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侯的仕途最終似乎沒表現出什麼驚人之處—一強烈的儒家責任感是經世實踐的一部分，也表明具體的實踐會有多麼艱難。我們可以看到，或者陳子龍，或者我們每個人，人類固有的熱情和脆弱也會出現在侯峒曾身上，他有過人的把控能力，表明他受過的嚴格教育，有強烈的自制力，以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走的道路是一條小徑，很少有人能走下去。他自己也意識到這一點，當然也為他謹慎從事抵抗運動有所幫助。

行政機構

許都事件說明，把民間軍事組織當做官軍是存在風險的。侯在生命中的最後十年賦閒居家，期間他透過多種方式提醒地方官注意這種危險。在軍事行動和地方治理的問題上，他的建議與他在財政限制和公共信任方面的建議如出一轍。他們的政治目標是透過行政的效率和公正，獲得民眾的合作。

理論上，充分發揮行政機構的效能比尋求私人的選擇更有效。但在實踐上，要組織民眾進行防禦，公共和私人間的界限非常細微。侯想做的只是確保地方富豪不能出於操縱的目的私自與官員訂約，他們只能公開參與互相監督的官方保甲體系。在這一問題上，他的位置使他在行政實踐中嚴守改革，一如他對1575年法令的解讀。

如果一個機構基本上健全，一旦決定改進它的用途，就要找出如何讓它合理運轉的辦法。1641年糧食短缺，需要保甲制度，地方官登記民眾以便治理，同時也要補償糧價增長、體恤百姓，這時候保甲制度才起作用。侯堅持把保甲制度用於軍事結構中，以迴應當地復社友人提出的軍事計劃，這使他與陳子龍再次區別開來。陳子龍認為保甲並不適合江南的軍事狀況，這一制度只能在北方中原地區才有效，那裡百姓生活困苦，需要提防強盜，需要軍事體系的保護。

保守派

他認為，由官方倡辦並出資，從沿江民眾中招募有抗倭經驗的官兵，這種計劃更適合江南。陳子龍甚至鼓勵鄉村開展軍事方面的比賽，從中徵兵來補充正規軍。其他人的計劃更加慎重，倡議官府和鄉村防禦組織進行不同程度的合作，但仍忍受官方在保護和治理地方上的薄弱。在這個問題上，侯峒曾的僵化使他完全成為一個保守派。如果說侯在地方防禦上的立場是保守的，這倒比陳子龍的立場更實在。

陳自稱他的計劃不會擾民也不會造成壓榨，且能使舊的體系以新的方式重生。儘管如此，他也相信民眾本身的力量不足以保護自己，要提供防禦，只能仰賴朝廷的管理，無法依賴百姓。當然，官府的防禦意味著收稅和徵兵，最好的防禦是明帝國的控制。儘管折中的協作方案慎之又慎，仍然沒有解決明朝防禦與地方秩序的關係問題，只是簡單地以為一旦敵人威脅到明朝的統治，地方防禦組織就都會站在明朝這方。

至少侯峒曾承認地方防禦主要是衙門的任務，另外還要確保負責防禦的地方富豪的忠誠度。很明顯，如果這種忠誠無法保障，明朝的統治也就發發可危了。侯看出了朝廷利益和地方治理之間的平衡很脆弱，在他作為明朝官僚和代言人為地方說話的時候，他的地位也很脆弱。1635年，西北的起義蔓延到南直隸，他提醒南京和蘇州的官員儘量不要有刺激江南民眾的舉動。兵部尚書命令張國維任應天府尹，在長江北岸蘇州以西350公里的安慶“設防”。他認為，“設防”不代表“移鎮”。對江南民眾來說，這一舉動表明官府將“以一隅而棄全域性”。對安慶及南方的民眾來說，則當然是不同的形勢。

長江流域

不過，應天府尹的權力可以擴充套件到江南和南方城市的防禦。如果官兵採取行動，將會去往揚州和南京之間的要地鎮江。

巡撫在安慶的行動不僅表明戰略重點並不可靠，而且還會演變成新的軍事行動。在侯看來，明朝官兵在某地的出現未必有太大價值。

當然，明朝應該保護長江流域的民眾，抵禦北方的叛軍，但這次他們必須要與北方叛軍決戰：初傳桐城被圍，旄麾一指，必當宵遁，頗聞賊畏官兵甚於官兵畏賊，故凡有兵處必無賊，正恐無賊處乃有兵。矛盾重重下的軍事狀況只能引發更多的矛盾：調遣空虛，則憂不在外而在內，內又不在大盜而在小奸，小奸者盜之招也。

相比殘酷的戰場，良好的治國方略也是一個選擇：但得賢守令，厚儲胥而戢奸究，內變不作，自無外憂。侯認為地方治理要靠民眾的信任，而民眾的信任又有賴於遠離衝突，如果有人能採納這一論斷，那就比較有說服力了。侯峒曾賦閒在家，成為民眾利益的代言人，那套反對軍事行動的言論完全符合他的角色。

侯峒曾寫信給嘉定的新任縣官，提醒他防備“里豪”和胥吏提出的計劃，以保證地方秩序和防禦。這些計劃的背後隱藏著打行的敲詐和訪行的強行保護，無法愚弄真正維護民眾利益的基層領袖。在地方管理中，非正規軍不可避免地也會服務於這些縱橫交錯的特殊利益集團，帶來不忠不義的行為，縱容盜匪活動，威脅民眾的利益，這正是士人深惡痛絕的。侯認為，地方治理的關鍵在於鼓勵有責任感的地主互相合作。

避免暴力

新任地方官應該堅決處置逃稅者，並保護交稅人不受中間人的困擾。這樣一來，就能保證糧食豐足，在動亂時期仍不失民眾的信任。綜上，地方官只能用保甲制度來治理民眾，避免騷亂，如果他轉而採用私人武裝作為輔助，就難免引發衝突。

這些關於地方防禦和治理的觀點說明，侯作為行政官員和賦閒在家的官員，他的經世方略是一以貫之的。他能敏銳地感受到官場固有的個人危險，這與他能在總體上洞察到社會矛盾密切相關。他所洞察到的是反映了地方管理中的疏漏，這種疏漏的產生伴隨著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使地方官的選擇餘地很小，只能要麼避免行動，要麼喪失控制。

這種觀點的優點是使解決問題的方式更加理性和公正，不足之處是，這阻止了由衝突引發的新勢力的產生，新的勢力也許能更好地維護民眾利益。如果一個社會只認同一種制度，比如保甲，不允許其他勢力合法存在，那當保甲制度失靈時便無法自保。侯峒曾的觀點似乎與此完全吻合。我們甚至可以想見，如果侯及其友人能持續控制1645年的形勢，沒有上演組織抵抗那一幕，從明入清的轉折過程也許可以避免暴力。

結尾

地方社會對這種轉折並無興趣，他們不知道王朝戰爭的苦難可以避免，他們本來可以在舊朝失去民心後接受新政權。如果是那樣，損失僅僅是失去侯峒曾那樣的在清朝入主前維護舊秩序的殉難官員。但事實是，他們已經無法控制局勢，伴隨朝代更迭而來的慘劇，混亂狀態之恐怖遠超乎侯的想象。1645年夏天，矛盾衝突風起雲湧，侯峒曾帶著希望和絕望，做了最後的奮力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