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設計是管理者的“作業”，該如何去完成，這本身是一個問題，是關於企業管理的設計方法問題和實踐模式問題，其背後是關於企業和管理的認知和觀念問題。一直以來，我們只關注於企業管理的方案性問題，而鮮有關注企業管理的實踐方式的問題，我們甚至都沒有（明確地）意識到這是個問題［1］。而事實上，它恰恰是一個問題，而且可能是目前為止企業管理領域的最大的一個問題。
作為方案的企業的管理是一種結果，實踐方式是生成這種結果的“工藝”（而且，由於這種工藝具有基礎性意義，我稱之為企業管理的“母工藝”）。實踐方式的正確性要高於方案的正確性——方法的正確性的意義要遠大於一時一事上的精明的意義，這都是不言自明的。正如“點石成金”所喻意的，與作為結果的東西相比，生成結果的東西更有價值。沒有答案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問題，不知道應該怎樣去找到答案才真是個大問題。正確地做事，才能把事情做正確。
實踐中，管理者們完成這項作業的基本方式可簡單地歸為兩種：一種是“做作業”，一種是“抄作業”。其中，“抄作業”的方式是根本錯誤的，許多的管理設計與實踐真實的衝突，許多的管理上的問題與困境，許多的管理和變革上的失敗等，都與這種錯誤的實踐方式有關。
對具體企業而言，管理就是自我塑造。企業家精神、管理和技術，是企業自我塑造的三種基本力量；企業家精神是原生性力量，也是最根本的力量和最底層的力量，是企業的“幹細胞”；但是，真正使企業呈現出某種價值、功能和形態的，是管理。管理有其工具性的一面，但絕不僅是工具層面的東西。對管理知識和管理經驗的學習等都只是手段，都只是為了提高企業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實現的能力。
每家企業的管理“作業”都是不同的——題目不同或給定的條件不同。在實際設計時，企業的管理（無論是整體還是細節），應該是針對自我的需要與現實的求解，或者說，是基於自我的求解，是“做作業”。用一個公式表示就是：f（管理）=需要 現實。目標和問題等是需要的具體化；現實，包括自我的具體和現實環境。企業的管理，是類似於建築設計師根據要求和現實條件的針對性設計。不同企業的需要和現實的不同是顯而易見的，是必然的。管理好壞的完整的評價標準應該是，有效而切實（我們尤其在“切實”上關注不夠）。特定企業的管理，至少在各維度和層級的總體上，以及基本模式上是一種基於自我的設計。設計者的任何的知識準備都只是他的設計的能力準備。
知識準備並不是這種求解的唯一影響因素——“考生”的智力、意識、思維模式、認知能力、直覺、研究能力和創造力等基本素質和個人理性，可能是更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尤其當我們面對的是新問題，當我們面對的是更加複雜、深刻和不確定性的世界，以及當我們面對的是自我的獨特性和特殊情境的時候。有企業管理的知識和有企業管理的真本事，是兩回事；以知識的名義把路帶偏的，也大有人在。
不過，現實中，屬“抄作業”思維的主體卻不在少數。首先，企業管理領域的一直以來的研究者、商學院和管理諮詢公司。他們在傳播那些所謂的成功經驗、“全球最佳實踐”、“行業標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和管理思想、模型、方法、工具等管理知識的時候，他們在推銷自己的觀點和所謂的研究成果的時候，他們在爭論對錯的時候，以及我們在接受教條和遵奉“大師”的時候，其隱含的管理實踐模式和思維就是學習和抄作業。
其次如，中國企業就一直是以“抄作業”為主，是一種典型的“學習者思維”和“學習者模式”。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在從計劃經濟下的功能單元（工廠或流通渠道［2］）向市場中的企業主體的轉型的過程中，中國企業普遍地向西方學習企業管理，學習企業管理的一般方法——尤其是以典型的工業企業為物件的一般管理方法，或者說，以“大工廠”經營模式為典範的一般管理方法，學習它們的市場管理、組織管理、生產管理、治理管理、薪資管理、業績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和戰略管理等等。
此後，作業抄得越來越廣泛和具體化，從產品概念、業務模式、運營管理、公司治理、商業模式、供應鏈管理、外包、流程管理、管控模式，到
MBO（Management by Objective）
、KPI、事業部制、中臺模式、阿米巴、合弄制、OKR、6σ、TQM、質量小組模式、IPD、JIT、精益管理、期權、科層制、事業部制、矩陣制、SBU、ISC
（Integrated Supply Chain）
、寬頻薪酬、期權、職級管理、勝任力管理、團隊管理、崗位評估、BSC、專案管理、產品生命週期管理，以及領導力、COO、ERP、CRM、MES、戰略地圖和獨立董事制度等等不一而足；從觀念到思維、觀點、框架、模型、概念、語言、方法和工具等等一項不落。
可能是因為有得“抄”、有得學，就沒有了自己“做”的必要。“抄作業”是目前為止中國企業管理實踐的基本方式，包括向西方發達國家的企業抄、從書本上抄，以及透過中介機構（如管理諮詢顧問）抄、透過“對標”的方式抄和透過挖別的企業的管理人員的方式抄，等等。來自於西方的企業管理類書籍佔據中國企業管理知識的主流市場；來自於西方的管理思想、經驗、模式、方法和工具在中國廣為流傳和被奉為真經；商學院開設大量的課程向學習者們傳授這些東西，並在潛臺詞中告訴學習者們應該遵照這些東西。源於西方的企業管理思維和意識形態塑造了中國企業關於管理的基本心智。中國企業的管理的發展過程，差不多就是一個向西方的亦步亦趨的過程，即便有一些自我設計的成分，也都沒有逃脫那些外來的正規化和範疇。
“抄作業”的模式下，會有很多的問題，如：東抄一塊，西抄一塊，看似博採眾長，實則是大雜燴，缺乏內在的一致性，管理體系的協同性和整體性上總是出問題；問題不斷，而且永遠理不清、理不順；管理粗淺，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有四個：
1。適合性問題
抄來的東西，即便適合，也是近似的；與自我的真實偏離得越遠，適合性越差。而基於自我的，自然就是適合的［3］。並不否定可以有通用知識模組，但是需要經企業的自我設計而被“整合”使用，換句話說，這些知識模組需要由整合設計賦予其意義——正如瓦片和磚石，同樣是那樣一堆，在不同的建築師手裡卻又完全不同。
為了引入那些外來的東西，有些“抄作業”者甚至發明了一類工作，叫“落地”。其實，“落地”不過是試圖用一個錯誤去救濟另一個錯誤。自我的真實就杵在那，無法被忽視也繞不開；對症的方子就起作用，不對症的方子就不會起作用，這是誰也更改不了的；藥不到，病不除；問題只有被真正的解決了，它才不再是一個問題。
問題總是自我的問題，終究還是要回到基於自我的解決上來。適合性差則功用性差，“抄作業”的企業的管理的功用性必然是不強，管理對企業的價值貢獻必然是不大。對於管理上“抄作業”的企業而言，它們其實本該有更大的能量。
2。自我獨特性的失去
企業的價值，更多地來自於其獨特性，而不是一般性。從自我出發更有可能建立起相對優勢。走自己的路，才能走出屬於自己的路。每家企業都最應該成為它自己應該成為的樣子，而不是別的什麼樣子。
“抄作業”內含著追求一般性和否定獨特性。由於管理對企業的塑造力的原因，“抄作業”是在塑造一個個同質化的企業，一個個沒有自我和靈魂的企業，以及消弭一個個作為特殊性的存在。獨特性，是生態的豐富性的基礎性來源，是對生態的拓展性力量。企業失去了自我的獨特性，也就失去了其對於生態的這種意義和價值。
3。影響“做作業”的能力的形成
總是“抄作業”的人，必不能於“做作業”。而且，久而久之，還會形成管理上的心理依賴症，總是要不由自主地去對照一下別人是怎麼做的，聽一下“專家”是怎麼說的，否則，心裡就感覺不確信、不踏實。
習慣於“抄作業”的企業，管理的“自為”能力一般是比較差的。由於不知道背後的東西及其意義，它們往往沒有能力對抄來的作業進行最佳化、改進、升級和自適用性再設計；只會照葫蘆畫瓢；沒有自我進化能力，企業管理的發展，總是處在一種特有的階段性的停滯狀態，等等。尤其是，當面對新異問題的時候，以及需要他們在管理上獨立行走的時候，那種根本性的無能就會暴露出來。
“抄作業”得到的是一種結果，而不是生成結果的能力和基本功；得到的是一些具體的知識和方法，而不是可以創造這些知識和方法的稟賦；得到的是實用技藝，而對其背後的理論和原理不甚了了，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抄作業”，看似捷徑，實則是在以企業的一生的管理上的自為能力的缺陷作為代價。
4。被侷限
包括被別人的經驗侷限，和被別人創造的所謂的知識侷限；被侷限在實踐的表象層次，和被侷限在別人的視角和設計思維之中。已知和已然，常常也是未知和未然的屏障。“抄作業”是一種侷限的和拘泥的實踐模式，而實踐本是一個開放的過程。
其中，對知識的信奉導致的自我侷限一般不易覺察。知識的前置，也是一種意識上的先入為主，這無疑會造成對自我的障目和走入知識導向的誤區。而且，相對於真實世界，知識永遠是不夠的、有侷限的和有偏差的。實踐的複雜性總是要大於知識的複雜性；我們創造的知識，可能遠不及與實踐對等的知識的萬分之一。知識導向者，把自己侷限在條條框框中，並在實踐面前表現出一種根本性偏執和無能，殊不知，實踐本身才是人類社會實踐的 “一級提綱”。知識導向和教條化，是在將實踐侷限在知識的範疇和語設之下，顛倒了實踐與知識的關係。
在企業設計上，自我求解應是主路徑，知識作用是輔路徑［4］；自我設計是主線，知識應用是輔線。面向實踐的真實，才能開啟務實創新和創造的空間（這種空間本來就是存在的和無限的），以及走上開放的企業管理的發展路徑。憑空的創新是不可能產生的，除非可以像天才科學家尼古拉·特斯拉那樣接收來自宇宙的資訊。實踐視角的缺失，比知識準備的缺失更為致命。實踐，是知識產生的起點，也是知識創造的指向。沒有純粹的管理知識。割斷知識與實踐的關聯，則所謂的知識就變成了一類偽教條。
企業，是人類的一種社會實踐模式，關於它的正確問題是，它應該是什麼樣式，以及可以是什麼樣式。任何企業都是具有一般性的特殊性存在。作為企業家，在管理上，應該是樸素的自我設計者或理性的自我設計者；走出學習者思維［5］，走出虛妄和概念化，成為一個自我的創造者，一個務實的創造者；不侷限於任何思維，不落入任何的語境和語設，始終面向那些根本性問題和基本問題［6］。企業的管理，應該來自於一種務實［7］或深刻的自我設計。其中，理性的、深刻的和創造性的自我設計與對理論和原理等高階知識的掌握有關，與認知的問題的解決有關。學習模式也總是需要的，但真正有效的學習，應該是學習原理而不是事實，學習實質而不是表象。學習模式，弄不好，也是陷阱，我稱之為“學習者模式陷阱”。
在管理上，日本企業的埋頭做事和美國企業的自然演進，都是“做作業”模式。在中國企業的觀念裡，管理，就是對管理知識的應用，就是對管理工具、方法等的“裝備”，這是一個很大的差別。“抄作業”也是一種管理上的偷懶行為和心理，企業無形中在為其付出巨大的代價。中國企業的轉型，離不開管理實踐方式的轉型。在管理實踐方式上，中國企業應該是向日本企業學習。同樣是後發者，日本企業並未一味地向外學習；基於自我，日本企業創造了質量管理、精益管理、終身僱傭制和綜合商社模式等，走出了日本特色，也成就了自己。“做作業”做出來的結果跟“抄作業”抄出的結果也可能是一樣的，但其對企業而言的含義和意義卻是大不一樣的。
其實，企業即便是在“抄作業”的時候，心中也隱含有自我的因素，它們需要做出改變的是：將這種暗線變成明線，副線變成主線，把自我設計、自我選型作為整個設計的首要環節和核心部分；倒轉思維，迴歸管理的本義——塑造自我，而不僅僅是使企業可以按某種正規化、範例或標準進行架構和執行起來的一般性機器。
［1］這也是本書中談及的關於企業管理的十二個常見的誤區和盲區之五：對實踐方式問題的無意識。實踐方式，包括企業管理的設計方法和管理生成的行動模式。我認為這也是目前關於企業管理的第一盲區。100多年來的企業管理的知識體系中也是完整的缺了這一塊。
［2］也因此，工廠和商業企業思維，紮根在中國人關於企業的意識的深處。這也使得中國人對企業的理解離企業的本質有相當的距離。這種在中國人當年關於企業的意識產生之初看到的東西，成為了其關於企業的意識基因和意識發展的障礙。
［3］業界流行的所謂的“適合的就是最好的”說法，是在“抄作業”模式下才會有的問題；在“做作業”模式下，原本就不會有這種問題。
［4］在觀念上，目前為止的所有的管理知識的意義和價值都應被降格和大打折扣。知識和實踐的關係是複雜的、交織的；如果非要對二者的關係加以明確，則知識對實踐而言，是伴生從屬。實踐者應該是做管理知識的主人而不是倒過來。很少有人能正確地對待知識，能處理好與知識的關係。絕大多數時候，我們都是顛倒了知識與實踐的關係；知識如果不能被置於正確的位置，則它就是一個謬誤，就是一道屏障。當然，並非是說知識準備就是次要的。知識準備能提高我們的感知能力和預測的效力，以及決定我們的設計所能達到的高度和深度，尤其是理論和原理等高階知識，正如一位醫生的醫學知識和醫術準備決定對病人的治療效果，甚至生死一樣；而且，更為關鍵的是，這種知識準備還在前提上影響我們的面向物件的感知能力和認知能力。
［5］純粹的學習者模式，在使我們快速地獲得一些知識的同時，也落入了它的構設和侷限。學習者模式，也是一個陷阱。
［6］雖然人們往往都更容易去關注那些花裡胡哨的表面功夫和具體知識，但對企業管理而言（其實，對任何事情都是如此），基本問題，才是最重要的問題。企業的管理，在基本問題上如果都做對了，必然日漸強盛，並至於卓越和基業長青，即便還有些錯誤和不足，也都是小錯和自然現象，無關緊要且可以改進。
［7］管理，是對實踐真實的管理。務實本身就是管理的一類價值。企業設計，應該是一種務實的創造性設計（我稱之為“務實性創設”）。
本文摘自《管理即企業設計》一書，王明春 著。經濟管理出版社出版，2021年3月第1版。作者簡介：王明春，1969年出生，經濟學碩士。20多年的管理諮詢顧問生涯。上海智棧企業管理事務所創始人和首席管理學家。企業管理的科學主義者和實踐主義者。理論管理學的奠基人。對企業管理進行系統性的基礎研究的第一人。致力於重建企業管理學，重塑管理諮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