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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鄭磊

從事風險投資的人都知道美國有兩個創新技術發源地，也是風投資金扎堆的地方：一個在東海岸的波士頓，一個在西海岸的矽谷。在美國，他們分別是在20世紀上半葉無線電技術和下半葉半導體晶片技術的革命引擎。“矽谷”一詞直到1971年1月才首次出現在一家電子行業的媒體上。在這之前，這個現代資訊科技的發源地走過了低調的20多年。《矽谷密碼：科技創新如何重塑美國》完整地展示了這段由默默無聞到輝煌的發展史，揭示了矽谷創新各個階段的動力來源和特徵，對於我們具有重要的借鑑和啟發意義。

矽谷的產業基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打造起來的，具體來說，就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美國在西海岸建立起為提供軍用物資生產和供應的基地。二戰沒有給美國本土帶來任何創傷，直到上世紀50年代，帕洛阿爾託還只是一個鋪設了鐵路，到處是低矮平房和農場的小村莊。未來的矽谷就是從這裡起步的。

這裡又和美國大部分地區不太一樣，當時只有7%的成年人完成了本科教育，而這裡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男子擁有學士學位，甚至有五分之一的女性也有學士學位。顯然，這裡欠缺的是有實力和聲譽的大學。當時的斯坦福大學側重實用的學科，而且校園不大，但是創始人留下了數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供出租。於是，斯坦福就在這裡建立了與學校密切聯絡的科學園區。至此，土地、人才、產業基礎俱備，矽谷起飛，只欠東風。

美國的主要技術創新是從戰時開始的。當時的東海岸是科技、文化、政治、經濟集中的地區。波士頓有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大量科學家從世界各地來到那裡，很多與戰爭相關的軍工專案，包括曼哈頓計劃都在那裡進行。當時的紐約是全美大規模電子企業數量最多的地方。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冷戰時期，規劃部門認為美國電子行業需要將生產能力提高5倍，才能滿足國防需要。於是，美國政府透過市場化競爭的方式，經過嚴格挑選，把資金分配給了大學研究人員。而且為了發展電子產業，美國不僅向電子企業提供稅收優惠，還為它們購買生產軍用裝置所需的昂貴機器。到了1955年，電子產業成為美國僅次於汽車和鋼鐵的第三大產業。矽谷便是得益於來自東部地區的資源溢位效應。

加州北部有軍事基地和造船廠，附近的沙漠為核試驗提供了條件，充足的水電可以為航空航天事業提供廉價的電。大量科研經費開始流入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和帕薩迪納的加州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的機會來自於一位深度參與美國國家科研規劃的重要人物弗雷德裡克·特曼。斯坦福大學當時向特曼委以進行改組校系的重任，建立了一系列自然科學和工程專業。據作者總結，矽谷崛起的動力正是來自美國軍方資金的支援和軍工複合體的成就，這和很多人想象的情景有差距。後來，斯坦福的改革使其更加註重工程應用，其新設立的電子實驗室集中了主要的實驗室資源和著名教授，成為軍方最重要的偵查和雷達系統研發中心之一。

斯坦福用自有土地開發的1。5平方公里的研究園區是企業與學校師生交流合作的地方。因為斯坦福是電子行業新想法的主要源泉，而且能不斷培養出得到過良好訓練的工程師，因此企業往往願意出高價租金進駐。每當特曼和教授們發現工程領域有新的專案，就會相應地調整教學課程，確保可以培養出那些公司所需要的人才，保證了技術和人才在斯坦福大學和園區之間自由流動。這對於中國大學的改革來說，是一個可以參考的方向。

矽谷的崛起和騰飛離不開資金的支援。出人意料的是，矽谷起初的崛起靠的是美國政府提供的資金，而騰飛階段則依賴風險投資和上市融資。不同來源的資金各自發揮了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資金支援的是高風險應用或長期基礎研究專案，而來自民間的風險投資則對處在大規模生產階段的企業提供了動力。

以晶片為例，飛兆半導體公司作為行業龍頭，其80%以上的商業訂單來自政府採購合同。飛兆為政府提供的第一批晶片成本約1000美元，用於航天飛船和巡航導彈。這些鉅額合同支撐了飛兆將矽晶片成本從1000美元降到了25美元。以這樣的價格，飛兆就可以獲得更多民用產品的買家，擴大晶片的市場。政府並沒有無目的地亂花錢，它們購買的不是技術，是產品，而技術則留給了企業。事實上，也只有政府才能出得起高價購買那些創新技術製造出的新產品。政府同時也是在施加壓力，要求企業不斷改進產品的設計和功能。

在上世紀70年代，當矽谷成為美國西海岸風險投資重鎮時，那些公司也已經初具規模。後來隨著美國消費電子市場加速擴大，電子計算器和微機對晶片的需求增長，再加上華爾街資本的追捧，矽谷最終變成了今天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