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法國古典主義的產生較典型地反映了這個時期文化生活與政治生活的關係。國家政權利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預文化演變，使主流文化服從和服務於建立專制王權的政治路線。
在16世紀後期宗教和政治思想的動盪中，人文主義崇尚理性的傳統受到懷疑，但是到17世紀初，隨著政治的穩定，這個傳統在法國重又得到普遍認同，並且與秩序、規則、整一等概念相融合，形成一種新的理性觀。
受這種理性觀的制約，從17世紀30年代起，古典主義文學逐漸取得了對於巴羅克文學的優勢，成為法國文學的主流，巴羅克文學則降到非主流地位。巴羅克文學自16世紀後期興起，17世紀初進入活躍期，到30、40年代產生了許多有一定藝術價值的作品。
古典主義佔據主流地位後，巴羅克文學並沒有消亡，依舊具有不可忽視的力量，既作為古典主義的對照，又作為古典主義的補充而繼續在文學殿堂佔一席之地。古典主義，顧名思義是指崇尚古希臘、羅馬文學的思潮或流派，作品多從古希臘、羅馬神話、歷史和傳說的文字汲取創作素材。古典主義以規範、嚴整、簡練、明晰、崇尚理性為其特徵。它的黃金時代是馬紮然攝政後期到路易十四親政的前半期，即50到80年代。法國古典主義的產生較典型地反映了這個時期文化生活與政治生活的關係。
國家政權利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預文化演變，使主流文化服從和服務於建立專制王權的政治路線。法國王權與貴族封建割據勢力的鬥爭由來已久。
弗朗索瓦一世當政時，王權一度相當強大，然而宗教戰爭又極大地削弱了王權的力量。1589年，新教領袖、波旁家族的納瓦爾王繼承法蘭西王位，為亨利四世，1594年他皈依天主教，得以入主巴黎，真正行使權力。
這位被稱為“亨利大王”的法蘭西新君主在政體、財政、宗教諸方面大力推行改革，中央政權復又日臻強大。
1610年亨利四世遇刺身亡，繼位的路易十三年幼，母后瑪麗攝政，一時國事廢亂，封建勢力再起，王權再度面臨挑戰。20年代，路易十三起用黎世留，中經馬紮然攝政，到1661年路易十四親政，宣佈“朕即國家”，這段時間裡王權大刀闊斧地進行建立中央集權體制的鬥爭。在政治上，王權一方面鎮壓反叛的貴族，翦滅封建力量，另一方面打擊瓦解新教勢力。
30年代初，基本上實現了政治權力的集中。路易十四親政後，又從行政、司法、財政、稅務等方面進一步將權力集中到自己手裡，把專制政體推向頂峰。
在經濟上，黎世留和馬紮然實行重商主義政策，透過促進貿易，特別是海外貿易，推動經濟發展。流通領域的活躍使國家稅收增加，國庫漸趨殷實，從財政上加強了王權的力量。
與政治上建立專制王權的鬥爭相呼應，文化領域出現了獨尊古典主義的趨勢。王權出於政治需要，有意識地從思想文化上鉗制一切對專制王權不利或者可能不利的活動，力圖以文化一統，即獨尊古典主義，來保證政治的一統並作為政治一統的補充。
打擊天主教內部的異端冉森教派，遏止冉森教思想的傳播，是推進思想文化統一的重要措施；建立法蘭西學士院是又一條重要措施。法蘭西學士院的任務是編纂一部字典、一部語法、一部修辭法、一部詩學。顯而易見，這是要從語言和美學理論方面為文學立法，最終目的是要在文學生活中建立統一的標準，培養統一的審美趣味。學士院作為一個史無前例的官方機構，其存在對文化階層具有相當大的心理壓力。這一點，從學士院插手關於《熙德》的爭論可以看得很清楚。
1637年，劇作家高乃依的作品《熙德》上演，大獲成功，但不久便遭到圍攻，攻擊者對該劇和作者加以“抄襲”、“違反三一律”、“混淆悲劇和喜劇”等罪名。
高乃依不服，反唇相譏。在黎世留授意下，學士院要求高乃依把劇本交付學士院審查。
學士院負責人夏普蘭起草了《法蘭西學士院關於悲喜劇〈熙德〉的感想》，雖然沒有提及“抄襲”，甚至對三一律問題也未多加評論，但是對劇本顯然取批評態度，這給高乃依造成很大壓力，以致輟筆三年。
繼法蘭西學士院後，又先後建立了畫家和雕刻家學院、建築師學院，由路易十四支援的音樂家呂利則壟斷了歌劇演出，從而在整個文化界形成了唯王權意志是尊的氣氛。除了王權的扶持，還有兩個重要社會原因促使古典主義“定於一尊”。第一，對理性主義的普遍認同為文學的規範化從觀念上鋪平了道路。對理性主義認同最顯著的標誌是笛卡爾唯理論哲學的誕生。
從1637年到1649年，笛卡爾先後發表了《方法論》、《形而上學的沉思》、《哲學原理》、《論激情》等重要著作。
笛卡爾的二元論哲學在承認“物質實體”的同時，認為“精神實體”是獨立的，認識不是來自感覺經驗，而是起源於先驗存在的理性。
他的理論開了近代唯理論的先河。笛卡爾主張以理性為審查一切的尺度，引起教會的不滿，禁止發行他的著作，所以笛卡爾的學說到17世紀後期才真正得到廣泛傳播。不過在上流
社會和文人階層，他的著作流傳較早，促進了理性主義哲學文化氛圍的形成，這種氛圍對於高舉理性大旗的古典主義文學的發展無疑是十分有利的。第二是宮廷和沙龍社會生活的活躍。儘管沙龍的某些弊病，例如矯飾和誇張，與古典主義的美學追求背道而馳，但是實際上上流社會的交際生活正是古典主義文學的溫床。由於宮廷和沙龍成為貴族階級的精神中心和文化中心，整個貴族階級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便都以所謂的“宮廷做派”、“沙龍情趣”為模式，其文化心理也就必然為這個模式所左右。
因此，宮廷和沙龍的語言和審美情趣，它們對文學作品的評騭，為古典主義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極其有利的文化環境。
從16世紀末開始，古典主義經過了大約30年的準備，這個時期可稱為先古典主義時期，開創人是詩人馬萊伯。
馬萊伯強調詩出自技巧而非靈感，所以必須有法可循；強調詩歌必須使用規範、明晰、人人通曉而又不粗俗的語言，當務之急是淨化“七星詩社”以來的詩歌語言，清除一切古僻、外來、生造的詞彙。他的詩歌理論與實踐從語言和韻律等方面為古典主義文學奠定了基礎。
在馬萊伯之後對古典主義文學的繁榮做出較大貢獻的是夏普蘭、沃日拉和蓋·德·巴爾扎克。夏普蘭作為法蘭西學士院的常務負責人，他的貢獻主要在組織方面。蓋·德·巴爾扎克有時被稱為修辭學家，其實並沒有修辭學著作，稱他修辭學家是因為他的《書信集》對時代語言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沃日拉是真正意義上的修辭學家、語法學家。
他的《法語芻議》影響很大。這部著作以長期宮廷生活和沙龍生活的閱歷為依據，對語言規範問題提出具體意見。基本思想是把語言習慣分為“好”與“壞”兩大類。“好”的語言習慣指“少數優秀分子”的語言習慣，即有修養的貴族的語言習慣。
“壞”的語言習慣指“大多數人”使用的語言，不但包括人民大眾的語言，而且包括缺乏修養的貴族的語言。這本書原意在幫助貴族純正語言，以便適應宮廷和沙龍的社交活動，當然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文學語言的法典。
結語
從16世紀末開始，古典主義經過了大約30年的準備，這個時期可稱為先古典主義時期。古典主義佔據主流地位後，巴羅克文學並沒有消亡，依舊具有不可忽視的力量，既作為古典主義的對照，又作為古典主義的補充而繼續在文學殿堂佔一席之地。古典主義，顧名思義是指崇尚古希臘、羅馬文學的思潮或流派，作品多從古希臘、羅馬神話、歷史和傳說的文字汲取創作素材。古典主義既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又有突出的民族特點，它從若干重要方面設定了法蘭西民族的審美標準，對未來幾個世紀法國文學藝術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