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大唐帝國文治武功卓絕千古，在水利方面投入更大精力，管理上較之以往更加完善。秦漢鄭國渠道漸因河流下切，其效益漸次衰落，前秦苻堅曾發動三萬人在仲山瓠口“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延續鄭白灌溉事業，至少從記載來看還是取得相當不錯的效果。西魏大統年間，賀蘭祥兩次興工建造富平堰並疏浚渠道，大大增加了渠系灌溉面積。唐代前期沿用了賀蘭祥修築的渠道，繼續發揮灌溉效益。唐代中後期，在原苻堅所開渠首之上另開引水口，並建造了氣勢雄偉的攔河壩——將軍翣，高陵令劉仁師對抗權貴並開鑿中白渠，此時還稱“白渠”，但早已有長足發展，後世為了區別多稱“三白渠”。由漢至唐數百年間渠道具體管理情形，限於文獻匱乏之故，不敢臆測。然而到唐代，其管理水平、細緻程度，則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現在敦煌殘卷《水部式》短短兩千字詳細描述了當時的管理情形，使我們第一次看到了引涇渠道的管理情況。
網圖
唐代白渠設專職官員京兆少尹進行管理，也有人通俗地稱為“渠堰使”，職位從四品，品秩遠高於政府都水監河堤謁者，相當於今天北京市水利局局長職級，其職責為：“按部式決洩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雍泉而專其腴，每歲少尹一人行視，以誅不式。《劉公去思碑》
”，
渠道上下各處包括疏浚、堵漏等大小工程，少尹都應親臨現場指導工作，其實就是現在的渠長，只不過由於唐白渠對於京畿過於重要，故而授予較高的品階。少尹之下又有屬官多名，由於品階過低唐《百官志》沒有記載，只不過在水法（水部式）記載每渠首設有水槽處置二人，隨時視察全渠上下，該二人可能就是較為低階的吏員吧。當然在渠道重要節點之處，如洪渠堰、三渠口等引、分水閘處，其職能則賦於屬地縣官專職檢校水利事務，古代的縣令本身就兼有多職，再加上渠道管理也不算額外負擔吧。
有一定地位的官員、吏員屬於幹部身份，他們不會下到渠道里幹一些髒苦累的活計，領導就是進行視察督導的。在渠首洪堰、三渠口及渠系重要位置，還有一般性工作人員，唐代規定在以上部位每處設有丁壯勞力20名、石木匠人12人分班值守，其主要工作就是啟閉閘門、修繕受損渠道、維護雍水壩。這些人的身份相當於今天的正式職工，不過卻沒有工資，按古代正常情形可能就是免租賦或是給予一定田地進行補償。如果碰到涇河洪水或是山洪暴發，造成損失過大，需要更多人力進行修繕工作，可以向上級申請支援，即“任縣申州差夫相助”，再派些人來。
被縣州府徵調而來的算是臨時工，畢竟古代農民本身就要按期服徭役，渠道工作也算是公共工程，只不過服徭役的農民其身份必須是受益的農戶，非受益者沒有理由在渠道里進行工作。這些食利者還可能被徵調他處修個城牆，開挖河道等工作，和普通農夫一樣，成為大唐政府廉價的勞動者。
灌溉效益高低不僅取決於渠口引水能力，渠身的容水量，管理者水平也起著決定性作用，水平愈高，灌溉效益就愈好。由於渠道上、中、下游每到用水季節，需水愈迫切，矛盾就愈大，如不能及時的透過政府法令化解，勢必會造成民間的域性衝突，譬如會發生大規模械鬥等群體性事件。因此就一定與之相適應的法規配套，唐白渠和民渠如後來出現的冶清諸多小型灌溉系統，都不能例外。漢倪寬制《水令》令六輔諸渠以次行水，但具體作法沒有，不過如此浩大的工程，必要有政府認為極其嚴密的做法，否則僅關中平原數十成百萬畝土地，一年灌一遍或是兩遍，沒有組織的景象是無法想象的。只不過到了唐代才有具體文字資料即《水部式》儲存了下來，很可惜由於近代國家的貧弱而被掠奪，現保存於國外博物館。
唐代白渠上、下游之間用水矛盾非常突出，居於上游有許多官宦及豪強大族擁有大量土地，為了讓土地產出更多的利益，通常性做法就是隨意啟閉乾渠上的斗門，或者乾脆自己在乾渠上私自設定斗門，哪裡又管下游農夫有沒有渠水澆地。如果碰到天氣亢旱，渠道引水量小，豪族們就在乾渠裡打壩築堰雍水自澆，根本不放一點水到下游，更過分地還在乾渠斗門上設定了很多的水力機械，使用水力磨面等，使水流白白流淌到河道中去。豪強們日子過得很滋潤，下游老百姓們守著灌溉渠道，田地沒有一點水，卻要向政府交極重的賦稅。據記載高宗時長孫祥上書，由於豪強侵佔渠水使用水力碾磑，導致灌溉面積減少了75%。（原文四萬頃變為一萬頃）
高陵令劉仁師是個硬漢子，對於老百姓極為愛護，他便上書朝廷要開新渠，而上游豪強則怕分渠水損壞他們的利益，於是“上游涇陽、三原豪紳買通術士”說白渠下有唐高祖行宮，不宜在此地興作工程，皇帝是個軟耳朵就讓京兆尹阻止修渠，劉仁師連夜入長安，擋住了丞相彭原公車駕，願血流地面身死相諫，最後才感動了丞相大人，丞相上報朝廷指責術士之言的荒謬，這樣才開始修築新渠。
從唐中期到後期前後120餘年，三代皇帝屢屢下旨取消平碾（水打碨），然而牽扯利益甚廣，屢廢屢興。唐中期制定水利法規《水部式》，以皇帝名義規範行水秩序，增加灌溉效益，幸虧出了幾個強硬的京兆尹及渠堰使，堅持和這些豪強鬥爭。譬如有唐代李元紘將“諸王公權要之家，皆緣渠立磑，以害水田，元紇令吏人一切毀之，百姓大獲其利”；又如李棲筠主持拆毀鄭白渠上的私碾磑；再如京兆尹黎幹開決鄭白渠支渠，拆除所有碾磑。《水部式》已給這些水利裝置套上了籠頭。當然也進行一定的妥協，才使得唐白渠行水秩序趨於正常。
斗門以及斗門以下的管理是渠系最基礎也是重要的部分，唐代最大的貢獻就是國家統一了斗門形制，如大小尺寸，使得渠道灌溉開始規範。開鬥放水之時，要澆多少地畝，放多大的口子，放多長的時間水，都有具體規定，唐代從法規角度最大限度保證讓全渠上下都要受灌溉，必須公平、公正。
唐代行水自下而上，因此下鬥放水，上鬥之長自然也要進行監視，以防止其多用時，多用水，如“諸渠長及斗門長，至澆田之時，專知節水多少。”多澆多用要處罰，如何處罰唐史志無載，但從後世可見端倪，如《長安志圖》錄述的法規記有“違犯官禁作奸者，按情處罰，違犯水法，多澆田畝者，盜用渠水者，渠岸修築不牢者，澆灌不應溉的田地者，破壞渠岸樹木者，無故在三限閘行之者，皆有罪，多澆地者每畝罰麥五斗，若非利戶一石，凡盜水不報或修渠不堅者，罰植樹護岸”。
由《水部式》可知，在唐代對於渠道的官員考評，“其州、縣每年各差一官檢校。長官及都水官司時加巡察。若用水得所，田疇豐殖，及用水不平並虛棄水利者，年終錄為功過附考。”由上文可得以下資訊：每年會對渠長、斗門長進行考評、檢校官員不定期對渠道使用情況進行巡查，以及時發現問題，依據各地禾苗長勢和產出等標準考察渠司官吏。也就是說不不看你如何說，更重要的是看結果，禾苗長得壯實，田地產出多，才可被上級肯定，如果澆地失時，田地歉收，是要被有司處理的。巡察所有發現都要記入個人檔案，在大計之時，有功或過都要予以表彰和處罰。
唐《水部式》的出現說明引涇唐白渠由開始的混亂狀態逐漸走向規範化、精細化管理，也由此推知唐代渠系灌溉水平達到了一個新高度。《水部式》基本是確立後引涇諸渠的管理制度，影響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許多當時確立的水利管理早已形成定例被宋、元、明、清朝沿用，譬如後世“行水之次”（灌溉次序）、“斗門”及“斗門長”、“渠長”，及上下游諸堰“分水”管理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