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別說後世人為此爭論不休，納悶了，其實宋朝人自己也搞不靈清。

實際上，就在宋朝內部，有人持肯定態度，認為澶淵之盟是盛德大功；

也有人持否定態度，認為澶淵之盟喪權辱國。

還有的像蘇軾這樣的人一會肯定一會否定。

澶淵之盟就像一面鏡子，把宋朝人的複雜、軟弱、無恥，暴露無遺。 這是怎麼回事呢？ 一切還得從澶淵之盟開始說起。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秋天，遼國蕭太后帶著遼聖宗率20萬大軍南下，攻打宋朝。

宋朝舉朝震驚，可這是貨真價實的滅國之戰，一個不好，就沒了。

怎麼辦？

時任大宋第三任皇帝宋真宗趙恆（宋太宗趙匡義三子）第一反應，三十六計走為上，撒丫子跑路吧！

但開溜這事太丟人。

怎麼也得徵求下大臣意見。

參知政事王欽若，主張遷都金陵（即南京），因為他是江西人；

樞密副使陳堯叟提議遷都成都，因為他是四川人。

二人意見高度統一，就是得跑。

王跑跑和陳跑跑都是宋真宗的心腹寵臣，尤其王跑跑，更是真宗的貼心小棉襖。

兩個心腹寵臣這麼一說，宋真宗就打算借坡下驢，開始準備跑路。

這個時候，寇準站了出來。 宋真宗開始還以為寇老西準備遷都西安，因為老西是陝西人。 但寇準卻要宋真宗御駕親征。。。

宰相的話也不得不聽，在寇準的再三鼓勵下，宋真宗決定御駕親征。

其實，此時宋軍形勢一片大好，遼國南下以來，雖然深入腹地，卻沒有攻佔任何一座大城市，攻打高陽關及瀛洲等地卻未能成功。

十月之時，宋軍在保州、莫州、岢嵐軍、威虜軍、北平寨、易州等諸戰場都取得了不小的戰果；定州王超受命率兵前往澶州，為最終的會戰做好準備； 遼軍被包了餃子，後路出現極大隱患，補給非常困難，整個大軍呈被宋軍包圍之勢。

在這幾場戰役中，遼軍死傷超過十萬之數，不過“其眾猶二十萬”。

而且還宋真宗御駕親征後，宋軍士氣大漲，不久就在澶州（河南濮陽）城下以八牛弩射殺遼軍主將蕭撻凜。

這形勢簡直不要太好，如果換成宋太祖，哪怕是宋太宗，遼國蕭太后估計都得去開封喝茶。

但是，蕭太后太彪悍了，她堅決不退，她進行一場豪賭，她賭宋真宗不敢再打下去。

果然，她賭對了。

宋真宗是個大慫包，他軟了，不顧殺父之仇（宋太宗死於北伐遼國的箭傷復發），毅然決然，和遼國休戰求和。

最終，景德元年十二月（1004年1月），宋朝和遼國在澶州達成和議。

宋遼兩國約為兄弟，按雙方年齡排大小，宋真宗比遼聖宗大四歲，因此宋真宗是哥哥，遼聖宗是弟弟，後世皇帝也按這套來。

兄弟嘛，自然要給見面禮的，而且對於宋真宗來說，做哥哥的當然得照顧弟弟啦。

於是，宋遼兩國達成以下協議。 第一、宋遼以白溝河為界（遼放棄瀛、莫二州），雙方撤兵；此後凡有越界盜賊逃犯，彼此不得停匿；兩朝沿邊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創築城隍。

第二、宋每年向遼提供“助軍旅之費”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至雄州交割。

第三、雙方於邊境設定榷場，開展互市貿易。

這就是著名的澶淵之盟。

此後，宋遼雙方結束了大戰，維持了和平，促進了民族融合，這是澶淵之盟最大的歷史意義。

首先來說，宋遼澶淵之盟是一個平等條約，盟約中宋遼兩國是平等的兄弟關係。

這個條約有多大的約束性呢？

澶淵之盟簽訂後，宋遼這對暗地裡的死對頭，成為了明面上的好哥們，雙方在簽約的時候，指天為盟，發下了毒誓，以示雙方誓不毀約的決心。

北宋當時的國書是這麼說的：

“大宋皇帝謹致誓書於大契丹皇帝闕下：自此保安黎獻，慎守封陲，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監，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謹白。”

而遼國在收到宋朝兄弟的國書後，是這麼回覆的：

“大契丹皇帝謹致誓書於大宋皇帝闕下：…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於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神明是殛。專具諮述，不宣，謹白。”

宋遼兄弟倆的國書都差不多，都立下了毒誓，誰要違背此盟，必遭天誅地滅！

稍有不同的是，契丹兄弟比較滑頭，毒誓只針對遼國皇帝一人，而和國家沒有什麼關係；

而宋朝兄弟也比較坦誠，連皇帝宗室及整個國家都給包括去了。

正所謂朕即國家，雙方的毒誓沒什麼區別，其實還是有的，如果契丹兄弟將來違約，大不了皇帝被老天爺收了，但社稷還在，找個繼任者就完了；

而如果宋朝兄弟的誓言，明顯更毒，一旦違約，不僅皇帝不得好死，連國家都保不住。

其實吧，發誓這種事，大家都心知肚明，先不說有沒有執行誓言的老天爺和漫天神佛，即使有，他們哪有空搭理底下人說過的話。

說白了，發誓要有用，要法律幹嘛？

因此雙方都沒把盟約和誓言當回事，屢屢進行扯皮。

維繫澶淵之盟的不是誓言，而是雙方的實力和政治形勢，什麼時候宋遼兄弟倆覺得有能力搞定對方，或者想違約了，澶淵之盟就是一張白紙。

事實上，宋遼兄弟倆確實也沒怎麼把澶淵之盟當回事，宋朝這邊是一直想收復幽雲十六州； 遼國則老是嚇唬嚇唬宋朝兄弟，時不時的說要出兵南下。

這些行為，實際上通通都違約行為。

雙方糾紛最嚴重的是慶曆二年（1042年），遼興宗趁北宋被西夏李元昊好一通收拾，趁火打劫，為圖謀關南十縣地，遼國一面在邊界重兵壓境，施加壓力，另一方面則進行外交恐嚇，尋求談判。

總之就是軟硬兼磨，要敲竹槓。

最後宋仁宗（宋真宗之子，宋朝第四任皇帝）忍氣吞聲，屈辱求和，在澶淵之盟的基礎上增加十萬兩銀、十萬匹絹的歲幣。

更屈辱的是，宋朝向遼國輸送歲幣由賜改稱納。納？什麼是納，稱臣納貢才用納。

實際上，宋朝地位低於遼國，宋朝有些皇帝從此認為此舉是花錢認契丹人做叔叔。

甭管怎麼著，宋遼最終達成了新的盟約，史稱慶曆增幣（遼國年號是重熙，又稱重熙增幣）。

其實，慶曆增幣本身就是遼國在違背了澶淵之盟，說好了宋朝兄弟給你十萬，你現在要多給錢，這不是違約，是什麼？

只不過雙方用新的盟約頂替舊的盟約，這才又維持了和平。

此後，雙方礙於實力，基本都按盟約，履行約定，雖小有摩擦，卻沒有改變大局，兩兄弟基本維持了百年和平。

可等到女真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崛起之後，宋朝為了收復念茲在茲的幽雲十六州，馬上撕毀了和契丹兄弟的盟約，和女真人結盟，並出兵北伐遼國。

這是宋朝赤裸裸的違背了宋遼盟約，“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監，當共殛之”這話完全給忘得一乾二淨。

據說遼使還抗議道：

“宋遼兩國，百年和好，盟約誓書，字字俱在，爾能欺國，不能欺天。”

可遼國在女真人打擊下，自身難保，宋朝就欺國欺天了，你又能如何？

你還能指望老天爺降下懲罰嗎？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澶淵之盟對宋遼雙方都沒有約束力，約束力基本等於零。

遼國毀約如翻書，宋朝毀約也不在話下。

還有一個問題，宋朝給遼國的歲幣對宋朝來說，財政負擔重不重？

宋朝給遼國的歲幣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澶淵之盟歲幣標準，從1005年到1042年，北宋每年給遼國輸送銀10萬兩，絹20萬匹，此外遼國還預借了3萬兩銀子與3萬匹絹沒有歸還。

也就是說，這38年間，宋朝向遼國輸送的財物，共計銀383萬兩，絹763萬匹。

第二個階段是慶曆增幣標準，從1043年到1122年，北宋給遼國納貢銀20萬兩，絹30萬匹。

也就是說，這79年間，北宋向遼國輸送的財物，共計銀1580萬兩，絹2370萬匹。

兩個時間段的資料加起來，一共是1963萬兩銀子，3133萬匹絹。

這些歲幣多不多呢？很多以為不多。

宋朝宰相王旦曾對歲幣做過估算——

“較於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

他認為不重。

宋真宗也以為不重。

最開始，宋真宗誤以為是每年要給遼國三百萬“歲幣”。

當時他嚇了一跳，後來卻也認了，後來確認是三十萬，當場就喜不自勝，把負責談判的宋朝大臣曹利用一頓重賞。

但是，這哥倆是崽賣爺田心不疼，根本就沒算清，實際上歲幣重得不得了。

乍一看，10萬兩白銀不多啊。

但是，這些白銀數量是什麼概念呢？

大宋極度缺乏白銀，產量之低令人觸目驚心，《宋史》記載，北宋的白銀產地，主要是在只有桂陽，鳳州，建州三地。

北宋的銀課收入，宋仁宗年間時，宋朝銀課收入只有不到22萬兩。

參考一下宋仁宗給遼國的歲幣數額，就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幾乎北宋全年的“銀課”，都要支付給遼國。哪怕是宋真宗時期，也要了一半左右。

更嚴重的是，無論是白銀還是絹，當時主要產在南方地區，想要送到遼國去，就得千里迢迢往北運。 單運輸成本，就是天文數字般的費用。

這筆錢遼國不會出，北宋呢？

當然是甩鍋給老百姓買單，沿途官員各個中飽私囊，巧立名目提高徵收數額，百姓的負擔，自然是年年加劇。

而且，就算宋朝支付了歲幣，就不代表萬事大吉。

宋朝也知道澶淵之盟沒有什麼約束力，因此還是投入大量的軍費，大量軍隊，防備遼國（宋太祖時，宋朝禁軍只有20萬人，宋仁宗時達到120萬人）。

也就是說宋朝在支付歲幣的同時，用於防備遼國的軍費一樣沒有少！

至於某些人說宋朝靠外貿把歲幣賺回來了，食堂以性命擔保，絕無此事，實際上宋遼貿易，真正賺得盆滿釙滿的是遼國。

於是，《宋史》吐槽歲幣道：

“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增賜，養兵西陲，費累百萬。”

方臘起義時，就說：

“況西北二虜歲幣百萬，朝廷軍國經費十萬，多出東南。”

南宋史學家周密在《武林舊事》裡痛心疾首道：

江南累歲供需歲幣，竭其財賦，安得不重斂於民。非理擾亂，人心離怨，叛亡必矣。

由此可見，歲幣對於宋朝負擔很重，僅在經濟上，宋朝吃大虧。

宋朝人對澶淵之盟以及後來的慶曆增幣大概有三種態度。

第一，肯定派。

宋真宗時期宰相王旦曾說：

“國家納契丹和好以來，河朔生靈方獲安堵。雖每歲贈遺，不及（軍費支出的）百分之一、二。”

王旦肯定了澶淵之盟帶來的和平，認為減少了軍費（實際上，宋朝軍費依然很高）

宋神宗時期大臣張方平曾說：

“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不識兵戈，可謂盛德大業。”

韓維曾說：

“真宗自澶淵之役卻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

蘇轍也高度評價道：

“稍以金帛啖之，虜欣然聽命，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百數十年，而北邊之民不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

這些都是肯定態度，肯定原因主要兩個，一個是維持了和平，還有就是歲幣負擔相比軍費不重。

其實都是扯淡，這種說法搞得有了歲幣，宋朝就不要承擔高昂的軍費一樣；

而且他們太高看澶淵之盟的約束力了，決定宋遼和平的不是一紙盟約，而是實力。

最絕的是，每次他們肯定澶淵之盟時，基本都是為了反對當朝皇帝動用軍事手段。

至於蘇轍所說“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這麼不要臉的話，聽聽就得了，千萬別當真。

第二、否定派。

第一個否定澶淵之盟的就是宋真宗的小棉襖、澶州之戰主張跑路的王欽若。

他給澶淵之盟的定義是城下之盟，當然，他是為了打擊政敵寇準。

但是，王欽若城下之盟的定義宋真宗深感認同。

宋真宗很痛苦，他的父親宋太宗其實就是間接死於契丹人之手，契丹人和他有殺父之仇，現在他居然和殺父仇人稱兄道弟，真是對不起祖宗，而且承認北方戎狄為皇帝，他雖然不是第一個，但也足夠丟人了。

澶淵之盟後，宋真宗很痛苦，之後他曾

“下詔罪己，中書、密院待罪”。

之後他為了掩飾自己在澶淵之盟上政治、外交失敗，開始自欺欺人，大搞天書封禪運動。

宋真宗就此成為千古笑柄，自他以後，後世帝王，再也沒有封禪，封禪成為絕響。

這其實就是宋真宗對澶淵之盟的否定。

除此之外，宋神宗也否定澶淵之盟，他曾說：

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敵人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為所奪，從人宮嬪盡沒。上股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瘡發雲。此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損金繒數十萬以事之為叔父。為人子孫當如是乎已？”

最後，宋神宗還留下遺言：

能復全燕之境者胙本邦，疏王爵。

宋神宗認為宋朝與遼國有不共戴天之仇，為人子孫，怎麼能花錢買個叔叔呢？

值得一提的是，宋太宗的死因就是宋神宗公佈的，之前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都不敢公佈。

不過別看宋神宗說的氣憤填膺，實際上在他執政期間，他只敢打西夏，不敢打遼國，為宋太宗報仇雪恨。

除了皇帝，宋朝士大夫也有否定的，其中以蘇洵為代表，蘇洵的《六國論》其實就是反對澶淵之盟以金錢買和平之舉

第三，複雜派。

複雜派就逗了，他們既肯定，又否定這些人以富弼、王安石、蘇軾為代表。

富弼首先肯定澶淵之盟，“未為失策”，可輪到他主持和談了慶曆增幣時，他的態度就變了。

富弼主持慶曆增幣後，宋朝朝廷認為他有大功，富弼卻認為慶曆增幣“實為朝廷之大恥”，不肯受賞，終身不敢自論其勞，並強調慶曆增幣“非臣之本志”。

王安石在《澶州》一詩中盛讚道：

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間兩城峙。

南城草草不受兵，北城樓櫓如邊城。

城中老人為予語，契丹此地經鈔虜。

黃屋親乘矢石間，胡馬欲踏河冰渡。

天發一矢胡無酋，河冰亦破沙水流。

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

王安石認為澶淵之盟，普天同慶，寇準有大功勞，堪稱第一功臣。

可後來他又在《河北民》一詩中反對澶淵之盟道：

河北民，生近二邊長苦辛。

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縣仍催給河役。

老小相攜來就南，南人豐年自無食。

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過者無顏色。

汝生不及貞觀中，鬥粟數錢無兵戎。

在這首詩中，王安石又旗幟鮮明地反對向遼國送歲幣。

和王安石一樣複雜的還有蘇軾。

蘇軾開始認為澶淵之盟實為“最下之策”，後來又高度讚揚富弼道：

“贈幣（實為納幣，蘇軾為宋朝遮羞了）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

這就是宋朝人對澶淵之盟及花錢買和平的複雜態度，又氣憤，又無力，既深以為恥，又無可奈何。

以上就是宋朝人對澶淵之盟的態度，有的人覺得是恥辱，有的人認為是大功勞，有的人又很複雜。

至於澶淵之盟到底該如何評價，想必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答案，食堂也不多說。

可以肯定的一點是，至少宋朝宋真宗、宋神宗、富弼、王安石、蘇洵、蘇軾等人是曾經以澶淵之盟為恥的。

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