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出身卑微，他統一中國北方的過程其實就是打壓世家豪族的過程。軍事上，他擊敗了出身望族的袁紹；廟堂上，孔融、楊修等世家的代表人物都做了他的刀下鬼；在用人制度上，他廢棄了察舉制中有關儒家“名教禮法”的一整套取士標準，鼓吹“唯才是舉”，削弱了東漢以來豪族人物借干預用人壟斷仕進門路的能力。可惜，“唯才是舉”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從平民寒士中拔擢了大量人才，但它的隨機性較大，到了魏國對中原地區的統治大體穩固、社會趨於安定之時，就需要重新引入一定的選才標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當時，一套有章可循的用人制度只對豪族有利：選官用人必須把德行、品行等要素納入考慮範圍，而這些衡量標準與過去東漢時代的察舉制已無顯著區別，最符合豪族的口味。而且，曹操儘管極大地壓制和打擊了豪族階層，但並不能從根本上消滅它，相反，曹操的成功同樣得益於一批豪族出身官員的支援與效忠，其中就包括司馬懿的河內（今屬河南焦作）司馬氏。而曹丕與這些世家大族的關係遠比其父密切，他最終能順利登基與司馬懿等豪族成員的鼎力相助是分不開的。如此一來，初挑大樑的曹丕需要繼續獲取豪族的支援，豪族又希望在一個標準化的用人制度中恢復其被打壓已久的政治影響力。兩者一拍即合，結合家世、品行才能選人的“九品中正制”就產生了。這項制度一開始確實兼顧了曹魏統治者與地方豪族兩者的利益，但隨著時間推移，豪族“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九品中正制也成了豪族實現政治壟斷的工具。當朝中充滿了透過這種制度選拔的官員，曹魏政權被顛覆就成了必然。剩下的問題只有：什麼時間、誰來給曹魏最後一擊。偶然和必然讓司馬懿成了代表豪族勢力篡奪曹魏政權的不二人選。

司馬懿的軍事和政治才能不必細說。反觀曹魏方面，利劍已經懸在頭頂，宗親貴胄們卻對豪族勢力的復興和壯大缺乏憂患意識。尤為可怕的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宗室成員的才能素養都開始出現斷崖式下跌，像夏侯淵、曹仁等那樣文武兼備的幹才已難覓蹤影，代表宗室集團活躍在曹魏晚期政壇上的人物是曹爽這類紈絝子弟。他們與司馬懿較量又怎能成功呢？曹丕、曹叡父子的統治進一步加快了曹魏自我毀滅的速度。曹丕好大喜功，兩次徵吳都無功而返，徒耗國力；曹叡耽於逸樂，大興土木，導致民怨沸騰。他們還有一個共通的致命弱點：享祚不永，盛年早逝。曹丕統治魏國6載，終年39歲；曹叡統治魏國13載，終年35歲。當臨終前的曹叡有氣無力地將年僅7歲的儲君託付給司馬懿，讓司馬懿十分“榮幸”地當了第二回顧命大臣的時候，明眼人都意識到曹家氣數已盡。與曹魏皇室的日薄西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司馬氏的蒸蒸日上。透過聯姻的方式，司馬懿編織起一張豪族的巨網：他的岳母來自河內山氏，是“竹林七賢”中山濤的從祖姑母；長子司馬師的原配是徵南大將軍之女，繼室來自泰山羊氏、是西晉名臣之姐；次子司馬昭娶了司徒的孫女；女婿來自京兆（今屬陝西西安）杜氏。這些姻親無一不是來自世家大族，司馬懿也就名正言順地成為地方豪族的領袖。司馬懿崛起的另一個至關因素在於他掌握了相當的武力。司馬懿在某宗室名將過世後便開始全面負責針對蜀漢的戰事，長期統率大量部隊，漸漸掌握了軍事實權。到了曹叡統治末期，司馬懿更是親統四萬大軍遠征遼東，其在軍中的威望首屈一指。有政治地位、軍事力量，又得到了世家豪族的全力支援，司馬懿能發動迅雷不及掩耳的政變，誅殺曹爽、攫取曹魏軍政大權也就不足為奇。

孫吳的末代丞相從另一個角度看待司馬氏代魏：曹操祖孫三代的統治都沒有獲得民心，司馬懿父子卻能爭取到民眾的支援。不過這只是問題的表面，因為當時的“民心向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地方豪族操縱的。為了鞏固權力，曹丕藉助地方豪族的支援來穩定當地秩序。可他沒有想到，豪族的支援是有代價的，經由“九品中正制”，整個官僚隊伍實現了“換血”，而曹魏賴以起家的軍隊又旁落至司馬懿之手，曹氏集團已逐漸被孤立，民眾只知道、仰慕司馬氏，所謂的“喪失民心”正源於此。曹魏政局淪落到如此田地，即便沒有司馬懿，也一定會有其他豪族人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