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於文化縱橫 ，作者熊易寒
01
為什麼中國的中產階級特別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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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焦慮”是一種普遍現象。全世界的中產或多或少都有一種焦慮情緒，因為中產的收入和財產不足以帶來充分的安全感。中產階級的不安全感包括兩個層面。
一是職業和地位的危機感，中產階級以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為主體
，雖然收入相對高，但並未佔有生產資料，在組織中的話語權有限，一旦企業經營中面臨困難或者遭遇經濟危機，中層管理人員反而比一線員工更有可能失業——畢竟，裁掉一個“可有可無”的中層管理人員可以僱好多個一線員工或大學畢業生。
二是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危機感，擔心自己的孩子不能進一步向上流動或至少繼承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
地位市場每隔一段時間都會“重新洗牌”，中產階級的“一手好牌”被洗掉的可能性更大。上層精英的社會經濟地位足夠高，即便在向下傳遞的過程中打個七折八折，下一代的地位依然是穩固的；底層民眾通常盼望“洗牌”，讓自己換換手氣。只有中產階級，患得患失，進退失據，一方面這山望著那山高，另一方面又擔心到手的鴨子飛走了。
在當下中國，中產焦慮症的嚴重程度似乎遠高於國際平均水平，最直接的一個指標就是“雞娃”。經濟學家德普克和齊利博蒂在《愛、金錢和孩子》一書中指出：經濟不平等、教育回報高的國家，父母可能會更專斷、更“雞血”，更喜歡向孩子灌輸出人頭地的理念。中國正是如此。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不平等程度迅速拉大，1981年和1993年收入基尼係數分別為0。288和0。359，1994年基尼係數飆升至0。436，2009年的基尼係數達到0。49。與此同時，由於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少子化”使家庭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大幅度提升，也提高了父母對子女的期望值，家長們往往有“輸不起”的心態。
02
精細分層社會的形成
從1949年到1994年，中國社會是一個扁平社會。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分層較為粗疏，社會階層類別少，階層之間差距小。1949～1978年，社會分層的主要標準是政治性標準，即政治成分。社會主義改造之後，資本家、地主等階級從中國大陸消失。扁平社會的主要特徵有：
1。 收入差距小，家庭財產少。這一時期中國普通居民的收入普遍較低，也缺乏私有產權的固定資產。改革開放之前，絕大部分城鎮居民租賃單位或房屋管理部門的房屋，住房面積小，居住條件差，全國190個城市人均住房面積僅3。6平方米，缺房戶達869萬，占城市總戶數的47。5%。
2。 階層混居。城市裡以單位社群為主，單位裡不同層級的幹部職工都居住在同一個小區裡，幹部與職工之間的差別不是很大，上班是同事，下班是鄰居。這一時期的社會分層並不是基於財富多寡，而是基於體制內外的身份和職級。
3。 中低消費為主，恩格爾係數高。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食物消費在中國人的支出中佔有重要地位，消費水平總體不高。
1978～1994年逐漸出現了企業家、農民工等新階層，主要的社會階層是：高階幹部-幹部/企業家/知識分子-工人-農民/農民工。這一階段總體上社會分化還不是很嚴重，是由扁平社會向精細分層社會過渡的階段。
1994年至今，中國社會成為一個精細分層社會。主要的社會階層包括：高階幹部/頂級企業家——中層幹部/企業家/高階知識分子——公務員/知識分子/白領——城中村/近郊農民——技術工人——藍領工人——農民工/農民。精細分層社會的主要特點有：
1。 收入和財產差距擴大。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中國人的收入和財富大幅度提高的同時，收入差距和財產差距也節節攀升。2009年中國的收入基尼係數達到0。49，之後有所回落，但也維持在0。46左右的高位。2010年的財產基尼係數更是高達0。739，此後基本維持在這個水平。也就是說，財產的差距更甚於收入的差距，財產性收入的重要性逐步超越工資性收入。萬海遠、李實的研究顯示：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90%以下所有居民的財產佔有比例都在下降，而唯有最高10%的群體所佔的份額飛速上升，其所佔的財產份額由2002年的39%增加到2010年的64%。房價是財產增長的主要原因，在扣除房價因素後，居民總財產價值將下降40%。在一二線城市，房價上漲貢獻了基尼係數的38%。剔除房價上漲因素後，居民淨財產分佈的基尼係數由之前的0。739下降至0。663。
2。 階層的居住隔離。在雷克斯（Rex）和摩爾（Moore）的住房階級（housing class）理論看來，位居社會結構上層的人，其住房也會處於住房條件結構的上層，反之則是下層。桑德斯進而指出，現代社會中一個人的住房狀況甚至比他的職業更能反映他的階級地位，因為住房作為一種資產，可以使業主更快地積累財富並獲得更多的生活機遇。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大大改善了中國城市居民的居住條件。商品房的供需關係是市場邏輯主導的，不同於傳統的福利分房，房價成為階層聚居的篩選機制，同一小區的居民在社會經濟地位方面往往趨同，階層地位相差懸殊的人不大可能居住在同一小區。
3。 消費社會與消費區隔。21世紀以來，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以往的消費主要是滿足個人的實用性需求，而當下的消費越來越具有象徵性的意義，人們透過特定的消費方式和消費行為將自身與其他群體區隔開來。這一時期，汽車產業蓬勃發展，小汽車由帶有奢侈品色彩的高階商品轉變為大眾消費品。中國人也成為全球奢侈品市場備受矚目的消費者。
雖然精細分層社會有一定的客觀依據，但它同時也是一種典型的中產階級“圖景”，即中產階級會把社會建構成為“吐司”的形狀，社會被經濟收入、文化品位、消費行為切割成薄片。但其他階層對社會的建構並不如此。
譬如，在中產階級內部，賓士車主會認為自己與奧迪車主有著重要差別；但在精英和底層看來，這兩個品牌的車主都從屬於一個階級，在精英看來是“中產”，在底層看來是“富人”。
需要解釋的是，為什麼中國的中產階級對社會分層的想象會特別“精細化”？為什麼中產階級內部會出現如此微妙細緻的區分？
首先，中產階級本身就是一個建構出來的概念。在現階段，中國中產階級尚未成為一個具有內在凝聚力的階層，其經濟學和統計學意義大於政治學和社會學意義。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有相對清晰的邊界，階級成員有明確的共性。而中產階級是一個鬆散的集合體，包含中小企業主、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自由職業者等各色人等，他們有的佔有一定的生產資料，有的屬於高技能勞動者，有的屬於他僱，有的屬於自僱，上中產（中產階級上層）與下中產（中產階級下層）的社會經濟地位也有一定差距，內部的差異甚大。
也就是說，中產階級內部存在諸多的地位群體（status groups），同一地位群體擁有大致相似的職業聲望、生活方式和品味格調，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未必有中產階級的自我認同，卻更認同自己所屬的地位群體，他們往往賦予這種地位群體以階層的意義。譬如，各類豪華車品牌的車友會往往是以某個車系或車型為基礎形成的，同一車系的車主除了線上交流，也經常組織線下聚會，形成具有一定凝聚力和排他性的社會關係網路。這種基於特定品牌消費所形成的社會區隔和身份邊界，在學術意義上並不足以構成階層，但在當事人那裡卻具有社會分層的意義。
其次，這與當前中國社會的地位競爭激烈程度有關。中產階級進一步向上流動的難度很高，但向下流動的風險始終存在。即便是中小企業主這一典型的上中產，他們也始終面臨較大的向下流動風險。
一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越是不鞏固，越是傾向於透過消費行為來進行身份的自我確證。今日中國的社會結構尚未定型，向下流動風險給一部分中產階級成員帶來了“地位威脅”，這促使他們無意識地透過“鄙視鏈”或攀比來強化自身的安全感。
筆者在美國訪學期間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感恩節期間，一線品牌服飾往往會打很大的折扣，導致一線品牌與二線品牌價差大幅度縮小，來自中國大陸的中產消費者往往會放棄二線品牌，選擇一線品牌，因為只需要多支付100美金就可以實現“消費升級”，這筆買賣太划算了；但美國人通常不會這麼做，因為一箇中產突然穿上一線品牌，可能會讓同事誤認為你升職加薪了。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美國的社會階層更加定型化。
最後，這與中產階級所推崇的消費主義文化密切相關。中產階級是消費主義最主要的擁躉，中產階級的身份認同主要是透過消費行為和生活方式建構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上層階級更多的是基於血統、資產、權力來界定自己的身份，而中產階級並沒有顯赫的門第或鉅額的財富，因而往往需要透過品味、消費、格調、審美等文化要素來與他人進行區隔。
對底層來說，消費主要基於商品的使用價值，用於滿足生存的需要；對中產階級來說，消費使人愉悅，消費使自己與眾不同，消費往往與商品的符號價值有關，即這個商品代表著什麼、象徵著什麼，滿足的是心理的需要和認同的需要。消費主義透過廣告、電影、電視、小說、直播等方式建構了很多“微妙”的差別，譬如限量版的手提包、不同年份的紅酒、賓士G500及其改裝品牌巴博斯。消費主義不斷渲染和販賣產品之間的微妙差別，對產品進行復雜的細分，使得中產階級對自身也不斷進行細分。
03
搶跑遊戲：中產階級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競賽
在中國的中小學教育中，有一個顯而易見的悖論：一方面是正規的學校教育體系不斷進行減負，教育行政部門三令五申要求中小學減輕學生課業負擔；另一方面是學生的課外時間越來越多地投入教育培訓機構，同時瘋狂地參與名目繁多的各類競賽。
與其他東亞社會一樣，中國曆來特別重視孩子的教育。由於人口眾多、重點學校的學位稀缺，不僅小升初、中考、高考等考試競爭激烈，而且重點學校往往還要考察報考學生的特長，包括數理化競賽的能力，寫作、演講、音樂或舞蹈才藝等。社會各界批評這種殘酷的學業競爭過度地“徵用”了孩童的時間，強調應試技能而忽略了創造力和想象力的培養，甚至使學生喪失了學習的樂趣和興趣。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政府部門開始大力推崇素質教育，要求學校減輕學生課業負擔，著力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
教育行政部門為了落實減負政策，可謂用心良苦：
1993年《關於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過重課業負擔、全面提高教育質量的指示》規定初中各年級每天家庭作業不超過1。5小時；
2000年《關於在小學減輕學生過重負擔的緊急通知》重申一、二年級不得佈置書面作業，不得購買計劃外教輔，首次提出小學除語文、數學外取消百分制，並禁止任何部門團體違規舉辦小學生競賽活動；
2013年的《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更是提出“零起點”教學，不留作業，嚴禁違規補課，每天鍛鍊1小時。規定越來越細化，但“補課風”“競賽風”不僅沒有收斂，反而愈演愈烈。
中產階級的孩子可能是中國學業壓力最大的一群孩子。上層精英雖然也重視孩子的教育問題，但不用擔心孩子無法繼承自身的地位，所以不用像中產階級那樣瘋狂地介入孩子的學習過程；底層群體往往有心無力，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和財力用於孩子的人力資本投資。我猜想，孩子的教育開支在中產階級的消費結構中有著特別重要的地位——上層精英的教育投入即便數額巨大，但與其總資產相比微不足道；底層群體的大部分收入被用於勞動力的再生產，能用於教育投資的剩餘相對有限；
只有中產階級，他們對教育問題尤其敏感，他們會競相購買學區房，對各類教育培訓機構趨之若鶩，這既是一種消費行為，也是一種投資行為，既帶來巨大的經濟壓力，也可能帶來巨大的潛在收益。
中產階級對孩子教育的集體焦慮，主要原因在於：
1。 大城市中產階級的規模在迅速擴大，而最優質的教育資源又是稀缺的，所有人都竭盡全力對孩子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導致競爭不斷白熱化，從過去高中開始學業競爭，提前到幼兒園開始競爭。根據不同統計口徑，中國中產階級的規模在1億~2億人之間，雖然佔中國總人口的比例並不高，但絕對規模很大，而且集中於大中城市特別是沿海地區，這種人力資本的集聚大大增加了學業競爭的壓力和動力。
2。 優質教育資源的集中化趨勢。進入本世紀以來，全國各地出現了一批“超級中學”——它們往往集中在省會城市，將全省的優質生源幾乎一網打盡。以2018年清華、北大兩校在湖南省的自主招生（初審）人數分佈為例，長郡中學、雅禮中學、湖南師大附屬中學、長沙市一中這四所超級中學有78人入圍清華自主招生，佔全省入圍人數的81%；這四所超級中學有86人入圍北大自主招生，佔全省入圍人數的70%。教育資源的失衡會加劇家長的焦慮，使學業競爭像軍備競賽一樣升級。此外，當前優質教育資源不再集中於學校，相當一部分資源由教育培訓機構所掌握。學校的教育資源相對開放，而教育培訓機構的教育資源有一定的准入門檻，中產階級才有能力獲取這種資源。這就意味著中產階級有意願也有能力參與孩童的學業大戰。
3。 中國社會的財富分配正由扁平結構向金字塔結構轉變，社會分層越來越精緻。在1998年的住房改革之前，決定中國人社會分層的主要因素是工資性收入，雖然存在收入差距，但社會財富的分配總體上是扁平化的。而此後，住房商品化和資產金融化，使得財產性收入逐漸成為社會分層的主導因素。對於中產階級而言，進一步上升非常困難，但下降非常容易，這使得他們充滿了不安全感。中產階級迫切希望為孩子創造向上流動的通道或防止跌落的安全網。對於既無資本又無特權的中產階級而言，教育是最值得信賴的社會地位投資方式。年青一代中產階級大多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自身的經驗也告訴他們：教育才是王道。
雖然基礎教育減負的初衷是好的，但一味地減輕學業壓力也違背了教育的規律：高水平的教育不可能是一個輕輕鬆鬆、快快樂樂的過程。減負政策所推崇的“快樂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缺乏事實基礎的想象。在西方，精英學校也是有較大學業壓力的，但西方的教育不僅注重學業成績，也注重體育鍛煉、社團活動、志願行為和領導力的培養。在施教過程中，以學生的興趣為導向，推崇多元評價和多元發展。我國教育部門所推行的教育減負政策，表面上看是以學生的利益為中心，但實際上造就了大量的“課外剩餘時間”。學校失去了對這部分時間的支配權，教育培訓機構就乘虛而入。說到底，教育減負政策只是減輕課業負擔，並沒有減輕優質教育資源（重點學校入學資格）的競爭激烈程度。
一方面教育資源越來越趨於集中，另一方面學校又在不斷強調減負，這就會帶來一個新的問題：學校教學內容過於簡單，學業負擔過輕，導致考試失去部分篩選功能。在試題難度偏低的情況下，考試只能區分高水平學生與低水平學生，卻不能有效地甄別傑出的學生（前1%）和優秀的學生（前20%），因為這兩類學生的分數拉不開差距。換句話說，中考成績可以用來挑選重點中學的學生，卻不能滿足“超級中學”（各省市的所謂“四大名校”）的選拔需求。這些學校不得不組織自主招生，用高難度的考試和麵試，來達到優中選優的目的。
“超級中學”、重點中學在選拔尖子生的過程中，之所以看重各種盃賽的獲獎等級，其原因也在於考試的篩選功能弱化，競爭激烈的杯賽為名校提供了相對廉價又靠譜的訊號，即盃賽在一定程度上比小升初考試和中考更為準確地反映了優秀學生的能力差異。從這個意義上講，盃賽的興起與基礎教育減負政策密切相關。教學難度的降低和考試篩選功能的弱化，使得盃賽的訊號功能被放大。如果說“培訓機構熱”的本質是一種搶跑，那麼，“盃賽熱”的本質就是光環搶奪戰，奧數金牌、盃賽冠軍就是通往名校之路的“外掛”。
04
為什麼人們傾向於相信階層固化？
中產階級的焦慮與“階層固化”高度相關，有關階層固化的文章或報道往往受到中產階級的熱捧，但弔詭的是，中產階級並不是所謂“階層固化”的受害者。恰恰相反，當前的中產階級往往受益於改革開放所創造的社會流動機會，包括市場化改革、“下海”、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和大學擴招，等等。
需要說明的是，“階層固化”並不是一個嚴謹的學術概念，而是一個流行的媒體話語。從學理上我們很難定義階層固化，究竟是完全沒有社會流動，抑或社會流動趨緩？完全沒有社會流動的社會幾乎是不存在的，即便是種姓制度下，同一種姓內部也是存在社會流動的。社會流動趨緩則是一個穩定社會的常態，一個社會越成熟越穩定，父輩就越可能把自己的優勢流傳給下一代。社會不穩定的時候，父母很難把自己的優勢流傳給孩子，繼承社會地位會比較困難。比如戰亂的時候家產被搶走，還可能存在生命危險，社會地位難以繼承。
我們是否能把社會流動趨緩這樣一種社會常態稱為“階層固化”？如果說現在的中國是階層固化，那麼清代社會呢？民國社會呢？與歐洲和美國相比，我們的階層固化程度更高嗎？要回答這些問題，
我們需要區分兩種不同型別的社會流動：長程社會流動與短程社會流動。在討論社會流動的時候，人們經常忽視社會流動的距離。從一個農家子弟變成一個技術工人或個體戶，這是短程社會流動；變成一個高階官員或著名企業家，這是長程社會流動。
也就是說，同為向上的社會流動，流動的距離也存在差異。長程社會流動更多地具有象徵性意義，因為足夠轟動，同時又較為罕見。新聞媒體通常喜歡對長程社會流動大書特書，民眾也喜聞樂見，因為這樣的故事太勵志、太感人了。中短程社會流動雖然不那麼引人入勝，卻頻頻發生，對於社會結構和階層結構的重塑作用更大。
現代社會的結構高度分化，分工體系和社會分層更為精細，這使得長程社會流動變得更為困難。在古代，進士可以迅速出任官員，進入社會精英階層；在現代，大學乃至博士畢業都只能擔任普通公務員。這是當前中國的社會階層固化問題引起人們廣泛關注的大背景。
如果考察改革開放40多年的中國富豪，我們會發現，上世紀80、90年代的富豪很多出身工人、農民、個體戶，他們經歷了長程社會流動；
而進入本世紀以來，中國富豪榜上的很多中青年富豪，大多成長於優越的家庭環境，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有海外留學經歷，不少人就是所謂“富二代”，繼承了家族產業或依託家族產業進行二次創業。從這個意義上講，長程社會流動的機率可能在減少。
但是，由於中產階級或中等收入群體的崛起，短程社會流動的機會可能還在增長。短程的社會流動缺乏新聞價值，但是對社會結構的改變是實實在在的，因為這種流動的機率很大，涉及的人口規模很大。
如果做跨國比較的話，1978年至今的40餘年來，中國的社會流動機會可能比同時期的美國更高。因為美國社會更加定型化，而中國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相對封閉的經濟體到開放的經濟體，這些變遷實際上就是階層“重新洗牌”的機會。不光中國人有“階層固化”的焦慮，近年來討論“美國夢”破滅的學者也越來越多。帕特南在《我們的孩子》一書中指出：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的階層分化越來越嚴重，向上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離婚率和非婚生子女的比例越來越高，單親家庭的數量持續增長，性別和族群的歧視依然延續，社會不平等正在代際之間傳遞。
那為什麼作為“既得利益者”的中產階級對“階層固化”特別敏感呢？
一是“地位錯覺”的存在。人們對於自己的社會地位認知可能存在錯覺。筆者對上海地區底層群體和中產階級的研究發現，底層群體對自己的社會地位評價往往是偏高的。比如在訪談上海的建築工人的時候，讓他們用1~10分評價自己的社會地位，分數越高，社會地位越高。那些擁有一技之長的工人（比如電工、焊工）通常會選擇4和5分，這實際上是類似於中產階級的社會地位。他們對自己的社會地位如此自信的原因是，他們比較的物件是沒有技術的小工或者老家的農民。這些技術工人的月薪有一萬多，經常會高估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在訪談中產階級時，那些社會經濟地位事實上處於5~7分的人，卻並不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雖然他們在上海有房有車，但房貸的月供較多，有很大的生活壓力，他們往往傾向於低估自己的社會地位。他們更迫切地寄希望於進一步的社會流動，使自己獲得一定程度的財務自由。
二是中產階級在價值觀層面認同社會流動，在現實層面又擔心自己成為社會流動的受損者。主觀上，中產階級傾向於認為社會流動是多多益善的——中產的核心價值觀就是崇尚個人奮鬥，崇尚機會平等。但他們通常關注的都是向上的流動，所以會把社會流動看成正面的、積極的東西，往往會忽視向下的社會流動。社會是一個金字塔的結構，人們都希望自己處於高區域，但是越往上金字塔越狹窄，人也就越少。在既定的時間段內，金字塔內的每一層能容納的人是有限的，有人向上流動，也就會有人向下流動。所以在客觀上，中產階級又清楚地意識到社會流動給自己帶來的潛在風險——如果自己的孩子考不上985、211怎麼辦？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相對下降怎麼辦？
05
結論與討論
中產階級的焦慮症與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密切相關，從扁平社會到精細分層社會，社會階梯變得越來越長，社會不平等加劇了人們的競爭心態和焦慮心理。
“焦慮”是一種典型的中產病，“焦慮”是一種患得患失的心理，一種左右為難的心態。窮人很痛苦，但不會焦慮，因為選擇的自由度很低，多數時候都是被環境和結構限定了路徑。中產階級之所以焦慮，一定程度上因為有了選擇，但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
——是進公辦學校好，還是進民辦學校好；應該選擇“美高”或“美本”，還是等孩子本科生畢業後再出國留學；投資股市還是樓市哪個收益更高；應該給自己換一輛新車還是給孩子買一個長期的商業保險。中產階級一方面倡導個人奮鬥、機會平等、社會流動，另一方面又擔心孩子無法繼承自己的社會地位，千方百計利用一切資源為孩子創造“先機”和優勢。
在當下的中國，中產階級在社會結構中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但中產的價值體系和倫理體系尚未建立。中國的中產階級處在物質主義價值觀與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交鋒和更迭地帶，他們有拜金、攀比的一面，崇尚競爭與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也有追求個性和解放的一面，渴望從無休止的社會比較和同儕競賽中解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