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英國植物學家福瓊受英國東印度總督委派，用馬鬃製成假辮子垂在腦後，開啟了一項影響中國歷史的偷盜計劃，而這一切竟源於英國人對茶葉的喜愛。

眾所皆知，英國人特別重視下午茶，從茶葉茶點，到飲茶的瓷器，還有餐桌布置以及茶園的裝飾，無不講究。

對於英國人來說，下午茶帶來的精神上享受已經要遠遠大於生理性的。

英國人的下午茶已經有300多年的歷史，然而英國本是不產茶的島國，對茶葉的大量需求要透過從中國進口來滿足。

18世紀中葉，英國等西方國家基本是用白銀、胡椒和棉花等來交換中國的茶、瓷器和絲等等。

由此導致英國白銀大量流失，貿易逆差愈加嚴重，他們竟然想出向中國大量輸出鴉片來扭轉局面的卑劣手段。

中國很長一段時間深受鴉片之害，白銀更是因此大量流失，為了挽救社會危機，中國開始了浩浩蕩蕩的禁菸運動。

為了徹底擺脫在茶葉上完全依賴中國的境況，英國不得不開始思考，是不是可以自產茶葉，於是英國接連在印度、孟加拉等殖民地開設種植園。

可是多方嘗試他們連茶樹都種不出來，不過沒多久卻意外發現雅魯藏布江南部有個叫阿薩姆的地方不錯，森林茂密，降雨量豐沛，應該適合茶葉種植。

可是要引進中國的茶樹茶種並不容易，因為當時的清政府不允許茶種和製茶秘密外洩，既然官方通道走不了，英國就動起了“偷盜”的歪心思。

他們建立了間諜培訓學校，專門培訓人員前往中國施行盜取計劃。

1836年，一個名叫戈登的印度茶葉委員會負責人就從中國帶走了不少茶種。

他帶回的茶種雖然種出了茶葉，但因為茶種質量不高，所產茶葉完全不受英國人的歡迎，他們依舊鐘愛中國茶。

於是，一個名叫羅伯特·福瓊的人被委派了這項任務，取代戈登到中國盜竊茶種和製茶技藝。

由於中國對茶葉的嚴格管控，福瓊不得不全副武裝，除了穿上長袍馬褂，他還剃光了頭戴上假辮子，一口混雜著洋腔的蹩腳中國話，就這麼拎著個大箱子大搖大擺來到中國。

不過到了中國，凡是廣州人開的茶葉商店他都是避之不及。

因為廣州茶商長期和外國茶商打交道，像福瓊這樣的藍眼睛高鼻子老外幾乎一眼就能夠認出來。

福瓊一路旅行到徽州，在這裡他找到了此行最想獲得的茶樹種植知識。

徽州古稱歙州，隸屬於黃山市，這裡的徽茶自古聞名中外，還有武夷山地區，也是福瓊重點汲取種茶知識之地。

他將兩地的知識相互印證，有很大收穫，隨後便透過他所攜帶的沃德箱將茶樹茶種經過上海轉運到印度。

透過福瓊，很多西方人才恍然大悟，原來綠茶和紅茶其實是長在一種樹上，只不過紅茶是通過後期發酵製成的。

雖然數萬顆茶種茶苗被送到印度不同地區做生長觀察，以便獲得最適宜茶樹生長環境的資料，而且喜馬拉雅山南側的阿薩姆一直沒讓他們失望。

可是，令英國政府頭疼的是，他們在印度所種出來的茶葉，經過發酵後總有一股揮之不去的煙燻味，依然無法獲得英國民眾的青睞。

福瓊這才真正意識到，比茶種更重要的是製茶工人，因為即便他們照搬製茶工藝也無法學到其中的精髓之處，根本區別還是在製茶手藝的功夫上。

他不僅透過關係混入製茶工廠，觀看了整個製茶過程，1851年福瓊再次從上海坐船離開時，他除了帶走2000多珠茶樹苗、1。7萬粒茶籽，還帶走了8名製茶師傅以及諸多製茶工具。

他能夠多次避開重重檢查，將茶樹苗茶籽帶回，和他攜帶的那個沃德箱有很大的關係。

沃德箱其實就是簡單的植物儲存箱，然而它的出現卻改變了植物學世界。

因為在沃德箱出現之前，一棵幸運到達英國的植物，要付出一千棵植物死亡的代價，這是福瓊的不少前任同行都經歷過的事情。

沃德箱是倫敦醫生納撒尼爾·巴格肖·沃德發明的，用於自家後院的植物種植，後來該箱的製作方法被他公開於世。

而福瓊就受惠於此，在上海製作出了寬1。2米，高1。8米，適合茶苗運送的自制沃德箱，保證了茶苗

漂洋過海

時的極高存活率。

從此以後，茶樹在印度的阿薩姆得到大量種植，印度的阿薩姆紅茶更是享譽了世界。

福瓊還將自己在中國的經歷寫成一本書，書中提到他在中國看到工人給茶葉里加了有毒染色劑，此言一出，對於華茶在英國的銷售更是造成致命性的打擊。

加上製茶機密被竊，我國茶葉的市場銷售份額陡然從96%降至4%，多年的對英貿易順差也因此反轉。

2008年底，一篇題為《七萬中國茶廠，為何不抵一家立頓？》的報道，更是讓不少該年參加廣州

茶葉博覽

會的茶商感慨不已。

2019年，在中國4。4萬噸的進口茶葉中，有1。3萬噸都是從印度進口，花費近2。2億人民幣。

然而，時至今日，印度卻不承認他們是靠中國的茶樹發家的，還振振有詞地說阿薩姆所產茶葉就是土生土長的。

而當時清政府靠茶葉從英國賺取了大量白銀，卻沒有讓百姓從中獲益，反而讓國家越來越窮，以至於後來無可挽回的滅亡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