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吉當權的這一時期，徐溥工作的主要重心還在於維持法制以保證社會的穩定，他與劉健、李東陽、謝遷為同僚，在政治上的傾向是有所趨同的。由於徐溥在弘治元年才進入內閣，剛開始的態度是有些謹小慎微的，但因其本身的品性高潔，在重用宦官和發兵安南等事上極力反對，讓弘治初年的百姓們獲得了休養生息的一段時期。

從結果來看，弘治初期的內閣的作用還是不太顯著的，當時對於朝政的影響力更大的是吏部尚書王恕和兵部尚書馬文升，王恕一面整頓朝綱、一面向皇帝多次進諫，馬文升將軍隊中貪汙腐敗的軍官逐個剔除出去，共同將成化年間殘存在官員中的垃圾廢物一網打盡，他們與曾治理水患的劉大夏並稱為“弘治三君子”，為盛世局面的出現創造了契機。

值得注意的是，劉李謝三人也是在王恕與馬文升的支援下得以進入內閣的，可以說是弘治政治支柱的奠基人。隨著老一輩的劉吉與丘浚相繼退出歷史舞臺，新一代的內閣煥發出新鮮活力，在政治上體現出更大的話語權與影響力。

此時已經成為四朝宰相的徐溥即將踏入古稀之年，但為國為民的忠誠之心依然不減當年。在孝宗懈怠朝政之時多次拖著患病的身軀直言進諫，一針見血地指出皇帝的怠慢與懶惰，在孝宗寵信宦官迷通道教之時又多次上奏如同一記驚雷將走入迷途的朱佑樘震醒。朱佑樘處理政事上的許多風格都有著徐溥行事作風的影子。

史書上記載：“人有過誤，輒為掩覆，曰：“天生才甚難，不忍以微瑕棄也。”屢遇大獄及逮繫言官，委曲調劑。”徐溥對於人才的極其地珍惜與愛護，幫助了許多有能力的官員免除牢獄之苦，明孝宗一貫主張的寬刑公正的執法原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徐溥的影響。

三人中的劉健早就進入了內閣，其餘兩人在弘治八年一同進入內閣，共同成為了朱佑樘政治理想的有力實施者，身負非凡的能力扮演著治世之能臣的角色。他們三人能力的側重點各不相同，但其最終目的都是再次將大明推向一個輝煌而繁榮的盛世局面。

作為內閣的一號人物，也是弘治年間的第一重臣，劉健所擅長的就是判斷，能夠精確地預知事物發展的走向，並因勢利導的提出轉危為安的措施，他向皇帝提出的建議，絕大部分都能夠被接受。這種皇帝的寵愛受到了當時朝中一些人的不滿，曾有一名彈劾他的官員被明孝宗關進監獄，劉健等人還特地替他求情，將其解救了出來。

弘治十五年，劉健、李東陽、謝遷被一同賜予蟒衣。這是皇帝賜予寵信官員的最高榮耀，在古代有“五龍四蟒”的說法，可以說蟒衣是僅次於代表天子的黃袍的存在，弘治年間僅允許一、二品重臣才能穿著，三人共同被授予蟒衣可見皇帝對其予以的極高肯定，也從側面顯示出了三人所付出的巨大貢獻。

弘治十八年，年僅三十六歲的明孝宗朱佑樘因病逝世。內閣三人之二也很快就告老還鄉了，三人通力合作、各司其職、效率與質量並存的內閣成為了歷史，夾雜在兩個亂世之間的“弘治中興”僅僅成為了曇花一現的盛世。整體上來看，內閣的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封建社會的屬性將決定權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後來的正德年間，三人仍是原來的三人，但在昏庸的統治者的領導下還是不得已地走向分崩離析的道路。

內閣作為封建時期丞相的代替品，以其位低而權重的特點在很長一段歷史裡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是皇帝處理政務的有力助手。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內閣發揮的作用還是極其有限的，弘治時期的內閣之所以能夠大放異彩，統治者的賢明與重用二者缺一不可，“弘治中興”得以促成的大部分原因還應歸結於明孝宗朱佑樘的勵精圖治與知人善任上。

《論明代內閣“尚儒”輔政風氣的傾斜與恪守 ——以成化到正德時期為中心》

《論明代內閣和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