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東漢中後期，儒學成為知識分子沽名釣譽的手段，他們弄虛作假，兩面派作風盛行。宋人司馬光曾以“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來形容那時知識分子的作風。

東漢有一個叫許武的人被舉孝廉後，為了讓兩個弟弟成名，就故意導演了一次分家醜劇，家產分三，自己取肥田廣宅和強壯的奴婢，使兩弟以“克讓”之名被舉孝廉。然後又“會宗親”說明自己當初之舉不過是為了使兩弟成名，現在可以把自己當初分得和以後經營發展起來的產業分給兩弟了。這樣，許武就進一步獵取了更大的名聲。

還有一個叫趙宣的儒生，葬親後在墓道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官“數禮請之”，這個“大孝子”硬是不肯出來，直到郡太守陳善查出他在墓道中先後養了五個兒子，才戳穿騙局。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正是當時極為敗壞的推舉制度的寫照。

倫理道德是儒學的一個核心，儒家名教與儒生行為日益脫離，暴露了儒學的虛偽性。另一方面，東漢中後期政治生活漆黑一團，知識分子入仕無門。有的人六十多歲了還在當太學生，等不到一個官做。學術界以沉悶繁瑣的經學考證為主導。那種“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的文風，實在使有健全頭腦的人無法忍受。

凡此種種，必然造成儒學信仰危機。於是，有不少封建知識分子企圖擺脫困境，開始批判儒學，另找出路。如魏晉年輕的玄學家王弼一針見血地指出名教的虛偽，他說其“崇仁義，愈致斯偽”，“巧愈精思，偽愈多變，攻之彌甚，避之彌勤”。

在這種情況下，“當時不少知識分子從事先秦諸子的研究。也有人企圖推翻漢代經學，重新在原始的儒家經典中作新的發掘，也有人想綜合各家，別創新說”。這種以復古為手段試圖擺脫僵局的努力，使得許多消沉泯滅的學派開始活躍起來。

如曹操，諸葛亮等大政治家就崇尚法術。後人稱之為“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劉陶喜論縱橫，王衍也好論縱橫之術。甚至墨家也受到一些知識分子的喜愛，管寧就“韜韞儒墨”。學術思想開始擺脫獨尊儒術以來的僵化局面。經學迅速衰落了。

任繼愈指出：“漢代是以經學的記誦來吸引讀書人作官的。所以漢代的經師特別多。可是後來在軍閥混戰中全國的圖書文獻遭到慘重的破壞，通經的儒生也變得極少了。曹魏時，朝廷大小官吏和太學生在京師的有萬餘人，能通古禮的卻找不出幾個；中央官吏有四百餘人，能提筆撰寫文告的還不到十人。”

西晉以前，玄學清談已佔上風，充斥官場的也不再只是老成持重的儒者了。當時的才子神童，如馬融、孔融、檷衡、何晏、阮籍、王弼、鍾會等一代風流，都是少年成名的。這反映了社會風氣的轉變。後來，儘管也有傅玄、劉寔致力於儒學的中興，而東晉以後儒學越發式微了。

經學的衰落、各派學說的活躍、知識分子思想的混亂，表明來臨了一個小小的百家爭鳴時期。思想真空是不能長久的，玄學和道家開始興盛起來，並逐漸成為主流。為什麼在普遍的信仰危機和思想混亂中，道家會漸漸佔了上風，儒家和其他學派不能復興呢？為什麼會出現“儒墨之跡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的潮流呢？這是有深刻的社會原因的。

道家玄學的興起，除了意識形態結構自身演變的原因外，主要是由於東漢末年統治者對儒生的殘酷迫害，大動亂的驚人的殘酷性，造成道家對儒家的反向作用。

當時，廣大封建知識分子對政治黑暗、殘酷的現實深感失望，有的嚇破了膽，生怕干政會招致殺身之禍。在動盪不安的社會生活中，下層知識分子既不敢也不能入仕，又不滿於經學的繁瑣和名教的虛偽，他們憤世嫉俗，傾向於修身養性的全身長生之術和信奉“無為”的哲理。

上層社會奢糜淫亂的享樂主義也需要找到理論說明。這樣，玄學和道家成為社會的一種理論需要。魏晉時知識分子的必讀書有三本：《周易》、《老子》和《莊子》，名曰“三玄”。天姿神邁的少年才子王弼，就是以注《老子》、《周易》而聞名一時並影響後世的。

魏晉玄學以道家的“自然”來對抗儒家名教，主張放情任志、順乎人性的生活態度。它是對儒家倫理說教的一種否定和反動。這種表面上蔑視封建禮法的“解放”，實際上是精神危機和放蕩不檢的生活所表現出的“退卻”。

中下層知識分子如稽康、阮籍之類，憤世嫉俗，憎惡政治的腐敗，退卻於遠離現實的清高精神生活中去。貴族門閥則沉溺於荒淫無恥的享樂之中。魏晉玄學的興起，是歷史的必然。它是毀滅性大動亂在知識分子精神上造成創傷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