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的地球，整個世界正起著天翻地覆的大變化，1765年，從英國人哈格里夫斯發明了“珍妮機”開始，標誌著英國工業革命時代的來臨。在隨後短短的時間裡，在工業革命高速發展的大力推動下，大英帝國國力蒸蒸日上，透過一系列的擴張，讓當年這個地球邊緣的小小島國一步步成為了當時世界的中心。建立了一個幅員遼闊的龐大的日不落帝國，成為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超級大國。

而世界的東方，靜靜屹立了數千年的古老的中華帝國，也正處於最後一個君主專制社會的鼎盛階段。史稱“康乾盛世”。這個帝國此刻的一切，無論武力還是國力也到達了整個王朝的巔峰，雄視於東方諸國，人口與GDP更是高居全世界第一，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超級大國。

但兩者所不同的是，在遙遠的西方，隨著對外部世界的開拓，大英帝國早就對這個東方大帝國有所耳聞，各種關於中國的神奇傳說被無數商人和水手帶到西方，甚至掀起了一場西方世界的中國熱。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很早就渴望能與這個東方大國交流，並發展貿易關係，很早就開始籌備著一次大規模的訪華活動。

而此刻，東方的統治者卻正在嚴密地用各種方式把自己和這個帝國緊緊包裹起來，對這個足跡已經遍及世界的西方新崛起的超級帝國還是一無所知。

但僅僅數十年後，中華帝國的光輝形象就迅速在西方人眼中隕落。從一種近乎狂熱的崇拜到後來被普遍認為這是一片野蠻落後的土地，這個態度180度的大轉彎，反差如此之強烈是如何造成的？我們如果一定要選出其中的最具代表性的拐點，那麼，毫無疑問它就是馬嘎爾尼訪華事件。

馬嘎爾尼

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喬治三世一切準備就緒，任命特使馬嘎爾尼公爵率領三艘大戰艦，肩負著與中國互通友好的使命，浩浩蕩蕩、信心滿滿從樸次茅斯港啟程。正式開啟了這兩個東西方的超級大國的第一次交流的旅程。

對於這次訪華，英國極為重視，派出的代表團人數高達七百多人，其中包括貴族、傳教士、學者、醫生、畫家、作家、樂師等等各種人才，還攜帶了許多珍貴的禮品，不光是代表著不列顛帝國的最新科技，也是整個西方工業革命時代的世界最頂級科技。

據說英國人僅僅為這些禮品就準備了一年多的時間，禮品中包括有望遠鏡、熱氣球、蒸汽機、榴彈炮、連發手槍等等，無一不是精挑萬選，無一不是經過無數次政要們討論後的結果，足可見整個英國上下對這次訪華的重視程度。

出發前，英國人相信，以自己如此的誠意和這些炫目的新式發明，一定會贏得中國人的喜愛與信任，不僅能搞好關係，與他們互通貿易，甚至結成同盟都不是不可能。

喬治三世

然而，當時並非沒有不同的聲音，其實早在五年前，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人員就曾給英國政府發出過通知：“中國政府對外國人一概蔑視，它對外國的無知使它過分地相信自己的強大。它會認為派遣使團只是一種效忠的表示”。從後來看，這個警告顯然沒有曾引起喬治三世的足夠注意。

後來果如其然，英國人低估了這個東方帝國的驕傲。馬嘎爾尼使團沿途歷經千辛萬苦，歷經近一年後才到達中國。抵達後第一次接觸便讓英國人的信心受到了重重一擊。在接待的大清官員的眼中，仍一廂情願地認為英國不過乃一邊陲小夷，蠻夷之邦。此次訪問不過是一次蠻夷小國的“朝貢”，不過是來試圖討好我大清而已。

在當時的這些官員心目中，普天之下，能與我大清並稱為雄的國家還沒有出現，來華的都是仰慕我天朝富有而來的，不過是翼圖庇護而已。所以整個過程中的接待極為輕慢，甚至在使團船隊前往北京的途中，前面引路的船上還插上了一面“英吉利貢使”的旗幟。到達北京後，中方更是要求英國特使需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禮，以表小邦的“臣服”。這讓本是抱著平等交流願望而來的英國人如何能接受。

最終，本次訪問的結果也就不難想象了。馬嘎爾尼使團最終訪華失敗，而這次失敗，對中國後來的國運影響深遠。讓大清失去了第一次和世界工業文明接觸的機會，遺憾地關閉上了第一次擁抱世界的大門，而幾十年後再次開啟的時候，這面大門已經被西方工業文明帶來的堅船利炮輕易地打得千瘡百孔。

自古落後註定必會捱打，也從此給我們民族帶來了近代整整近一個世紀的屈辱。這其中給我們整個民族帶來的漫漫心酸，這其中給我們後人帶來的警醒，遠非一言能以蔽之！！！

當然，今天對於很多朋友來說，這起結局令人唏噓的事件已經耳熟能詳。並且，在當年這起對中國影響深遠的事件中，促成最後失敗的因素肯定很多，清政府的傲慢自大、固步自封不能否認是絕對主因，但對於如此重大的一起事件，不可能只有這一個因素，我們這裡就來說說其中一個鮮為人知的因素。從側面更完全瞭解下當年這起大事件的失敗原因。

這就是當年雙方翻譯對事件的影響，並且後來看來，在這場兩大互不熟悉的文明的碰撞中，其影響也不可謂不大。甚至可以說是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前事為師，後者為鑑，這裡深入瞭解下當年中英雙方的翻譯交流過程，相信對於我們對這次中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的瞭解，會有重要的幫助，更有著莫大的警醒意義。

今天已經有很多學者認為缺乏優秀和合格的翻譯是馬嘎爾尼使團當年訪華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先不評判這樣的評價是否涉嫌誇張。但作為國家之間的交流，翻譯絕對不應該被忽視，也是促成交流是否順利的一個關鍵因素。

但遺憾的是由於兩國曆史與地緣的限制，甚至是國情的限制，雙方都無法從本國人中選出最合適的翻譯，最後無奈之下，雙方都只能聘請外國人做翻譯，在不瞭解國情與對方文化的情況下，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影響並甚至改變了整個歷史的程序，令我們後人只能留下無盡的唏噓和一聲長長的嘆息。

讓我們先看看英國方面。

1793年，英國派出以馬嘎爾尼為團長的龐大使團，出使中國。目的是試圖開啟和中國貿易的新篇章，並確立外交關係。整個使團眾多的出使人員再加上水手，構成了一支近700人龐大隊伍。

此刻的大英帝國國力已經鼎盛，一應人員與物品的準備最後都不是問題，唯一難住的卻是一件看起來不大的事，出使中國必須要合格而且可靠的翻譯，由於兩個帝國地理上的隔絕，當時的整個英國還真找不出一個合適的翻譯，正如使團副使斯當東當時所說，：“有一個絕對必要的，但是非常難以物色的人選，那就是中文翻譯”。讓偌大的大英帝國在這件事上頭疼了很久。

當時兩國的情況是，由於遠隔重洋，中英兩國之前從來沒有過任何正式的外交往來，除了東印度公司有一些買辦懂得漢語，但上升到外交層面卻語言能力不足。而東方的中華帝國，政府也一直對外國人學習中文有著嚴格的限制，而在封閉的大環境下，大部分的中國人對學習外語也缺乏興趣。

我們還可以從下面兩件事看看當時的中國對外交流的態度。

其實早在1617年，中國還處在明朝的時候，英國的詹姆士一世國王便曾給明朝皇帝寫過一封信，希望雙方能開展貿易，但是當信送到中國後，卻沒有任何中國人敢幫忙翻譯和呈遞，因為按照當時的大明律，這完全是可以判死罪的行為，最後只能不了了之。

而在1759年，也就是乾隆二十四年，也曾發生過一件兩國貿易史上的大事，那就是“洪任輝事件”，洪任輝是一名英國人，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駐中國的一名代理，因為廣東海關官員的刁難，便託人寫了一紙訴狀進京送到乾隆手裡告了御狀。

而最後的處理結果是，乾隆處分了相關受賄的官員，但也明確下了一道諭旨：“內地人幫外國人代寫這類東西必須嚴處”，最後是幫洪任輝代寫狀紙的中國人劉亞匾被菜市口當眾處決，而洪任輝也被判關押三年，罪名之一竟是：擅自學習漢語。期滿後被驅逐回國，並被告知終身不得再來到中國。並自此也開創了大清對外只開放廣州一地的“獨口經商”的時代。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高水平和負責的翻譯，在當時兩國巨大的地理、政治、文化、語言模式的差異之下，讓這次出使中今天我們看來的一個小問題反倒變成了一個讓英國人極其頭疼的大問題。

但這個問題總得解決！

由於很早就有法國傳教士來到了中國，於是最初有人提出從法國人中找。但當年的英法百年戰爭的陰霾才從兩國人民心中散去還沒多久，1689～1763年間，英法又開始為爭奪殖民地屢啟戰端。同時英國人奉行的對外國策一直是“光榮孤立”，也就是說，歐洲各國你們隨便折騰，但別冒頭，誰敢冒頭揍誰。大英帝國自打發了家後態度一向如此，自打當上了歐洲老大後，永遠是聯合別的盟友打擊老二。

所以，對於當時老想冒頭的老二法國，即便從中國回去的法國傳教士有很多精通漢語，但英國人是不可能相信和不可能使用他們的。並且這次英國出使中國背後還有一個模糊的目的，那就是有可能的話，與中國結盟共同對付法國。所以這樣的出使，怎麼能用法國人做翻譯？

而葡萄牙人也是如此，儘管很早以來葡萄牙人就和中國有很多交流，也不乏精通漢語的葡萄牙人。但在當時，英國在不斷拓展非洲的殖民地的過程中，嚴重影響到了葡萄牙在該地的利益，兩國已經開始發生衝突，漸漸貌合神離。並且當時的葡萄牙暗地裡也和法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使用葡萄牙人也等於給自己埋下了一顆不穩定的定時炸彈。

喬治·斯當東

最終，經過幾番討論之下，英國政府還是決定用中國人，並且正好使團中負責人之一的喬治·斯當東爵士於在義大利的那不勒斯的時候，在當地的神學院遇上了兩名希望回國的中國神父李雅各和周保羅。同時斯當東還答應了另外兩名中國的安神父和王神父搭便船回國。最後斯當東說動了李雅各和周保羅成為使團的中文翻譯。

歷史到今天，關於這幾位神父的生平資料不多，僅知道李雅各漢名叫李自標，甘肅武威人，生於1760年，於1773與另外7位中國赴歐洲留學生一起去了義大利，而周保羅在資料中籍貫、來歷都不詳，應該是私自出國的。

而那兩位搭便船的兩位神父，王神父與安神父，據說不但能寫一手漂亮的中文，對英語也比較熟悉，作為免費回國的代價，他們在船上的時候經常幫忙英國人做一些翻譯和書寫工作。不過，由於他們熟悉大清國內的法律，所以他們拒絕了馬噶爾尼的聘請，在踏上中國土地後便迅速離開了這個使團，沒有再參與後來的翻譯工作。

而李雅各和周保羅，兩人雖然非常熟悉拉丁文，但卻對英語不大熟悉。但事已至此，英國人也沒什麼辦法，為了物色到這個該死的最合適的翻譯人員，斯當東已經奔走數國，早已筋疲力盡了。不過還好斯當東也熟悉拉丁文。所以還能經過雙重翻譯來表達。

同時，在英國人看來，這兩人既篤信上帝，又是中國人，相比之下只能是無奈之中最合適的人選了。

托馬斯·斯當東

當時，這艘船上還有一個對後來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物必須說說，那就是斯當東的兒子托馬斯·斯當東。當年的他年僅12歲，非常聰明，過目不忘，斯當東極為喜愛他，對其期望很高，為了更好地培養兒子，斯當東決定把他帶上船，去中國見見世面。

就這樣，作為這個使團中年齡最小的成員，小斯當東有幸成為這起歷史上大事件的全程經歷者和參與者。後來他甚至成為了決定了中英關係走向的一個重要人物。後來香港中環計程車丹頓街就是以他的英文名而命名的。

在後來北京的皇宮裡，面對這樣一個聰明伶俐並且使團中唯一一個能說中國話的外國孩子，乾隆也頗為喜愛，還親自把自己佩戴多年的荷包賞給了他。這在大清是極高的恩典了。但此刻坐在高高的龍椅上的這位已經83歲的慈祥的乾隆爺爺不知道的是，正是這個孩子，後來在他的推動下最終促成了鴉片戰爭的爆發。把他孫子統治的大清打了個千瘡百孔。從此，東方傲然對視西方的格局徹底結束，東方自此開始對西方處於絕對下風。

乾隆接見小斯當東繪畫

回到當年的船上。

這是一次遙遠而艱難的遠航，當時的使團，從朴茨茅斯港出發，往南經過非洲好望角，再轉入印度洋，然後再經歷馬六甲海峽到達東南亞，途中還因為風暴差點迷失一艘船，經過歷經三個大洋的漫長而艱辛的旅程，最後終於來到中國澳門。整個航程一萬多公里，整整花了近一年的時間。

而在船上的這漫長的時間裡，小斯當東在父親的安排下，天天跟在四位中國神父身邊，如飢似渴地學習著中文。

船隊到達澳門後，安神父和王神父便立即提出要離開。儘管先前馬嘎爾尼極力希望他們留下，做出了不少示好舉動，但兩人仍堅決要離開。不過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讓英國人措手不及的是，周保羅神父也變卦了，也堅決要離開。斯當東百般勸留，但最後周還是堅決走了。

他離開的原因一是因為自己是私自出國的，按當時的大清法律會受到嚴厲處罰。二便是和兩位神父一樣，害怕因為為外國人工作而被大清所不容，從這個轉變過程中我們可以猜測，途中安王兩位神父肯定沒少在船上給他吹耳邊風。

就這樣，在1793 年6月，龐大的英國使團船隊剛抵達澳門後，還沒有正式開展工作的時候，一個重要的翻譯人員周保羅便毀約離開了。

安神父和王神父的離開我們可以理解，畢竟人家沒有簽訂什麼契約。純屬兩個搭車的客人，要走就走了，沒什麼可被人指責的。這裡主要說說周神父，無論是從當時的道德標準還是今天的道德標準來說，確實有點那個不大地道。

我們先來看看人家當時給周神父的工資，這位大哥一上船，就是年薪150英鎊的標準。這裡給大家說下，當時的英鎊值多少錢？我們可以看看，馬嘎爾尼公爵當時的年薪是1。5萬英鎊。換算下來相當於1990年的900萬法郎。那麼我們可以算出，周的年薪就是1990年的9萬法郎。

1990年的9萬法郎是個什麼概念，大家可以去查查！不得不說，當年的英國佬還是夠大方的！

周撕毀了合約，這在比較信奉契約精神的西方人看來，確實是一種不可接受的行為。但英國人也沒有什麼辦法。而且後來惡果也出來了。

剩下的李雅各神父倒是頗有契約精神，冒著危險答應了留下，主要是因為他長得有幾分像洋人，同時也相信使團能保護他的安全。但是他是滿族人，斯當東後來在回憶中說道：“他的宮廷語言能力太差”。應該指的是他的文言文能力太差。

不過這也不能怪李雅各，他年僅13歲的時候就去了歐洲，一走20多年，回國時對幼年時期的中國記憶都已經模糊，加上本身家庭還是滿族人，對那些晦澀的文言文字就已經所知有限，更不可能熟悉清廷外交方面文字的體裁了。同時由於自幼便離開，李雅各也毫無任何中國官場上的經驗。

斯當東就曾在回憶中不客氣地批評過李雅各：不僅不懂中國官場的文書風格，不能理想地完成翻譯的工作。也不熟悉官場的講話方式，常常會把一些對方官員客套委婉的話理解為對方認真的承諾。

而據他的回憶，走掉的周保羅倒是知識淵博，不僅寫得一筆好字，中國文化也功底深厚，因其家庭世代為官門中人，其祖父和父親都是師爺，官場經驗也非常豐富。實在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最佳翻譯人選。但遺憾的是，周保羅為了安全最終撕毀了合約撇下了使團而離開，也讓這次兩個帝國之間的交流開始蒙上了一層陰影，最終也從一個側面上影響了這次讓中國擁抱世界的機會。

很多年後，常常在想，如果周保羅沒有走，如果他能夠憑藉自己深厚的中文功底和豐富的官場經驗，幫助大英使團在這次出使中輾轉騰挪，左右逢源，與和珅等一眾高官搞好關係，讓彼此雙方的交流更順暢，讓大清更客觀地瞭解外面的世界，能不能使大清對外的印象發生改變？

這個結果在當年大清的閉塞自大之下，看上去希望確實很渺茫，但作為對乾隆有重大影響力的和珅等人如果能支援的話，相信也不是一點可能都沒有，起碼事件結局不會像後來這麼毫無轉圜餘地，陷入一個徹徹底底的僵局。

如果那樣的話，那麼大清或許就不會有後面的鴉片戰爭，還會迎來受到當時世界最先進的工業文明的影響，而獲得一次騰飛的機會。如果那樣的話，那麼以大清的物力財力，又會是怎樣一個局面？但唏噓的是，歷史無法假設，我們後人在這裡只能臆想下而已。等後來被徹底打醒，洋務運動再奮起直追的時候，早已為時已晚。

最後歷史給我們留下的結果是，周保羅最終還是走了。而在這近一年的旅途中，大英使團唯一的收穫是年僅12歲的小斯當東憑藉過人的聰明和學習能力，快速地學會了漢語口語並學會了寫漢字，成為了使團意外收穫的一名“翻譯”。

但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並且朝廷的書面用語都是使用的詰屈聱牙的文言文。就算今天專修語言學的中國年輕人真正能讀透的估計都沒幾個，當年的李雅各如何能翻譯得完美無缺？而這位英國小孩就算再聰明，即便是再罕見的語言天才，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我們也可以想見，更是不可能窺其門道的。

就這樣，當使團進入中國後，這支龐大的肩負著重要使命的使團只能僅僅依靠這個李雅各和一個12歲的英國孩子來與中國進行交流了。

也就這樣，當年的大清帝國和大英帝國兩個超級大國就是在這樣的狀態下第一次相遇的。而團長馬嘎爾尼只能無奈地接受現實。

我們再看看大清方面。

其實，當年的大清雖然對外比較封閉，但出於國事的需要，還是有培養翻譯的外事機構的。如清初就設立了會同館，還有從明朝接手過來的四譯館，分別主管朝貢外交和翻譯事務，但主要都是用於周邊東方的朝貢國家。所以這些機構根本不可能勝任西方國家的外交事務。

到了18世紀初，中俄方面的交涉越來越多，清廷於1708年建立了俄文館，後來在1862年併入同文館；後來還於1729年設立了翻譯館，主要目的是教授旗籍的子弟拉丁文，主事者為滿人巴多明，招收學員也僅限於旗人，目的就是為了在中俄交涉中擔任翻譯。

當年的同文館

但後來此館僅存了15年，並且該館出來的學員也從來沒有履行過翻譯職務。接壤的俄國都是如此，就更別說那會還遠在天邊的英國了。我們也可以看到當年大清的短視和對外部的一無所知。整整如此偌大的一個帝國，竟沒能培養出一個英語方面的外交翻譯人才。

因此，當馬嘎爾尼使團叩開中國大門的時候，大清也沒有合適的通曉英語和熟悉英國國情的中國翻譯可供勝任。

最後，中方不得不委派了一名外國傳教士為“通事帶領”，負責翻譯工作，此人中文名字叫索德超。

索德超，葡萄牙人，乾隆二十四年來到北京，索德超是一名傳教士，博學多才，不僅精通天文，而且對醫學也有頗深的研究，同時做人也有一套，深得乾隆的喜愛和信任，不僅擔任過清廷的欽天監監正，還曾擔任過乾隆寵臣和珅的私人醫生，於1806年去世。

但遺憾的是，索德超雖然多年在中國，對中文的外交文字很熟悉，但也同樣不熟悉英語而熟悉拉丁語，就這樣，雙方翻譯只能以第三方語言為中介艱難地在兩者之間架起了這道溝通的橋樑。在這個過程中，雙方翻譯的工作量極具增大不說，還常常出現錯誤。

語言之間轉換的複雜性熟悉的朋友應該都知道，當年斯當東考察完李雅各後就認為他“完全能勝任其母語與拉丁語之間的翻譯”，但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他的評價過於樂觀。

而還有一點，索德超是葡萄牙人。前面說過，這也是當初英國人尋找翻譯的時候極力避免的國家之一。而偏偏這個葡萄牙人還是首席翻譯，不僅負責翻譯工作，甚至還負責使團的接待工作，最為致命的是，這名葡萄牙人還對英國人懷有敵意。

而馬嘎爾尼在與索德超見面之前，就從另外一名法國傳教士那裡知道了索德超對英國人的態度，為了趕走這位首席翻譯，馬嘎爾尼跟索德超交流的時候，故意使用法語和英語，目的就是讓這位葡萄牙人無法完成翻譯工作，進而達到讓清廷換人的結果。

但索德超深受中國皇帝的信任，馬嘎爾尼的小算盤全部打空，乾隆在熱河接見馬嘎爾尼時，索德超就被委任負責一切接見工作。在後來留下的清廷檔案中，也記載了索德超在整個使團訪問中的重要地位。如留下來的大清軍機處檔案裡就記載了馬嘎爾尼遞交的國書就是由索德超負責翻譯的，就連乾隆後來寫給英國國王的聖旨都是經他一手翻譯的。不僅如此，他還同時負責檢查翻譯隊伍中其他人的檔案翻譯準確度。

這樣一個重要的位置，就這樣被交給了一個對英國人懷有敵意的葡萄牙人，結果我們也可想而知。也許是出於對英國人的敵意，希望讓英國人丟盡顏面。也許是在中國官場的多年曆練下，深諳中國的官場規則，當年馬嘎爾尼遞交的國書就被索德超翻譯得口氣極盡諂媚、謙恭無比。

如裡面的幾句，網路上有很多用白話文解釋的，摘來如下：

我喬治三世代表大不列顛、愛爾蘭和印度，祝中國大皇帝萬歲萬萬歲。只有您才配治理天下萬萬年。我知道中國的地方太大，管理的百姓也多，皇上您操心天下大事，不但是中國，就連外國，都要您去保護，這些國家都心悅誠服，皇上您太操勞了。如今全球各國都說，世界上只有中國大皇帝統治的地方，制度更加完善，所有人都心服讚美，所以我也越來越神往。皇上，今年是您的八十大壽，我向您進獻貢品，盼您能體恤我們。

無語了吧，這怎麼看都不像一份國書，更像是一份匍匐在庭前的可憐小邦乞求歸順的降表。看到很多網路資料說這是喬治三世的原話，純屬胡扯。不錯，英國為了這次訪問能夠順利，語氣比較謙恭，但絕對不是謙卑，其實真實版的英文國書是在喬治三世親自指點下完成的，用詞十分嚴謹和理性，絕沒有謙卑到了如此這個地步。

我們還可以看看，在使團出發之前，英國內務部長敦達斯對馬嘎爾尼的告誡：“您到後要尊重中國朝廷的禮儀，不過要做到，既不要被禮儀上的小事束縛住手腳，又不要損害自己君主的尊嚴”。

所以這才是英國人真實的態度和底線。因此，我們可以相信，這封翻譯後的國書應該是索德超做了手腳。也許是出於對英國人的敵意，故意埋下一根導火索，讓雙方產生落差而造成罅隙，也許是為了葡萄牙的利益，不希望再多一個貿易競爭對手。當然這些我們只能猜測，雖然其中肯定有對皇權的敬畏，但相信，索德超是不希望雙方能談判成功的。起碼，作為這麼一個重要位置，製造點麻煩他完全是力有所逮的。

於是，這封翻譯後的“國書”讓乾隆閱後龍心大悅，決定在熱河接見使團。就連先前因為英國人不肯“三跪九叩”也被他放了一邊去。但誰曾想一見面，對方態度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僅因為國書中的禮物是“貢品”還是“禮品”的區別就毫不讓步。完全一副和我大清平等的架勢，讓老爺子極為掃興。

於是我們可以理解，在這樣巨大的心理落差面前。絕對影響到了老爺子後來的情緒。在後來的談判中，馬嘎爾尼提出的談判請求中，其實除了其中一條劃給舟山一處島嶼讓英國人居住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外，其他的條款客觀來說，基本都是平等貿易下的合理條件。

再說，自古以來，談判這玩意兒都是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就算不行也可以互相好好磋商。但心情不爽的乾隆根本沒有留任何商量的餘地，再加上我天朝富有四海的心態，就這樣，大手一揮全部直接拒絕，斷然關閉了談判的大門。

事後，百官盡皆稱頌陛下英明，既教訓了“小邦”，又維護了天朝尊嚴。拍馬之聲不斷。整個大清朝，因為封閉導致的自大和因為封閉造成的時代侷限，沒有人認識到大清已經失去了一次騰飛的機會。令人惋惜不已。

個人一直非常喜歡月關的《回到明朝當王爺》這本書，就是因為正是主角的穿越而把先進開放的理念和思想帶到了那個落後的時代，最後讓中華成為了傲視世界的大帝國，滿足了自己內心一直以來所有歪歪不已的臆想。但遺憾的是，這隻能是一個臆想，歷史沒有這樣發展。

不過當時，其實還是有一個明白人，那就是軍機大臣松筠，松筠深知雙方互開貿易有利無害，促進商貿最終會給大清增加稅收和繁榮，這是一個雙贏的條約。但朝廷上下心意已決，松筠也無能為力，唯有抱憾不已。馬嘎爾尼離去的時候正是松筠奉命作陪相送，在馬嘎爾尼在中國的最後日子裡，松筠除了陪同和安慰外，也表達了無數的同情和惋惜。

松筠

再回到翻譯這裡，

至於索德超翻譯的那道給英王的聖旨，今天已經靜靜躺在大英博物館裡供無數後人觀瞻。但遺憾的是，它起的主要作用是成為遊人的笑柄。我們可以看到，在這道降給英王的“聖旨”中，乾隆的口氣更是大的出奇，一開頭就是：“朕披閱表文，詞意肫懇，具見爾國王恭順之誠，深為嘉許。”

在這短短的900多字的文字中，有近半的內容是在不厭其煩地彰顯天朝的富有和慷慨仁慈，氣度恢弘，表達了對對方的“無理”沒有計較，並依舊給予英國人在廣州貿易的權利，這已經是莫大的“恩賜”，但希望對方要“引以為鑑”云云。在整道聖旨中，我們看到的是，活脫脫一副家長正在教訓孩子、老師正在訓斥學生的場景。

然而，乾隆不知道的是，或者說當時的整個大清不知道的是，此刻的大英帝國，早已是一個足以和大清平起平坐的帝國，國力和文明更是甚至已經遠超大清。這其中的傲慢自大。這其中的閉塞無知，讓今天我們後人看了都汗顏無比，確實也只能成為人家的笑柄。

乾隆給英王的聖旨

由於資料很難查詢，這份聖旨已經不知道到底完全是乾隆的意思，還是索德超在其中添油加醋了些東西。據說讓當時的英國國王看了當場就忍不住笑出了聲。不過，我們可以分析下，從乾隆的執政表現上看，一直還是比較理性的，尤其是在國家大事方面。

如征討緬甸時，清軍損失慘重，甚至數名領兵大將都戰死，兩名雲貴總督問罪自殺，但最後當緬王乞降的時候，乾隆卻能壓下這口惡氣，冊封其為緬甸國王，自此兩國再無交兵。而征討安南的時候，面對阮惠這個安南叛將，並造成了大量清兵傷亡，於情於理都不應該支援。但最後在審時度勢之下，乾隆也能放其一馬，轉而支援他。

所以，乾隆在對待國家大事上還是相當有分寸的，並且尺度也把握得很好。對待緬甸、安南這等又窮又小的小國都能如此理性，更別說出手如此大方並且遠道而來的英國了。我們還可以從後來即便談判失敗後，乾隆在對待英國使團的態度上看，還是給予了比較高的待遇和尊重的，在馬嘎爾尼使團回國的時候還親自指派了軍機大臣松筠相送。說明了他還是對外邦禮儀上比較有分寸的。

所以，讓人不得不懷疑，這道口氣狂妄，滿篇輕慢之詞的“國書”到底完全是不是乾隆的意思？或者說有多少是真正表達了乾隆的意思？還是索德超因為個人因素在裡面夾帶了部分“私貨”？確實是一個謎團。但唏噓的是，今天的我們，也只能猜測猜測了。

馬嘎爾尼

但無論如何，這次訪問的最後結局已經擺在那裡了。後來，馬嘎爾尼在松筠的陪同下最後從廣州離開了這個國家，回國後他和使團中的人有關此事寫了大量的回憶，成為了西方人研究和了解中國的寶貴資料。而在總結這次訪問失敗的原因的時候，他也非常遺憾地承認其中翻譯水平過低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就這樣，馬嘎爾尼使團的這次訪華失敗，讓中國失去了一次及時和西方世界文明接觸的機會，也讓大清帝國徹底被西方遠遠拋在後面。其中最悲哀的是，同時也讓馬嘎爾尼徹底看穿了大清繁榮背後的落後與虛弱，在他後來的回憶中就對此做了一個經典而形象的總結：“大清就好比是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

馬嘎爾尼確實沒有說錯，僅僅過了幾十年，當英國人再來的時候，這個驕傲無比的帝國就已經不堪一擊了。

在這起對我們歷史影響深遠的大事件的過程中，讓我們看到的是大清落到最後結局的最關鍵的一個致命癥結：封閉。正是因為封閉，所以才導致了連翻譯這個外交上的小小問題也成為了一個最後影響國運的大問題。也正是因為封閉。導致了後來的全面落後。而落後只能捱打，這早已是歷史告訴了我們無數次的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

而更重要的是，請不要以為這只是一段歷史故事！但願後世的我們能夠一直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