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傅合遠 文史哲雜誌
人物簡介
蔣維崧（1915-2006），字峻齋，江蘇常州人，著名語言文字學家、書法家、篆刻家。1938年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中文系，歷任中央大學助教、廣西大學講師、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山東大學中文系副主任、文史哲研究所副所長、《文史哲》編委等職。
蔣維崧先生
作 者 | 傅合遠，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原 載 |《文史哲》2011年第5期，第74-81頁
原 題 | 文德翰彩 光及北辰：略論蔣維崧先生的學術貢獻與書法篆刻藝術
蔣維崧先生（1915-2006）是我國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他曾任山東省語言學會副會長，《漢語大詞典》副主編，山東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在語言文字、音韻、訓詁研究和辭書編纂方面有著重要的歷史貢獻和影響。蔣維崧教授還是一位著名的書法篆刻藝術家，他曾任山東省書法家協會主席、中國篆刻藝術院名譽院長、山東大學藝術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先後出版過《蔣維崧印存》《蔣維崧臨商周金文》《蔣維崧書跡》和《蔣維崧書法集》等藝術作品集，他的篆刻、金文、行書藝術，以精湛的表現技巧、濃厚的學問氣息和峻潔清雅、雍容和穆、蘊藉雋永的藝術風格騰聲藝林，在當代書法藝術及篆刻界有著重要的地位。本文擬對蔣維崧教授的學術成就、藝術創造和歷史影響作些淺探。
一
蔣維崧先生，字峻齋，1915年11月出生於江蘇常州。曾祖父蔣曰豫，是晚清有名的學者，長於經史及聲韻訓詁之學，有《韓詩輯》《問奇室詩文集》等行世，併兼擅書法，《清史列傳·文苑傳》有傳。蔣家古籍書畫收藏甚富，有濃郁的傳統文化氣氛，這使得蔣維崧幼年時期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化薰陶。1934年，蔣維崧考入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此時，黃侃、汪東、吳梅、汪闢疆、胡小石等著名學者都在此執教，蔣維崧先生深受這些名師的指導和影響，尤對《說文》《爾雅》《廣韻》諸書下了很大功夫，在語言文字學研究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38年蔣維崧畢業後，先後在重慶高階工業職業學校、中央大學、廣西大學擔任助教、講師。新中國成立後，又在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區行和中央高教部任職。他於1955年調入山東大學，先後在中文系、古籍整理研究所、文史哲研究院從事漢語言文字、訓詁、音韻學等專業的教學與研究，為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開過現代漢語、漢字發展史、《說文解字》研究、甲骨文、金文選讀、書法篆刻實踐等多門課程，培養過多屆碩士生和博士生，歷任中文系副主任、文史哲研究所副所長、《文史哲》編委等職。
蔣維崧雕像（山東大學中心校區）
蔣維崧先生在治學方面尤為勤奮用功，他不雜交遊，常常閉門扃戶，手不釋卷，潛心讀書和思考。蔣先生知識廣博，學養深厚，其學術領域和成就主要在漢語言文字、音韻、訓詁學研究和詞典編纂等方面。在文字學研究上，早在1940年，蔣維崧就曾應中央大學歷史系金靜庵先生之託，為《中央大學歷史系所藏甲骨文字》作過釋文。在研究方法上，他既遵循前輩學者如孫詒讓、王國維等“由許書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窺書契”的途徑，又注重根據文字在其應用環境中的具體情況，從文意、語法等方面綜合論證，力求透過對古文字的考釋，發現漢字結構的原則和規律。1963年，蔣先生在《山東大學學報》第3期上發表了《由隸變問題談到漢字研究的途徑和方法》一文，有針對性地指出漢字的發展由於造字觀念和方式發生了改變，特別是形聲字的發展，對文字的古今演變有著重要的意義。蔣維崧先生認為殷商時期的形聲字，偏旁狹窄，偏旁的意義具體，但大致到春秋中期以至戰國時期，形聲字大量增加，性質也發生了變化，即偏旁的使用範圍較前寬泛，而偏旁的意義概括。當文字系統中還存在著大批象形字和圖形式結構的時候，是無法用保持偏旁對應而改變筆畫的方法來達到簡化的目的的，只有當形聲字大量產生，形聲原則成為主要的孳生新字的方法時，漢字才有可能調整出一套定型的偏旁，同時簡化偏旁的結合方式。漢字只有發展到了以定型的偏旁組合成字，以形聲字為主的階段，才可能完全脫離象形意味，隸書的變化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條件下產生的。該文視野開闊，分析細緻精到而充分，“提出許多開創性見解，為建立新的漢字學奠定了基礎”，在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蔣維崧先生在研究古文字的同時，也特別關注文字的現實問題。1958年，他在《文史哲》第5期發表了《簡化漢字建立漢字字形的規範》，1973年，在《文史哲》第1期發表《關於利用形聲原則簡化漢字的問題》等文章，不僅指出了漢字規範化的意義和標準，尤其強調利用形聲字簡化漢字的理論和方法，充分體現了他對漢字簡化理論的深刻思考和關注。
1959年，蔣先生出版了《漢字淺論》一書，概括而精闢、系統而全面地論述了漢字的產生，字型的演變規律、特點及對其使用和改革等重要問題，其卓識高見深受同行專家的稱賞，曾被一些高等院校列為語言學教學參考書。
蔣先生深厚寬廣的學問，嚴謹科學的態度與高度的事業心和責任感，尤體現在他擔任《漢語大詞典》副主編的工作中。這部詞典的編纂與撰寫自1975年起歷時十幾年，是當時全國最重要、最重大的科研專案之一，其目的是要對我國語言詞語作出歷史性的最為系統最為權威的整理與編纂，以充分體現中華民族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傳統和語言詞彙內在含義的豐富性，以及詞彙使用的規範性。詞典的詞條數以萬計，雖精微瑣細，卻是一部涉及哲學、歷史、法律、文學、語言、藝術、民俗、天文、地理等學科知識，內容無所不包的百科全書。為了完成這一極其艱鉅的任務，蔣先生不惜放棄已啟動多年的研究課題，甚至將有待清定的書稿也暫時放進書櫥，其高度的事業心、責任感，令人感佩。
在《漢語大詞典》的編纂過程中，蔣維崧先生敢於認真負責，不僅在組織編纂隊伍、培訓編纂人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還針對編寫隊伍存在的問題，根據自己多年的詞典編寫經驗，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漢語大詞典》編寫指導意見：（一）分析詞義，要注意詞義的變化，既要弄懂一個詞在其具體語言環境中的確切意義，又要分析其在不同語境中意義的差別，以及意義變化的源流脈絡，發展線索與性質；（二）釋義要抓住要害，力求準確；（三）要認真稽核資料，不能收破詞；（四）要從上下文文意的聯絡中推求，要與其他書中用例互證，避免臆測。蔣先生還特別強調說：“要解決一個問題必須要用盡可能完備的文獻資料把問題捆起來，然後一棍子打死它。這樣這個問題解決了，就等於把它打死了，永遠翻不得案。當資料尚不完備時就先不要忙於下結論。”蔣先生也正是這樣善於將合理的歸納與細緻的分析相結合，對大量的詞條作了沙裡淘金、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富有建設性的辨析與確認，不僅發掘了一些詞義的精確含義，也汰除了舊辭書中的一些“破詞”，修正了某些詞彙由輾轉因襲而產生的缺陷與不足。如“女伴”一詞，有的辭書解釋為“女性伴侶”，書證是唐代孟浩然的《庭橘》詩“女伴爭攀摘，摘窺礙葉深”，明代孟稱舜的《桃花人面》第二齣“笑將女伴攜雙手，閒向空庭看海棠”等。蔣先生認為，根據用例，應分析出“女伴”一詞所指的變化。古代只稱“女子的女性伴侶”，近現代以來才泛稱“女性伴侶”，這樣就更為準確地把握了“女伴”詞義的古今變化。按《漢語大詞典》的性質，只簡單地釋為“女性伴侶”是不合適的。再如，《詞源》收了“奴官”一詞，並釋為“唐時出身低賤的下級軍官”。書證是《舊唐書·王毛仲傳》：“北門奴官太盛，豪者皆一心，不除之，必起大患。”蔣先生則旁查《資治通鑑》卷二一三《唐紀二十九·玄宗開元十八年》，發現斷句應是“北門奴，官太盛”，並進而認為“奴官”並非一詞，是破詞，不能錄用。類似的例子不勝列舉，由此進一步提高了《漢語大詞典》的編寫質量。
蔣維崧先生在《漢語大詞典》的審稿定稿過程中，極為嚴謹認真、一絲不苟，視學術為生命。由於長時期的勞累，有一次竟累得暈倒在椅子上。蔣先生從沒有大學者、名教授的架子，姿儀高朗，謙光下逮，因而同事和青年學子遇到問題，總是先想起先生，願意向他請教，而且每次都能得到滿意的解答。有一次，《漢語大詞典》編寫組開會，外地的一位同志在發言中談到有一個詞，自己花了很多功夫，至今未找到用例。當這位同志發言結束時，蔣先生已經從書架上取下《文苑英華》，並在此書中找到了該詞用例。這位同志非常驚奇，但先生卻平和地笑著說：“我的學問都在書架上。”其實大家都知道，先生的學問是記在心裡邊的。
蔣維崧先生諳熟古籍，經常為出版社和學者待要出版的著作審稿，他對發現的問題總是毫無保留地指出來。在翻檢審閱《劉禹錫詩集編年箋註》一書時，蔣先生即曾就多處文字指疑並提出修改意見。如劉禹錫《馬嵬行》詩中有“平生服杏丹，顏色真如故”之句，近人大都認為“杏丹”出自葛洪《神仙傳·董奉傳》，蔣先生則廣搜《雲笈七籤》《太平廣記》等書證，認為“杏丹”即“杏金丹”。像這樣極有價值的發現，是完全可以寫成學術論文的，而蔣先生卻都作了無私的奉獻，實為難能可貴。先生的學問，不僅寬博，而且精深。《漢語大詞典》編寫組都認為蔣先生改的稿子，最為“服人”，自己寫的卡片，只有經蔣先生審後，心裡才踏實。《漢語大詞典》主編羅竹風先生更說：“蔣先生看了的稿子不用再審。”這是對蔣先生學問深厚的肯定，更是一種稱譽。
蔣維崧先生不僅學問淵博精深，而且品行雅潔，人格高尚。2001年，蔣維崧先生毅然決定將60餘幅書法精品捐獻給學校。2002年，他被學校聘為特聘教授，每年有10萬元的津貼，他表示不要，有人提議用津貼設立“蔣維崧獎學金”或“蔣維崧藝術基金”，他也不肯。最後，他作出決定，將津貼捐獻給了“山東大學書法藝術研究中心”。在當今這種物慾、利慾橫流的時代，蔣維崧先生所展示出來的高風亮節和無私奉獻的人格精神，實為學人之楷模，令人敬仰。
二
蔣維崧先生在書法篆刻藝術上，也以其獨特的藝術風格，鮮明的創新意識，取得了卓然不群、獨開勝境的藝術成就，是當代最享盛名的藝術家之一。他的金文、行書，片紙隻字，人爭以為寶，深為國內外藝術收藏家或機構、拍賣行所青睞。但蔣維崧先生從不以著名書法家自居，他說：“我不是‘職業’書法家，我有我的職業，所以不受人牽制。”他以學問為立身之本，使其藝術創造具有了一種擺脫功利束縛，超然獨立，自由表現的精神。但這絕不意味著，書法對於蔣維崧先生僅僅就是“餘事”、“雅興”而已。蔣維崧先生有著極高的藝術天賦，在青年時期就對多種藝術形式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與熱情。他不僅喜歡書法、篆刻，還學過國畫。他的律詩也寫得典雅清麗，曾得名家“詩格在唐宋之間”的賞評。但蔣先生不想做一位興趣廣泛多藝兼能的藝術通才，而希望成為在某種藝術形式上有獨特創造的藝術大家。為此，蔣先生不僅割捨了對國畫的學習，古詩在後來也作得很少，只有書法、篆刻成為伴隨他一生的藝術追求。即使在他長期擔負著繁重的本科、研究生教學和科研工作期間，也始終沒有淡化和中斷對書法的興致和關注，減卻對書法藝術探索創造的熱情。尤為可貴的是，在完成《漢語大詞典》的編寫工作後，已是古稀之年的蔣維崧先生，卻煥發出極大的書法熱情，以驚人的毅力遍臨古代名跡法帖。從1998年齊魯書社出版的《蔣維崧臨商周金文》來看，他臨寫金文之多、之勤，所花功夫之深，實屬罕見。除此之外，他在這時還臨寫了大量小篆、古隸、帛書、甲骨、行書法典等。甚至在醫院的病房裡，對來探望他病情的人還詢問：“你最近看到我的書風有變化嗎？”“我最近吸收了楚簡的成分。”以此，足可見出他對書法的執著和志在高遠的理想與抱負。
也許是一種巧合，翻開中華書局2005年出版的《蔣維崧書法集》第一幅作品，蔣維崧先生書寫的正是屈原《離騷》中“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一語，這似乎也正是他對書法藝術探索的心跡的寫照。它表明，當中華書局結集出版能代表其一生書法藝術成就的作品集時，面對那些曾注入心血、情感，充滿了鮮活生命力的作品，蔣維崧先生並沒有表現出不期而遇的快感和收穫的喜悅，而是對自己辛勤耕耘、艱辛而漫長的探索之路流露出一種莫可名狀的孤寂與苦悶。藝術貴在創新，創新才有藝術生命和價值。創新是每一位藝術家苦苦追尋的理想。但藝術創新不是空洞的口號，也非抽象的概念，它是以確立新的藝術理念，找到具體的藝術表現和創造的新手段、新方法、新形式為前提的。特別是作為最具民族文化特質的書法藝術，它不僅歷史悠久，而且它在每個歷史時期都發展得極為充分和完善。因而作為現代藝術家，若沒有可以燃燒的激情、鋼鐵般的意志與信念，高深的藝術修養和遠見卓識，是難以穿透這鐵壁銅牆一般的堡壘，走進去，又跳出來的。這一點，也是蔣維崧先生所不能迴避的。他要實現自己的藝術理想，想在書法藝術史上佔有位置，勢必也要思考藝術的創新以及創新的方法、途徑，尋找藝術創新的突破口和藝術價值的立足點。雖然他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沒有專門的著作和論文發表，但從他平時與友人或學生的談話裡透露出了箇中訊息。他認為：“藝術的創新，重要的是要根據現在的眼光和現今的資料，找出可以改善前人和超越前人的地方，以此為突破口進行探索。”又說：“歷史上為書法作出貢獻的書法家，無不能在前人的基礎上廣泛借鑑吸收，增添一些新的成分，以成就自己的面目風格。這些就可以成為創新。所謂增添新的成分，究之也還是來自廣泛借鑑，善於吸收變化，至於利用新資料，開拓前人所未能涉足的領域，當然更是一條求新的道路。”可見，蔣維崧先生的藝術創新思想就是“借古開新”，即藉助只有在現代才能發現的古代的文物和書法資料，用今人的綜合學養和審美眼光，加以發掘培育和創造，賦予它以深刻的文化內涵和藝術活力，以彌補歷史的侷限和不足，體現出當代藝術家的創造精神與境界，從而確立自己的藝術地位和價值。從蔣維崧先生的藝術創新思想與實踐來看，他在篆刻、金文、行書等方面表現出來的獨特而高超的藝術成就，都是這種創新意識與方法的深刻體現。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把握蔣維崧先生對金文漢字所蘊藏的藝術價值的發現、提升和創造性的融會貫通是瞭解蔣維崧篆刻、金文、行書藝術創造與表現的一把鑰匙。
蔣維崧先生的藝術才能，最早是從其篆刻藝術成就中體現出來的。早在中央大學求學期間，為滿足自己的藝術興趣，他便到藝術系選修著名詞人、篆刻家喬大壯先生的篆刻課程。在喬先生的精心指導與點撥下，他的篆刻藝術水平提高很快，22歲時其篆刻作品就參加了全國藝展。喬大壯先生對蔣維崧所顯示出來的藝術才華更是器重，不僅將他收為弟子，將自己珍藏多年的《陳師曾印蛻》鄭重相傳，更有“要從此事叩皇墳”“千秋名氏要煩君”的詩句相贈，字裡行間對蔣先生的藝術未來寄予厚望。蔣維崧也沒有辜負老師的期望，其篆刻愈刻愈精、愈奇，新意迭出，一時名動山城重慶，蜚聲藝林。大畫家徐悲鴻多次請蔣維崧刻章，章士釗在獲得蔣維崧的刻章後，還以“作者篆刻擅巴蜀”的詩句相贈，更有不少學者名士，以得到或收藏蔣維崧的印章為幸事。
蔣維崧先生的篆刻，一個突出的特徵是突破了“印崇秦漢”的歷史侷限，比其師喬大壯先生更為自覺大膽地將金文等多種文字引入印刻。從其《蔣維崧印存》來看，不僅有金文、小篆，還有甲骨文、戰國文字、漢隸等古代文字，甚至將楷、行、草書等今文字型入印。正是入印文字型勢的增加，進一步豐富了印刻的表現素材和藝術手段，開拓了篆刻藝術的表現空間和審美元素，使印刻藝術的形式也更豐富多樣、清新別緻。
蔣維崧刻“自強不息”
蔣先生篆刻的另一特徵，是章法佈局的精巧雅潔。他的印刻雖文字型式多樣，但並非簡單地照搬或集字式堆積於印面，而是根據印刻之材料、文字，甚至用途等作出精心的構思與設計。特別是其金文刻印，多使字的部首揖讓、向背，顧盼有意；線條的屈伸、長短、參差、穿插，奇正相生；虛實、疏密，既有對比又和諧統一。有的清新簡淡，有的雍容華貴，有的疏朗素潔，更有不少字數多的印章，將方寸之中的空間排列變成了一維的連貫運動，跌宕起伏，逸奇多姿，有很強的抒情感。他的刻印刀法精湛，既峭拔洗練，又含蓄婉暢。他奏刀時從不殘損印面，全憑巧妙構思，而無刻意雕飾之弊，看似自然無為，其實獨具匠心。每方印章，都是一個有品格有意味的表現形式。中華書局1992年出版的《蔣維崧印存》“出版說明”中稱蔣維崧是喬大壯篆刻藝術的唯一傳人，蔣維崧先生在92歲高齡時，被中國篆刻藝術院聘為名譽院長，足見蔣維崧先生篆刻藝術的成就與影響。
蔣維崧先生的金文書法也達到了獨步當世、引領風騷的藝術境界。所謂金文，主要是指商周時期鑄刻在鐘鼎等銅器上的銘文，它是處於甲骨文之後與秦小篆之前的一種古文字。這種古文字，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亦如同商周青銅禮器一樣，被歷史封存了。直到清中葉，特別是20世紀以來，隨著考古學的不斷髮展，大量的商周青銅器陸續出土，金文才得以重見天日。一時雖有不少古文字學家，如吳大徵、羅振玉等都給予了積極的關注，他們在對金文漢字的研究及揭示金文在漢字歷史發展中的地位與意義方面作出了貢獻，但在發掘金文的藝術價值上，或因方法和書寫功力等侷限，未能擺脫小篆的影響，也未能使金文的藝術特質更充分地凸現出來。吳昌碩等雖在篆書的用筆用墨方面富有創造性，但也主要限於小篆或石鼓文，很少觸及到金文，而蔣維崧先生則是在專業從事數十年古文字教學與研究的同時，以藝術家的敏感，洞見到了金文漢字所蘊藏著的極大的藝術價值。如果說深厚的古文字修養，使他能更準確地把握與理解金文漢字結體造型的法則與規律，保證其書寫的規範，那麼，從藝術的角度，對金文所作的長期大量臨摹實踐，則使他領悟並揭示了金文漢字的表現手段和藝術價值。從蔣維崧先生的金文書法作品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金文書法的用筆、結體和審美特點方面都有獨特的發現與創造。
首先，在用筆上，金文書法與其他書體，特別是與甲骨、小篆等古體書法存在著差異。書法藝術的用筆，決定著線條的特質。書法中篆、隸、真、行、草等不同的書體與審美都是由於不同的用筆方法決定的。蔣維崧先生在對金文大量臨寫和藝術創造過程中，發掘出金文的書寫筆畫，大都是藏鋒逆入，行筆有一個用力提按的動作，順勢出筆。它既不同於甲骨文的直入順出，起收皆見鋒鍔，也不同於小篆藏鋒逆入，行筆平提，收筆回勢。正是用筆的差異，決定了甲骨、金文、小篆線條的不同變化。甲骨文的線條是率直顯露的，既不婉轉優雅也少變化，而小篆的線條則是瘦勁修長，粗細均衡，藏頭護尾，無往不收，但線條的運動指向相對封閉，缺少些開放、張力和動感。只有金文的線條，有藏有露，有收有放，既圓渾厚重又有粗細、輕重疾徐的節奏變化，是最富有運動感和表現力的。
其次，在結體造型上，金文既不像甲骨文那樣，短促拙樸，率直寒儉，缺少圓活柔婉之態，也不似小篆那麼峻偉修長，端莊謹嚴，太過理性排布而少從容隨機的變化。金文的結體是奇偉寬和，雍容醇厚，既變化多姿，又不乏自然天成之妙，是最富藝術表現潛質的。正是由於這種差異，我們不僅可以看到蔣維崧先生對金文漢字藝術發掘的意義，更可窺見其金文書法藝術創造的價值與魅力。
把握蔣維崧先生對金文漢字藝術價值的開發與提升，是認識蔣維崧篆刻、金文、行書藝術創造與表現的一把鑰匙。蔣維崧先生的金文書法，在用筆上，不僅發掘了金文漢字筆畫中的動感，更用行書的筆意和墨色變化強化了這種動感，其線條渾圓挺勁，伴著提按輕重疾徐的運動，縱橫延宕，既參差錯落，奇正相生，有容納萬物，妙合自然之意趣，又善於提煉昇華，筆筆有勢，俯仰顧盼，剛柔並濟，若“磔髦竦骨，裨短截長，有似夫忠臣抗直，補過匡主之節也；矩折規轉，卻密就疏，有似夫孝子承順，慎終思遠之心也；耀質含章，或柔或剛，有似夫哲人行藏，知進知退之行也”，蘊理而意深，又或博雅峻偉，風華高潔，疏曠朴茂，或超然悠遊，蘊潤諧和，文采斐然，華光射人，達到了“博採眾美，合而為字”，“書則一字已見其心”，已見其意，已見其情的藝術境界。蔣維崧先生的金文藝術，真正實現了金文的書寫規範與藝術創造的自由，古樸典雅的金石氣息與現代鮮活的人文風采的和諧統一，從而使金文字型在數千年的沉寂之後大放異彩，成為現代書法體勢中最具藝術魅力的一種形式，這是一種歷史性的開拓與創造。
蔣維崧先生的行書，更有著超逸脫俗，妙造高韻的審美價值。蔣維崧學書，早年由其師喬大壯引薦，師從著名學者、詩人、書法家沈尹默。沈尹默師曾把其研究書法用筆的理論成果《執筆五字法》手書一冊傳與蔣維崧，以此可見出老師的厚愛與期待。蔣維崧的行書可以說是從沈尹默師入，而遠循“二王”法典的。從其早期的行書來看，雖清新雅潔，舒和柔婉，體完法備，但尚未脫沈尹默先生書法的影響。直到中年以後，蔣維崧先生廣開視野、博涉眾家，融宋米芾之超逸、唐懷素小草千文之簡淡，特別是他創造性地將金文筆意用於行書的表現，使他的行書顯示出了獨特的創造和個性特徵。
蔣維崧先生的行書，最突出的特徵是用篆書筆意，“圓筆屬紙，令筆心常在點畫中行”。起筆不出虛尖，收筆也不作重按提頓，無偏側圭角之弊，有渾凝圓通之妙。在結體上，也受到金文的影響，不作平正安穩之態，以倚側造勢，挺然舒秀，峻潔清麗，別有韻致。在章法佈局上，行距疏闊，而字距勢密，雖字字獨立，但筆斷意連，如線穿珠，形圓勢暢而不可破。他的行書創作真正到了欣然落筆，未有不達於心靈之奧者，胸中所鬱，也未有不顯於腕下筆端者，不思而為，卻盡顯神奇，超然法外又了無遺憾，最為充分地表現了其高韻深情。它如山澗溪流，可洗汙滌濁，亦如林中朗月，清輝浴人，使人沉靜、淵默，又頓生登高遠上之心。若不拘於字法形相，而論空靈韻致，蔣維崧先生之行書，可超宋逾唐，直接東晉“二王”一脈，其卓爾孤標、耀古抗今，而毫無愧色。
蔣維崧先生所具有的深厚淵博的人文學養，是他藝術表現與創造的靈魂。正是由於具有淵博的知識、超人的洞見與敏感，蔣先生髮現了金文漢字的藝術價值，並使自己的藝術創造顯示出巨大張力，從而深化了藝術技能技巧的精神與文化內涵，達到了“燦爛的‘藝’賦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給予‘藝’以深度和靈魂”的境界。蔣維崧先生篆刻、金文、行書所表現出來的藝術境界，有其一便可名家、立世，而居其三為一身者，在當代書壇，實少有與其媲美與抗衡者。
三
蔣維崧先生不僅學垂嘉譽，藝耀古今，他所表現出來的以學問滋養藝術，以藝術輝映學問，學藝雙修，道藝兩進的思想和道路，對山東大學學科建設、人才培養以及當代書法藝術創作與發展也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首先，在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方面，蔣維崧先生堅持文字學研究與書法藝術創造密切結合，在“漢語言文字學（含書法）研究”方向，招收碩士生，在“文字訓詁與書法文化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這對山東大學的學科設定和發展，具有創新和開拓性的意義。我國的書法藝術，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傳統。雖早自漢代，它就同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一起，形成了一套素樸的學習方法和制度，但真正將書法作為一門獨立的專業和學科，而同其他藝術形式與專業分開，並形成一套由本科、碩士、博士、博士後組成的完備的現代教學體系，則是我國20世紀60年代初至90年代才完成的事情。書法專業的本科、碩士、博士點在全國的設定和分佈極為廣泛，大部分設定在有美術學專業的師範和藝術院校，也有的放在綜合大學的古典文獻學、古典文學和文藝學、歷史學等專業，而山東大學則是放在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的。蔣維崧先生自1984年起，即在“漢語言文字學（含書法）研究”方向設定美學理論課程，招收和培養有書法特長的碩士研究生。這不僅在山東大學學科建設中是首創，即使在國內也尚不多見。2002年，蔣維崧先生被山東大學聘為博士生導師時，學校曾有意讓其在藝術學院招收博士生，但蔣先生認為，書法是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孕育出來的藝術形式，高層次藝術人才的培養最重要的是加強傳統文化的學習，提高治學能力和綜合的人文素養，為將來的發展打好基礎，至於錘鍊藝術的技能技巧和臨帖，應是一輩子的事，不是在學校期間所能完成的，因而他還是堅持在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漢語言文字學專業文字訓詁與書法文化學”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蔣維崧先生堅持學問修養的提高與藝術創作並重的思想，既充分體現了山東大學作為重點綜合院校在高層次藝術人才培養上的優勢和傳統，也確立了山東大學在這一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上的特點。這種特點，對全國其他院校的書法藝術學科設定和人才培養是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的。從蔣維崧先生在這一學科的人才培養實踐來看，他所培養的碩士生和博士生，都是既能做專業學問研究又能進行藝術創作的兩棲人才。他們中已有不少人不僅在學術研究上具有突出造詣，在藝術創作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就，產生了很好的社會影響。
其次，蔣維崧先生的書法藝術，特別是對金文漢字的藝術開發和創造所表現出來的成就和境界，對當代書法的發展和審美取向也具有積極影響。
在對金文書體的藝術開發和創造方面，正是賴蔣維崧先生的苦心冥探和不懈努力，發掘和總結了金文書法的用筆、結體、審美與表現特徵，並以其獨特的藝術語言對這一鑄刻工藝實用性文字作了一次自誕生以來最重要的文人化改造，才使其潛在的審美價值和藝術表現力獲得了充分的提升和顯現。不可否認，在蔣先生之前已有一些文字學家和藝術家對金文漢字的藝術價值作了一定的探索與發掘，但都未達到像蔣先生這樣將金文漢字書寫變成真正的藝術創造，使金文藝術獲得極大提升，成為一種與小篆、隸書、楷書、行書、草書等具有同等地位的藝術體式的程度。由此，我們可以說蔣維崧先生對金文漢字藝術的開發和創造所作出的貢獻，是歷史性的，前無古人的。
康有為在評價清代鄧石如在小篆藝術中所取得的成就時曾指出：“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為不可作之書，自非好古之士，鮮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後，三尺豎僮僅解操筆，皆能為篆。”筆者認為這種評價化用於蔣維崧先生在金文藝術發展中所發揮的歷史作用，似更為適合。大匠給人以規矩，他既為人設定障礙，也為他人更高層次的探索提供了方法和途徑。我們已經看到，當今不少寫金文者，從運筆到結體，多受到蔣維崧先生的影響和啟發。
蔣維崧先生書法藝術的表現境界也對當代書法藝術的審美取向具有啟示意義。
宗白華說，中國藝術，唯書法“可以代替建築在西方美術史中的地位，憑藉它來窺探各個時代藝術風格的特徵”。書法是最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藝術樣式，它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豐厚的美學積澱與傳統。所謂“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明清重性情等，無不是書法心與物、意與法、情與理、神與形、自由與必然、優雅和諧藝術風尚與審美思想的歷史體現。
自進入20世紀，特別是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西方現代、後現代文化的大量湧入，民族文化和審美傳統受到了極大衝擊，書法藝術的審美思想也發生了裂變。也許是人們想迫切地展現書法的當代性，急於創新，以新為美，魏碑熱、章草熱、小楷熱、漢簡熱、象形字熱等等，追熱成風，但這種創新如果不以深刻的創造為參照，其新也淺，其新也俗，或淪為醜、怪。藝術應該強調個性，追求自由，但這種個性和自由如不以熟練地掌握藝術的技能技巧，遵循藝術的規律為前提，任筆為體，那麼這種個性和自由就要走向藝術的反面，不僅因為缺乏超越性而導致平庸低俗，甚至表現美將會淪為展示醜。這一時期，書法藝術的創作雖然繁榮，從書者眾，但其審美價值和表現境界卻令人憂慮，而蔣維崧先生的藝術創造，則表現出了超拔時俗、昂首天外、高標獨立的歷史價值。蔣維崧先生對書法藝術的創新有著清醒的認識和獨到的見解，他曾經說：“藝術出新，並不是要把舊的東西推倒重來……以為一定要搞得面目全非才是新，結果只好從醜、怪、僻裡找出路，以至於走上邪路。”蔣先生的金文、行書藝術，不僅深入古典傳統，發現古人的優勢和薄弱環節，錘鍊筆法，技藝精湛，更善於用深厚的人文學養、開闊的胸襟、高尚的人格精神改造傳統，創造出更富內在精神和意趣脫俗、境界深遠、具有時代審美特點和個性的藝術精品。可以說他格調高雅、意蘊深厚的藝術創造不僅為這一古老而傳統的藝術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活力，也為當代書法藝術的審美取向指出了向上一路，將對現代人的書法創造和審美產生積極的影響和作用。
當代著名書法家歐陽中石先生曾在蔣維崧行書《東坡詩長卷》題跋中寫道：“文德翰採，光及北辰。”如果說前一句是對蔣先生藝術精神特質的概括，那麼後一句以“北辰”對“群星”的妙喻，實為對蔣先生書法在當代藝術中歷史地位的允評。著名書法家陳梗橋先生更認為蔣先生的書法已經達到了藝術典範的境界：“典範不是唯一的，典範的意義是永恆的。”典範也只有在歷史的重複性解讀中產生意義，發揮作用。蔣維崧先生的書法篆刻藝術創造成就與貢獻，必將在現代書法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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