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壇經》是一部非常具有爭議的佛教經典，這與六祖惠能有非常大的關係，與其文字的內容也有非常大的關係。
按照佛教的規定，所有的祖師或者大論師的著作，都應當被歸結到“論藏”中。但是，唯獨中國僧人惠能寫的這部《壇經》，堂而皇之地稱為“經”。同時，《壇經》的文字由於文學性過於強烈，歷來就受到很多人的質疑。
許多佛教學者認為禪宗歷史上著名的“南北之爭”，其實是惠能弟子荷澤神會有意製造的，而《壇經》的文字也被荷澤神會加工篡改過。其言外之意，就是講菏澤神會利用輿論大肆造勢，挑動南北兩宗的對立而製造分裂，進而讓《六祖壇經》為其站臺。
那麼，這種觀點是否客觀呢？禪宗出現南北之爭的背後，隱藏著什麼樣的驚天大秘密呢？這是庵主在本章的內容中，將要與各位讀者一起討論的話題。
南北之爭是禪宗內部必然的矛盾
首先，庵主對《壇經》的看法與佛教學者存在相同的地方，也存在不同的地方。
現在所通行的《壇經》文字，的確是經歷了十分漫長的流變的，這是庵主所認同的觀點。甚至說，南禪弟子在惠能的這本語錄中，夾帶了不少的私貨，這樣說也是符合一定的客觀事實的。
根據“敦煌本”、“宗寶本”、“法海本”、“契嵩本”、“惠昕本”這些比較有代表性的《壇經》文字，我們很清楚就能瞭解到它存在一個流變過程。最早成書的《敦煌本壇經》最為簡潔，文學性也最弱。這部文字基本上只有對惠能法語的記錄，而沒有過多地描述“夜傳袈裟”、“惠能奔走”這樣的公案。
到了晚唐的《惠昕本壇經》那裡，原先12000多字的文字被增加到了14000多字，文學性開始出現了。21000多字的《契嵩本壇經》則出現在宋代，我們現在流行的壇經文字是24000多字的《宗寶本壇經》，由元朝的僧人彙編而成。
從此以後，《六祖壇經》就正式地定型了，一直到了今天，禪門弟子閱讀的都是宗寶本壇經。與其他的版本相比較，“宗寶本壇經”最大的特點就是文學性非常強，而且富有戲劇性和畫面性。
比如被後人重複了無數次的“夜傳袈裟”以及後來惠能大師“連夜奔逃”等一系列的故事，其實主要都出自《宗寶本壇經》。而最早對《壇經》的內容進行篡改的，歷史上考證為惠能的弟子荷澤神會禪師。
但是，這並不能說明《壇經》就是由神會或者說以後的南禪弟子編造的，因為它的核心點還是“惠能的禪”。
也就是說從歷史學和傳播學的角度來講，《壇經》的文字的確是在歷代的流傳過程中被不斷地被後人修改，但其核心與惠能弘法時是基本一致的。只不過，在文學性這個層面，神會等人進行了較大幅度的改編而已。
那麼，這是不是就意味著菏澤神會有意挑起“南北之爭”，藉此來鞏固惠能以及南禪的地位呢？其實這樣的觀點也是有失偏頗的，庵主以為禪宗的“南北之爭”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而不是任何人挑起來的。
這一矛盾的根源所在，就在黃梅禪系的五祖弘忍身上。惠能去見弘忍的時候，五祖就對他講：“你是嶺南人，如何能做得佛呢？”
當然，惠能對這個問題回答得非常好，他講“人有南北，佛無南北”。
從這裡我們能夠看出，在五祖和六祖生活的時代，北方人對於南方人其實是不大看得上的。這與當時歷史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北方當時作為唐朝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而南方的大部分地區都沒有得到開發。
弘忍雖然是出家人，但他也不得不考慮到世俗的事情。不過，弘忍畢竟是高僧，他最終還是選擇惠能作為自己的“傳法人”。當然，這裡就涉及到神秀的偈子和惠能的偈子的問題了，庵主前面的文章已經討論過，這裡就不再贅述。
總而言之，五祖弘忍還是將自己的法嗣傳給了惠能，這一點是不存在任何爭議的。至於一些具體的細節，比如“弘忍有沒有將木棉袈裟傳給惠能”、“神秀有沒有追殺惠能”等等，都在歷史學家考據的範圍之內，與本文的關係不大。
代表南方的惠能得了法嗣，這引起了北方僧眾的不滿。作為北禪之首的神秀大師未必有所嗔怒，但北方的凡夫僧卻並不這樣想。所以，惠能在得了法嗣後躲藏在嶺南一帶多年，這件事情的真實性也毋庸置疑
。
“自古傳法，命如懸絲！若住此間，有人害汝。”
弘忍顯然也知道其中的利害，所以才會對惠能講出這樣一番話。當然，這是《壇經》中的記載，是不是弘忍的原話就不得而知了。其實《宗寶本壇經》最大的缺陷就是它最大的優點，因為這部文字實在寫得過於細緻了。連惠能與弘忍半夜傳法的對話、惠能的心理活動都描繪得惟妙惟肖，這很難不令人懷疑是一本偽造的小說。
但當時“道統”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了，弘忍傳法給惠能，那必然意味著神秀的北禪不是正統。但如果弘忍不選擇一人傳法的話，那禪宗的法脈就要斷絕。因此，南北之爭其實是禪宗內部必然要出現的社會矛盾，而且北禪在這方面也做了不小的努力。
大家要站在更為廣闊的視野去看待這件事情，那就是禪宗當時並非是佛教的主流，它夾在眾多老牌或者新興的宗派中艱難生存。弘忍作為禪門祖師，深知“根正苗紅”的重要性，法脈一斷禪宗就徹底完了。
弘忍的著眼點是整個禪宗，而惠能與神秀各自代表著南北。這裡要著重提到一點，惠能與神秀兩位大師本人並不存在攻訐的過往，他們之間的關係是相當不錯的。比如惠能對於神秀就很是讚歎，而後來當上了武則天國師的神秀還邀請惠能去長安地區弘法。
不過，私人的交情與宗派的鬥爭必須要分開，惠能與神秀無法左右當時的時代發展趨勢。矛盾是無法避免的，它總要迎來徹底爆發的一天，而點燃禪宗內部爆發火焰的這個人，就是後來北上的荷澤神會禪師。
60年後北上的菏澤神會使得矛盾大爆發
根據上文，我們能夠得知的最為基礎也最為重要的資訊，就是弘忍的法脈傳給了惠能確鑿無疑。因此，《壇經》中出現神秀的高徒普寂禪師派人去南方寶林寺“偷盜木棉袈裟”的公案，也沒有引起北方弟子的大反對。
北方僧眾反對的是“偷盜”這件事情不符合事實，但對於“寶衣在南方的惠能那裡”這一事實是承認的。各位讀者請仔細思考一下庵主的這段話，因為這對於下面的行文來說非常重要。
除了這一個南北禪僧都承認的事實外，還有一件事情是很多人不知道的，那就是北禪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依然是主流。神秀大師不僅是北禪的代表人物，實際上當時代表的就是整個禪宗，所以武則天等人才會將其奉為國師。
“自惠能南下60年，天下僧眾只知神秀，不知惠能。”
也就是說，長達60年的時間內，南禪與北禪的矛盾還僅僅侷限於內部，並沒有被捅出去。甚至，北禪一度要取代南禪成為禪宗的“執牛耳者”，這也是後來荷澤神會橫空出世的主要原因。
“兩京法主，三帝國師”的神秀當時很受官方的推崇，他甚至被直接冊封為“禪宗六祖”。而神秀的繼任者普寂禪師，在師父圓寂後自稱為“禪宗七祖”，這就導致了一直躲在深山老林中的南禪弟子的反對。
弘忍的法嗣傳給了惠能，但神秀卻成為了六祖，這是南禪弟子不能接受的。就在這個時候，惠能的弟子荷澤神會閃亮登場了，他北上以後召開了“無遮大會”。
什麼是“無遮大會”？這其實是一種所有人都能參加的佛教法會，著名的有玄奘在曲女城參加的那次無遮大會。但以菏澤神會召開無遮大會的目的不在於辯經或者是祈福，他為的是“正本清源”，將法嗣的事情當著僧俗兩眾說明清楚。
於是，在滑臺這個地方，菏澤神會以無遮大會的方式宣揚《南宗定是非論》，之後又到洛陽菏澤寺繼續宣傳。當時北宗神秀的弟子普寂禪師還在世，不過他的年紀已經很大了。普寂禪師當時做了一件讓神會很是憤怒的事情——他在嵩山立碑刻銘，修建了“七祖堂”且修撰《法寶記》。
於是，神會當仁不讓地修建了“六祖堂”，而且請來了著名的大文豪大居士
王維
，讓王維幫他作為立碑。神會還是比較有自知之明的，他沒有宣稱自己是“七祖”，而是大書特書惠能的得法嗣的經過。
當然，雙方在輿論戰中難免會出現一些不實誇張的描述，這也是後來《壇經》與禪宗史料對不上的重要原因。
不過，荷澤神會比普寂禪師要年輕很多，他雖然在長達13年的時間內多次遭到呵斥攻訐，但最終還是熬死了自己的對手。
此後，普寂禪師的弟子在這方面再也不是菏澤神會的對手，這場曠日持久的輿論攻堅戰或者說“禪門正本清源活動”，最終以荷澤神會的完全勝利而落幕。
至此以後，六祖惠能逐漸為天下人所熟知，加上南禪弟子不遺餘力地為祖師的行跡“添燈加油”，惠能大師的名號從此響徹天下。唐末到宋初這段時間天下風雲突變，其他的佛教宗派走向衰落甚至滅亡而禪宗一家獨大，而此時的北宗早已消失在歷史的荒煙蔓草當中了。
那麼，如何去評價菏澤神會這個重要但不太出名的南禪僧人呢？是否能說南禪的勝利就是單純依靠“輿論戰”呢？其實也不能這樣去講，庵主以為大家還是應當站在更為宏觀的歷史角度去看問題。
關於神會功過的三種論調都有失偏頗
菏澤神會禪師雖然不被一般的佛教弟子所熟知，但他的大名可以說響徹整部禪宗史。就佛教研究者內部而言，大家對荷澤神會的評價主要存在以下三種論調。
第一種論調的代表人物是胡適先生，他將神會評價為“北宗禪的毀滅者，禪宗歷史上的英雄”。不過，胡適之的這種看法是非常片面的，庵主以為神會的勝利僅僅是南禪的勝利，而且荷澤神會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並沒有他想象中的那麼大。
禪宗真正的勝利，是南禪興起以後馬祖道一建立了叢林制度、百丈懷海制定了清規戒律，這才有了以後“五宗齊鳴，七派旺盛”的全盛局面。
第二種論調則代表著一種“陰謀論”，也就是文章標題所提到的觀點。這部分的學者完全站在人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將禪宗的分裂全部歸結到神會一個人的身上，認為是他的不斷挑撥才導致了北宗的消失。對於這個觀點，庵主在第一部分已經做了詳細的說明了，這裡就不再贅述。
而第三種論調則屬於“調和派”，不過這種調和顯然與當下流行的“和稀泥”式的勸架一樣，意義不是很大。學者認為神會打倒北宗而確立南宗，對禪宗的發展是有功績的。但他以及其門徒對《壇經》的文字進行了肆無忌憚的篡改，甚至可以講夾帶了大量的私貨，屬於“宗教內部的野心家”。
胡適
這種觀點乍聽起來是合理的，但大家仔細想想其實也能看出其中的荒謬之處。試問，神會不透過艱辛的“輿論戰”，如何能與當時幾乎已成勝利者的普寂禪師抗衡？人為地割裂這段歷史再去評價人物，顯然對菏澤神會是不公平的。
而且，庵主在文章的開頭已經講過了，神會僅僅對《壇經》的文學性部分進行了較為嚴重的修改，在佛理部分還是遵循惠能的思想的。同時，神會這個人其實修為也很高，他創立的“無念禪”在見地上很是高明。
關於神會的生平，庵主有時間與各位讀者細講一下，這位傳奇的僧人還是值得大家欽佩的。就庵主個人蒐集到的資料來看，將菏澤神會這樣的高僧定位為“野心家”顯然有些過分，或者說與事實的出入較大。
那麼，我們究竟如何去評價菏澤神會在“南北法嗣之爭”中的表現呢？庵主在這裡給出自己的看法，當然，這也只能講是一種“拋磚引玉”吧。各位有不同的意見，可以在下方留言討論。
我們應當承認一點，北宗的失敗與時代的背景有著相當大的關係。就北禪本身來看，神秀以及其弟子依附在皇權之下，傳教之道已經背離了黎民百姓。由此，北禪不僅失去了深厚的民間基礎，還為自己埋下了很深的禍患。
發動“會昌法難”的唐武宗
我們將其與玄奘的唯識法相宗進行比較的話，就會發現兩者是驚人地相似。法相學艱深的義理不僅讓一般的百姓如聞天書，就是學養不深的知識分子乃至是普通的僧眾，也無法領會其主旨。所謂“高處不勝寒”，傳播無力的法相學在玄奘和窺基以後就失傳了。
同時，玄奘過度地依賴官方扶植，導致李世民去世後捲入政治紛爭。玄奘的譯經工作的確在李世民的幫助下順利進行，但武則天與李唐的爭鬥，使得屬於“老臣”一派的玄奘系僧團逐漸失去支援。而北禪的情況也基本如此，神秀是武則天扶植起來打壓李唐舊臣的佛教代表，他生前可謂是享受到了官方扶植的好處。
但會昌毀佛發生後，首當其衝的就是北禪弟子，神秀的得意門徒都在長安的大寺院當主持，他們已然失去了自達摩至弘忍以來的那種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精神與能力。即便是沒有荷澤神會的出現，北禪在會昌毀佛事件中也喪失了大部分的元氣，甚至可以講一蹶不振。
“安史之亂”以後的唐朝統治者自己都顧不過來，哪裡會管僧侶們的死活呢？像北禪這樣的官僧，無一例外地在衝擊之後走向衰落或者滅亡。
反倒是一直在田間鄉野活動的南禪弟子，因為遠離政治中心而存活了下來。同時，他們在長期的傳教實踐中掌握了許多本領，這些對於南禪日後的壯大都是十分有利的。其實，透過神會與北禪的較量我們就能看出，神會明顯在各方面要出色很多，這是艱苦的條件鍛煉出來的能力。
發動“安史之亂”的安祿山
一直處在溫室中的北禪，在神秀、普寂等有能力的宗師圓寂後，根本無法與神會一類的南禪弟子抗衡。即便是不提《壇經》這樣重量級的文字，禪宗的史料中也以南禪弟子的著作佔比更多，而北禪弟子的撰述明顯寥寥。
更為重要的一點是，惠能的出身以及他對禪宗教理的改革，使得南禪在廣大的民間擁有了大量的追隨者。你想想看，一個大字不識的人都能成佛作祖，這對普通老百姓的吸引力有多麼大？
聽聞一句《金剛經》就明心見性的惠能，不僅否定了燒香拜佛、讀經辯論的作用，還提倡“當下便悟，直指人心”的頓悟，以“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佛性論”為大旗進行宣傳。這使得佛教在百姓中的形象大大改觀，它不再是原來那樣高高在上、遙不可及的宗教，而是深入生活、隨處可悟的方便法門。
正是在教理、教法等方方面面的改革，才使得南禪能擺脫對寺廟、佛經等一切外物的依賴，十分迅速地在廣大的民間紮根。而神會對於惠能祖師的理念，一直都是贊同且發揚的，他並未篡改《壇經》中最為核心的部分。
相反，除了以“法嗣”作為武器之外，神會還以“頓漸”為利器，對北宗的教法進行了大肆批駁。昇平日久的北宗弟子在這一點上招架無力，很快就敗下陣來，這是既是神會的功勞也是惠能的功勞。
所以講，神會既不是什麼野心家也不是什麼革命家，他是惠能門下優秀的繼承者，也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推動者。神會充分地把握了歷史的機遇，使得南北禪宗的矛盾大爆發，而後以過人的手段奪取了最終的勝利。從這一點上來講，神會對於中國佛教以及禪宗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偉大程度絲毫不遜色於其後的馬祖道一等人。
不過，神會最令人費解的地方在於，他創立的“荷澤宗”後來走上了北禪的道路，依靠官方的供養而維持傳承。結果，“荷澤宗”與北禪乃至是其他的宗派一樣，隨著“會昌法難”的到來而消失在歷史的荒煙蔓草中。
菏澤神會的歷史功過到底如何去評價，學界以及民間也沒有統一的答案。當然，這個世界上也不存在什麼標準答案，尤其是千年以前的事情，大家也只能見仁見智了。“庵主小圈”正在組建中，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加入，到達一定人數後庵主將在圈內系統地分享佛教歷史和佛教哲學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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