一，孝德天皇頒佈《改新之詔》，正式開始改革，史稱“大化革新”。大化革新的兩個“最高國務顧問”——國博士高向玄理和僧旻都曾受派赴中國學習，是不折不扣的“留學生”。這次改革便參照同時代的唐朝，將其政治、經濟制度從頭到腳照搬一套到日本，順利將日本從奴隸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其中，為了鞏固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制度，日本採取的重要措施之一便是參照中國建立京師、劃分全國行政區域。於是，日本首個正式都城——藤原京誕生了。這期間，日本也完成了全國戶籍的編制工作，形成由國、評、裡、戶組成的地方行政體系。
就在日本大化革新的第30個年頭，隔壁新羅在唐朝的幫助下滅百濟、高句麗，統一了大同江以南的地區，史稱統一新羅時代。完成統一大業的新羅為了建立中央集權國家，全面學習中國政區制度，對其整個版圖內的行政區劃作了整頓，進一步加速政區通名系統和地名的漢化，甚至直接照搬中國地名，如朔州（今山西省朔州市；今韓國江原道春川市）、漢州（今四川省廣漢市；今韓國京畿道廣州市）等，其“五京九州”中的“京”也源自我國先秦時期稱呼首都的單位。景德王十六年（757），原來郡、縣的固有名稱全部改為漢式名稱，例如原新羅達勾火縣改名大丘（今韓國大邱廣域市）、原百濟所夫裡郡改名為扶余郡（今韓國忠清南道扶余郡）、原高句麗冬比忽改名為開城郡（今朝鮮開城直轄市）……由此可見，新羅地名漢化程度之深。
中國古代地名文化中還有一大特色是“地名避諱”，即透過更改地名以避帝王的名諱。歷史上越南曾避國王名諱，如後黎朝弘定年間（1600-1619）因避黎敬宗（名維新）之諱，曾改新興府為先興府、新平府為先平府，與古代中國完全一樣。
李朝稱首都升龍，而由於新羅、王氏高麗、李氏朝鮮均奉中國正朔，所以連中國的名諱都須迴避。例如，因唐高祖姓李名淵，我國的長淵縣、澶淵縣分別被改名為長水縣和澶水縣、西魏所置金淵郡、金淵縣也被追改為金泉郡、金泉縣。而今韓國江原道南部的酒泉，就是景德王為避諱唐高祖之名而修改的地名，此地在《三國史記》記載中原名為“酒淵”。後來，由於宋朝章獻明肅皇后之父名通，中國的通州於天聖元年（1023）改為崇州（今江蘇南通市），而王氏高麗為避宋朝外戚諱，於1030年也跟著把通州改為宣州（今平安北道宣川）。
亦步亦趨：朝鮮、越南地名裡的中華遺痕
這些“撞名”的異國兩城之間，又有什麼歷史淵源呢？我們以中日兩國的“洛陽”和中韓兩國的“襄陽”做例子。
升龍為應天府《扶桑集》（卷七）中記錄，日本醍醐天皇延喜二十年（929）大江朝綱於平安京鴻臚館為送別渤海國大使裴繆而作的七言絕句，其中“曉鼓聲中出洛陽，還悲鵬鸚遠分行”一句便直接以“洛陽”指稱平安京。江戶初期，畫家狩野永德的著名屏風畫作品《洛中洛外圖》，更體現出日本人對理想城市風景的印象。日本之所以直接借用“洛陽”命名京都，而且連宮城建築命名也完全照搬漢魏時代的洛陽建築，試圖將中國古都洛陽作為理想的都城進行全方位複製。
日本社會文化與洛陽的關聯很多。比如京都的鴨川被稱為洛水，而中國的洛水是黃河的支流，流淌在洛陽古城的北邊；日本國民歌曲《箱根八里》第一句“箱根之山為天下險，險過函谷關”，是用洛陽城西的函谷關來類比箱根的險峻，足見日本人對洛陽風物的熟悉程度，以及洛陽對日本社會影響的餘韻悠長。
韓國也有許多和中國、尤其是中國湖北境內一模一樣的地名：韓國首都首爾的前身“漢陽”之名源於湖北武漢、韓國“襄陽”“江陵”“利川”“峴山”等多個地名與湖北高度重合……這些巧合，我們能在不同版本的故事中找到各異的解釋——
《五洲衍文長箋散稿》記載，楚國方士韓終為秦始皇尋求長生不老藥而東渡至朝鮮半島南部並定居，成為馬韓王；
升龍為應天府中國史書《三國志·魏書》《北史》記載，秦始皇一統天下後，以羅氏和盧氏為主的部分荊楚小國遺民逃亡朝鮮，成為古之辰韓的起源；
《元史·世祖本紀》記載，南宋後期蒙古崛起，在襄陽圍攻了五年之久，襄陽城破後宋朝士兵被元軍俘虜至朝鮮半島駐軍，準備攻打日本，戰爭失利後，這群湖廣人滯留於半島之上，便在朝鮮重建了一個“襄陽”。
不過，這些荊楚移民在韓國弘揚楚文化的傳奇和故事也僅是推敲而已。真實的韓國襄陽別號為“襄山”，在高句麗時期舊稱“翼峴縣”、新羅舊稱“翼嶺”，其得名均與山地有關，與中國湖北襄陽得名的重要依據“襄河”“襄水”截然不同。
這些國家從中國學去的漢化地名，並非只是現成的名字，還有起名邏輯和方法。
第一種取名邏輯來源於中國道家的陰陽五行思想。
五行學說中有五行相生相剋的運動規律之說。位於越南峴港市郊區的五行山郡便是依循此規律命的名，其中五座高數十名的石灰岩石峰，分別被稱作金、木、水、火、土。
升龍為應天府《易傳》言：“一陽一陰謂之道。”陰陽兩極的交替變化，是宇宙發展的根本規律。古人為萬物判分陰陽，因此也有了“山南水北”為陽、“山北水南”為陰之說。《朝鮮世宗實錄》記載：“本高句麗南平壤城，一名北漢山郡……高麗初，改為楊州……（高麗）忠烈王三十四年（1308）戊申，改為漢陽府，置府尹判官。”“漢陽”是韓國存在的與楚國相同的地名中最早出現於統一新羅時代的地名，漢城府位於北漢山之南、漢江之北，處於山水俱陽之位，取名“漢陽”顯然受到了中國“山南水北”思想的影響。
第二種取名邏輯源自對中國儒家思想的推崇。
儒家思想的“忠孝仁義”反映在地名上，便體現為一些提倡美好道德標準的字眼，諸如越南的仁澤、德合、蒞仁、古賢、明義，韓國的忠正路、孝昌公園、淑明女子大學、貞信女子高中，朝鮮的耀德郡、文德郡、寧遠郡等。
升龍為應天府這些地名是各國曆史行政沿革的可靠記錄，它們有著不同尋常的由來和含義，一般與當時的自然環境、歷中背景、社會生活、 鄉風民俗等有著密切聯絡，是當地民族文化起源、社會發展的真實見證。隨著現代化發展，很多古代文化內容中的中華元素已經變得模糊不清，但其行政地名中仍保留著不少中華文化的痕跡，這些民族文化又滲透到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可以說，地名是一種獨特的文化景觀，也是民族滄桑鉅變的歷史見證。
升龍為應天府與其說是越南、朝鮮、韓國、日本的一些城市和咱們“撞名”了，倒不如說是中華文化的傳播在周邊國家的地名文化上得到了顯現，這些被賦予了自然和人文意義的地名又在歷史中，得以不斷演變與流傳。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國家人文歷史（ID：gjrwls），作者：關禾，編輯：詹茜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