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關注朱海澄的隸書創作，這種追蹤式的關注，使我獲得了書法家動態式的圖景。朱海澄是我觀察創作“個性”具有珍貴价值的個案。當代書法評論，常聚焦於作品本身的呈現，或者對業已成熟的名家展開評論。動態地呈現會更真實地看到朱海澄隸書創作“個性”建構的過程，也更直接地展示出他與眾不同的創作方式。對我來說，朱海澄是新一代隸書作者中不能迴避的個案，他努力建構簡便直率的隸書“個性”方式與創作經驗，構成了當下隸書創作的一種風景，也成了我闡釋書法家的邏輯起點和學術立場。
十年前，朱海澄給我的印象就很符合優秀隸書家：厚重、大氣、靜穆，事實上他在書法創作的路上走得也很堅實。他在隸書傳統上有廣泛的臨習體驗，也有深入經典的心追手摹。我看到他在隸書創作上獲得了內在的突進，認為他的隸書會在幾年裡走向當代隸書精英的隊伍。但是，朱海澄總是不斷地給人意外，他並不按我預想的套路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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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澄打亂了我的預測，反而讓我更加期待。他的隸書一段時期會表現出新的取法要素，並能積極轉化成創作營養。比如他的《磚銘文字印象》，取“磚銘文”的特殊意趣，又不失漢隸的大氣，將字形撐滿方格，一種方正的空間就凸現出來；同時，那種用羊毫慢慢吞噬紙張的感覺使得線質愈顯蒼潤，並以此來觸動觀者。後來，其作既有方整嚴穆的漢碑意味、明快簡練的漢簡意趣，也有篆隸雜糅的妖嬈姿態、當代流行的“風塵味”。這些，都表明他是隸書途中的行者。可以看到，朱海澄一直在努力，也一直在變化。因為變化，所以他有著開放的取法視野。變化也讓我看到他的另一面，沒有穩定的風格取向，沒有找到值得終生相守的精神源地。他所能做的就是如何紮實基本功，重心所向就是隸書的“線質”，他對線質的理解與表達傾向於“圓”與“厚”。實際上，朱海澄更多的是用篆書的圓潤與《石門頌》的飄逸來寫隸書。我認為，朱海澄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需要解決，一是要抵達更為沉雄嚴穆的隸書境界，再是還沒有自己的書寫“個性”。
最近兩年，朱海澄開始隸書“個性”的建構，開始了“個性”尋找的征途。
朱海澄用心經營隸書創作“簡便率真”的書寫個性，上述兩個問題實際上被他合併成一個問題，就是藝術個性的問題。沒有必要所有的隸書都是沉雄嚴穆的，只要將個性寫到極致，便有審美的價值，他圍繞簡便率真的書寫個性，做了四個方面的努力。
首先，放鬆了隸書的起收筆，使用筆起收的過程變得簡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起筆不做調鋒動作，隨著筆鋒自由狀態入紙，所以有不少帶有尖鋒入紙的形態，這種自由入紙與“二王”行書的起筆有著暗合之處。比較典型的如《金剛般若經》《只研朱墨作春山》等作品。隸書常見方筆與圓筆兩種，都有起筆動作，將筆鋒隱藏起來，透過裹鋒形成逆勢運筆，寫出生澀的線質。朱海澄並不經意隱藏筆鋒。二是，不關注筆鋒的狀態，常見分叉的筆毫出現在筆端，並順其筆鋒殺入紙裡，當然在收筆上，也基本是筆止即收的簡便。這種起收筆的簡便也可以看到他書寫的自信、自若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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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筆之後順勢運筆，因為在入筆處不做逆鋒，一入紙常帶有“一拓直下”的筆法，當然我們也可以找到簡牘的用筆意趣。大量的漢簡實際上就是隸書的“草化”，在“草化”過程中用筆也變得直率簡樸。他是否受漢簡意趣的影響，不知道，但他這樣用筆肯定是在追求書寫的輕鬆、直率的感覺。不管我們今天怎麼看待和評價隸書的“輕化”，但至少從朱海澄這裡看到了對於自我、對於感覺與個性的信心，看到了書法表達的精神蹟象。
其次，快捷地運筆產生了大量直線，這與朱海澄原先的綿實與圓渾的線質有著巨大的變化，可以說一入眼常常會覺得寫得比以前薄了。他肯定知道原有的綿實線質對於隸書的重要性，但他還要追求簡便直率的直線，一定有他的理由。
在一般的觀點中，個性就是對傳統的反叛，這樣才能掙脫傳統束縛，所以風格的塑造和傳統總會有所不同。很多書法家進入個性表達期間，武斷地與自我、與傳統的核心分裂，因此大大降低了藝術品位。書法的個性表達一定是融入傳統經典的血統中，才能真正地生根發芽，才能保持經典的核心，融入真實的自我，才能保持高品位的個性。朱海澄深研《石門頌》，得其線質的綿實雋逸；深研《禮器碑》，得其體勢的俊秀溫潤；深研《好大王碑》，得其天真率直的意趣。朱海澄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不是為了個人的“辨識度”，而是紮根在“經典”中的“個性”圖式。堅實的傳統、獨特的理解是書法創作個性不可或缺的資源，實際上所謂堅實的傳統，如果僅僅只是技法意義的堅實，同一時代中會有一批書者做到，之所以在一段時期會有一批相近的隸書面貌，就是因為在經典上沒有獨特的理解。我覺得這種學術視點帶來的啟示與參照，不僅有助於防止隸書主流正規化陷入慣性和僵化，而且還標示了個性必須在書法傳統中，有自我理解的眼光，才有可能重新聚集的活力，賦予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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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朱海澄在隸書結構上也追求簡便與自由的狀態。隸書結構的經營很見一位書家的藝術品位，這對審美意趣的暗示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他的作品之所以在結構上給人輕鬆的書寫狀態，有兩個因素。一方面是大量簡便的“直線條”，這種點畫形質構成了相對簡潔的空間結構。為了讓隸書這種簡便的結構更為突出、有對比，他在篆書創作中非常注重線條的豐富性。只要在表達方式上產生明顯的對比，我們就有理由視為表達的自覺。由此可見，其隸書結構的追求就是朝簡便直率的表現方向，簡便與簡練很難把握，把握不到位就容易走向簡單。另一方面，在其隸書空間的組合上，有一種方正、勻稱的空間感。如果不細察作品的內部空間，僅從字面上理解，這正好是隸書結構的主旨。但是，朱海澄的隸書結構在方正與勻稱中比較有新意。《張遷碑》看似方正，將其結構外輪廓劃分，會發現常常是上端大、下部分小的倒梯形，《鮮于璜碑》在方正之中蘊含的空間變化更大。清代伊秉綬的隸書，將方正推向極致，為了內外空間的方正，甚至帶有一些裝飾意味。朱海澄的方正是在簡便的感覺下呈現的，是略帶有楷書意味的那種方正。經典隸書的方正中常會抑制某種筆畫，形成方正的外空間，同時收緊字內空間，給人以嚴穆、安詳的意趣。朱海澄的方正，更多得益於《好大王碑》那種“醇古整齊”，這種整齊極大地弱化了隸書的波磔，帶有很強的楷書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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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朱海澄喜歡飽滿的構成圖式，這是他對空間處理的個性，也可以看成是他隸書內部結構的延伸。比如《唐·司空圖〈委曲·登彼太行〉》《獨持偏見·一意孤行》《霧裡看花》等作品，都是“滿章法”。當然，更多的是分塊組合，形成章法空間的對比，比如創作主體內容用“滿章法”，落款部分鬆開大塊面積，用疏朗的行書形成整件作品的空間對比。飽滿的空間是其隸書章法的基本結構面貌，正是飽滿的章法彰顯出精神的密度，而結字的內部卻營造著簡便直率的性情。
朱海澄隸書創作個性建構的過程給我們一種啟示，個性是真實狀態的流露，個性是帶有審美自覺的追求。真正要達到成熟的個性，則需要漫長時間的錘鍊。（附圖為朱海澄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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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書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