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詩的結構嚴密，僅僅做到首尾相銜是不夠的，還必須在佈局中處處前呼後應，否則就容易出現辭語憑空逸出、無所依據的情況。
試看曹操的《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
惟有
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宴，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此詩先由人生短暫、時光易逝發生感慨，接著抒發思賢若渴的心情，最後以周公自比，表明廣納賢士以建立功名的雄心。
讀完全詩，覺首尾雖能相銜，而中間“呦呦鹿鳴”四句則遊離於詩情。前此“青青子衿”四句，抒發對賢士深切的思慕；後此“明明如月”四句，抒發對賢士可望而不可即的苦悶，而“呦呦鹿鳴”四句的插入，反使本來明瞭連貫的詩意，令人有不知所云之感。
或曰此乃作者借用《詩經》成句表示自己能與賢士同樂。但是將這一內容放置在“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之前，不是多餘嗎？既然賢士還未得，何有與之歡宴之理？
事實上古人已看到這個問題，故有些本子將此四句移到“明明如月”四句之後（如《宋書·樂志》《詩比興箋》）。但結尾的“周公吐哺”已包含了善待賢士之意，所以我們看不出這四句與全詩有什麼關聯，完全可以刪去。
也許有人會說，曹操此詩畢竟是詩歌史上的早期作品，後代詩人很少會有這種前後不作呼應、無端寫來的失誤。果真如此嗎？試看陳與義的《渡江》詩：
江南非不好，楚客自生哀。
搖楫天平渡，迎人樹欲來。
雨餘吳岫立，日照海門開。
雖異中原險，方隅亦壯哉。
方回在《瀛奎律髓》中稱讚此作“詩逼老杜，於渡浙江所題如此，可謂亦壯矣哉”。確實這首詩寫得意境頗佳，不過其中也並不是無疵可尋，如第二句的“自生哀”，我們通篇看不他
所哀
的是什麼。
紀昀認為，末尾“雖異中原險，方隅亦壯哉”二句，乃“言雖屬偏安，然形勝如是，天下事尚可為，而惜當時之無能為也”。如果是這樣理解的話，那麼“自生哀”三字也就落實了，但詩人果真有此意？至少在詩句中這一意思的表達是很不明確的。
如果說陳與義的《渡江》詩是有呼無應的話，那麼蔡松年的《鷓鴣天·賞荷》詞則是有應無呼。其詞如下：
秀樾橫塘十里香，水花晚色靜年芳。
胭脂雪瘦燻沉水，翡翠盤高走夜光。
山黛遠，月波長，暮雲秋影蘸瀟湘。
醉魂應逐凌波夢，分付西風此夜涼。
這首詠荷詞，作者沒有拘泥於荷花形跡的描繪，而是突現荷花清逸騷雅、楚楚動人的韻致，深得遺貌取神之妙。尤其是上片的“胭脂雪瘦燻沉水，翡翠盤高走夜光”二句，骨重神寒，歷來頗獲讚譽。不過，它的缺失亦是相當明顯的。王若虛曾指出：“此句誠佳，然蓮體實肥，不宜言瘦，予友彭子升易膩字，此似差勝。”
實際上問題還不在於此，而是出在“走夜光”三字上。“走夜光”意謂葉面水珠晶瑩閃爍，就像夜明珠在滾動。荷葉上走珠之狀，唯雨露中然後見之，而詞意，當時不應有雨露。很明顯，這三字沒來由，用形象的話說，就是無端半空伸一腳。
劉勰指出：“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文心雕龍·章句》）意思是說，章節和句子在全篇中，好像繭之抽絲，從開頭到結尾，在體制上一定像鱗片那樣緊密
聯接
。欲達到劉勰
所要求的這種綿密的結構，交綜呼應就是通常採用的方法之一。
試看韓愈的《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詩：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
欲為聖朝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首聯寫自己招罪被貶的原因，以“朝奏”與“夕貶”呼應。頷聯緊承首句，
申述
才奏便貶的內心之激憤；頸聯緊承次句，抒發才貶便
行的胸中之悲慨。尾聯的對侄子孫湘所言，在
語意
上照應第四句，而
“瘴江邊”又是與“秦嶺雲”“藍關雪”相貫通。全詩前呼後應，仰承俯注，
一氣
滾下，顯示出了綿密的結構。
呼應通常有“分應”“各應”和“錯應”三種形式。前兩種形式有規律可循。分應格指絕句的一三句相應、二四句相應，律詩的領聯應首句、頸聯應次句。各應格指絕句的一二句相應、三四句相應，律詩的上下半首各自呼應。
試以絕句為例。王昌齡《別李浦之京》詩：“故園今在灞陵西，江畔逢君醉不迷。小弟鄰莊尚漁獵，一封書寄數行啼。”這是分應格。
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詩：“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
惟見
長江天際流。”這
是各應格。
凡是不能歸入以上兩種形式的，就為錯應格，如劉禹錫《堤上行》詩“江南江北望煙波，入夜行人相應歌。桃葉傳情竹枝怨，水流無限月明多”，末句承首句，三句承次句，錯綜相應。
因為律詩的體量是絕句的翻倍，所以律詩的鉤鎖連環會生出更多的變化。桂馥曾將杜甫律詩的承接呼應法進行歸納，他說：“吾讀杜律詩，而知起承之法未可廢也。宋元以來不復講矣。今就其詩為之說曰：有三句承首句、四句承二句者。有三句承二句、四句承首句者。有三四承首句、五
六承
二句者。有三四承二句、五六承首句者。有三四單承二句者。有三四承首句、後四承二句者。有三四承二句、後四承首句者。有五句承三句、六句承四句者。有五句承四句、六句承三句者。有後四承前四者。”
實際上，作如此繁複的分類，對詩歌創作的指導意義並不大。像杜甫這樣的詩人，他們在創作中絕
不會作
按部就班的起承，而是在詩興的盡情抒發中隨時關鎖綰合，並
無
規律可尋
。
試看杜甫的《送路六侍御入朝》詩：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訊息兩茫然。
更為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
不分桃花紅似錦，生憎柳絮白於綿。
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
朱瀚曾對此詩作過極為精到的分析，他說：“始而相親，繼而相隔，忽而相逢，俄而相別，此一定步驟也。能翻覆照應，便覺
神彩
飛
動。及細按之，後會無期，應訊息茫然；忽漫相逢，應童稚情親。無賴，即花錦、絮綿；觸忤，即不分、生憎。脈理之精密如此。”（《杜詩詳註》引）這樣的前後呼應，便覺活脫流轉，化盡板滯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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