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是對統治階級有著不可替代作用的官吏選拔制度，它對於中央政府掌控各地方州郡縣的官吏任免權，也就是說對於加強中央集權、對於國家的穩定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九品中正制建立之初，既有拉攏士族的意思，又隱藏著壓制的意味，關鍵在於當權者如何根據當時的背景，去權衡利弊，再調節這當中的權重。這是十分有利君權的穩固，矛盾的地方，是有一個前提，既當政者的大權沒有旁落的時候，才能運用自如。

九品中正制，就是讓中正官從三個角度來尋找，考察，核定人才，這三個角度就是家世，品行，才能，最後根據這些來定品。名義上，九品中正制考察的三個角度是並重的，但是受到曹操的“唯才是舉”的引導，初期的權重是“行狀”，就是能力和品格，次之才是家世。

上文說了，當權者是可以根據情況來調節這裡的權重的。如果，君主需要加強君權，那麼就需要一群新的“貴族”加入到朝政當中，這時便可以從“能力或者道德”裡做文章，就可以引入家世不夠顯赫，或者本身是庶族的大臣。如果，當政者剛剛掌權，需要士族的支援，那就可以“重家世”來取才，以換取士族大家的資源上的支援，有利政權的過渡。這就不難理解後來的九品中正制淪為世家大族保證利益的工具了。

東漢末年，土地兼併嚴重，豪族的勢力憾動了朝廷的根基。所以，曹操啟用了大量的庶族出身的人才，“五子良將”就是例子，因此曹操手下的人才濟濟，彈性也大。和曹操正好相反的劉表，一味只用荊州豪族蔡瑁，蒯越等人，連士族的諸葛亮就沒想用過，更不要說隱藏的黃忠，魏延了。

所以，劉表一死，荊州的基業等於送給了曹操。但是，士族也不能不用，一旦觸動到他們的利益，也會影響統治根基。比如，東吳的“暨豔案”，“呂壹事件”全部都是直接觸動士族的利益，而導致孫權讓步。所以，孫權的君權集中是失敗的，直到利用了“二宮之爭”，孫權才翻過身來，但是過度了，東吳也因為名臣重將大部分被清理，從此衰弱下去。

曹丕是曹魏的第一個皇帝，此時是需要拉攏士族的，所以名義上是三者並重，才出現了鄧艾這樣的庶族大將。但是，到了魏明帝后期，有些懈怠了，統治浮動，人才選拔的權重逐漸從“行狀”轉移到“家世”。到了曹芳時期，司馬氏掌權，更是需要拉攏士族，又進一步把權重放到家世。

即使如此，還是發生了反司馬氏的“淮南三叛”，王凌，毋丘儉，諸葛誕等無一不是世家大族或者官宦之家出身的。到了晉朝建立，以家世取才已經沒有任何方法可以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