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我國古代社會性質是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歷程和封建社會發展的歷程，以封建社會發展為主要時間線的我國古代始終在不斷完善中央集權。絕對的中央集權對於個人的精力和時間的要求太高，故在古代社會中，絕對的中央集權是鳳毛麟角的。
相對的中央集權就難免會導致權力的對峙甚至是爭鬥，在古代封建社會制度體系以下，最重要的權力對峙就是皇權與相權的對峙。南宋自北宋以後，文化實力不斷髮展，社會體制也不斷進步，其政治體制對於研究封建社會權力體系都有著一定的借鑑意義。今天姑且淺談南宋權相政治體制，瞭解一下它所蘊含的魅力。
權相政治的具體內容—產生和發展歷程
1。權相政治的產生—應時而生
中國古代社會的起源是奴隸社會，奴隸制社會的爭鬥會傾向於奴隸主的利益糾紛。奴隸主在社會上的比重很小，不代表大比重人民群眾的利益，從某些程度上不僅對於社會整體發展作用不大，甚至會出現妨礙社會整體經濟發展和制度體系的完善。不伴隨社會本身發展的制度終將會被社會本身所傾覆，奴隸制社會終究湮滅於歷史的潮流。
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體制的發展的轉折點其中之二是周朝和秦朝，這兩個朝代的制度體系對於封建社會整體的發展進步是不可或缺的。
周朝的分封制是與後世整體政治制度不一樣的，周朝的分封制並沒有在大體上進一步體現封建社會的權力集中。即使在分封制體系被建立的初期，其伴隨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期望，但是它給予了分封國以巨大的權力，總體上削弱了君主本身的威嚴。不僅不利於君主對於國家整體的控制，也很大程度地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到了秦朝，社會體制和人們的思想都發生了改變。
《史記》載：“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
李斯以此反駁秦朝統一後有臣子提出的採用分封制的建議，也體現了分封制本身存在著巨大的問題。即在分封制採用的後期和末期，各諸侯國所具有的巨大的權力使其軍事實力不斷髮展，已經達到了周天子所能控制的範圍。在這種情況下，繼續採用分封制可能走上老路，英明神武頗有遠見的始皇帝大刀闊斧地改變了政治體系，從分封制改變成為郡縣制，相權正式誕生。秦始皇設定郡縣制，將權力集中，再透過三公的制度減輕負擔，這就出現了相權的雛形。
在相權誕生的初期，其本身並不是代表著一種權力，而是作為一種責任即作為輔助君王治理國家的一型別。但在發展過程中，皇帝本身的精力的有限性增強了相權的影響力，相權正式作為一種在政治體制中舉足輕重的角色出現在了歷史舞臺之上。
2。權相政治的發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權相在其產生之初實際上是依附於皇權而不具有獨立性的，其自主性的不強烈會使其缺少參與國家權力制衡的能力。這種情況屬於皇權的過於集中，權力的集中過度就會導致個人的精力難以完全負擔權力所帶來的責任，即使是皇帝也是如此。這樣就會促進權力的潛移默化的轉移，相權的影響力就逐漸升高了。
自秦朝產生三公以後，相權的影響力逐漸從片面性轉變為多元化，在軍事政治和諫議三大體之下，統治者會選擇將最重要的軍事完全掌握在自身以避免不穩定因素的增多，而忽視另外兩項的重要性。但是英明神武的秦始皇將權力依舊掌控在自身，三公九卿的出現並沒有體現最初權力分化的特徵。
秦末以後建立的漢朝體現了相權的巨大影響力，無論是王莽篡權亦或是漢末州牧的制度的產生，都出現了相權對於皇權的威嚴產生威脅的情況。如此一來，皇權對於相權的約束性過小會導致權力的進一步集中，皇帝逐漸傀儡化，這是統治者本意所不願的，故在其之後的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在盡全力削弱相權以避免再次出現這種情況。
削弱相權的一大有效而副作用小的方式就是進一步分化權力，使代表相權的官吏體系內部爭鬥增多而缺少整體性與皇權制衡的能力。唐朝時期設計三省六部制，對於權利的分化是一種跨越性的進步，它不僅僅分化權力完成了相權的削弱，更是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對於國家政策的實施是十分有利的。在這種高效的制度體系下，唐朝反映的相權並沒有產生威脅到皇權本身的情況，對於後世封建社會體制的重要部分中央集權有著深遠的借鑑意義。
南宋權相政治體制—背道而馳的初心
在宋朝建立初期，宋太祖進一步設立樞密院等一系列機構，在唐代三省六部制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削弱相權。這個舉措對於北宋的權力體系的繁雜有著突出意義的貢獻，導致了權力體系錯綜複雜難以整合。雖然它有利於對權相制度的進一步制衡，但是它大大減弱了政府工作效率，也造成了“冗官冗費”的情況，客觀意義上說具有一定的不可取性。但是在北宋建立初期，總體社會環境穩定，各國之間的紛爭相對較少，故它能夠適應北宋初期的社會體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發展。
到了南宋，國家政治中心南移，國家疆域大幅度減少，宋朝從一個大王朝被迫成為偏安一隅的影響力大大減小的國家。在長江以南的南宋並沒有獲得政治安寧和軍事穩定，反而在與金和蒙古的紛爭中，軍事與政治的聯絡越發緊密。試想，若戰火不斷，政權與軍權依舊界限分明，那麼在相應的決策和政令的推行中就大幅度失去了效率。所以南宋在北宋的基礎之上促成了軍權和政權結合的情況，這大大增加了行政效率，為統治者所推崇。
但是軍政合一的後果就是大大增加了權相出現的可能性，在南宋一朝，宰相獨攬軍政大權，對於國家政治體制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也對皇權產生了一定的威脅。這些權相中，有的勵精圖治，上憂國君，下憂國民，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是有的卻欺瞞國君，剝削百姓，進一步將國家政權推向了深淵。另外，伴隨著時代的發展，守舊不變的政治體制逐漸不再適應社會發展，內憂外患之下，南宋走向了滅亡。
影響—社會航船的風帆或制度體系的流毒
1。正面影響
權相政治體制的出現，進一步體現了在時代變遷和環境改變過程中封建社會自身具有的改善的效能。《宋史》載：“政治日昏，孝養日怠，而乾、淳之業衰焉。”進一步說明權相制度誕生的初期以及其誕生是具有較為積極的意義的，及進一步協助君王處理國家政治。這一句話也明確地將光宗一朝視為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在痛心疾首的同時也對光宗本身的貶低之意可見一斑。
從另一個角度看，光宗患有一定的精神疾病，對於國家政治體制和社會穩定是極不利的，而這也推動了權臣在後宮的支援下擁立新皇。權力的更替必然伴隨利益共同體的交替，新皇的成立必然會反作用於權臣體系，進一步推動國家權力的更新。可以說，權臣體系是有利於國家政治的自我進步的。
另外，權臣體制對於權利的集中是有著突出表現的。在北宋時期，官吏體系複雜，權力分化嚴重，大大削弱了政府工作效率，極其不利於國家機關的發展進步和社會本身的進步。南宋的權相制度將權力集中，大大提高了國家行政效率，對於長治久安和社會穩定是有積極作用的。
2。負面影響
權相體制的出現是權力集中的結果，權力的集中必然伴隨著國家機關整體受到個人主觀影響，這對於國家發展是極為不利的。個人的觀點難免有失偏頗，若是這些不夠中肯或者不夠適應於實際情況的決策具體體現在重要的事情之上，對於一個國家的發展是極其危險的。
《南宋行暮》寫下：“這些臨陣磨槍式的戰爭準備，不能說一無效果，但在因循苟且、貪汙刻剝的政風、吏風、軍風下，其成效大可懷疑”。
不僅僅說明權相對於實際情況缺少了解而作出了不切實際的決策而導致了某些重要的決策出現問題的情況，也進一步說明了權相體制的弊端：權相本身代表的利益體系使其很難完全化地做出對於國家和社會有利的事，即對於與自身利益集團有關的，難免會受到偏好而失去了嚴密的真正有利於國家機關的限制。
在這些情況之下，社會具體反應已經說明了權相體制的發展已經難以合乎社會大趨勢發展了，但是權相體制本身進一步限制了它的改變，進一步促使了固步自封的出現。最終，南宋權相體制伴隨著南宋湮滅在歲月的潮流之中。
總結
權力的轉移和改變是一個國家一個王朝的重要政治事件，這樣的事件對於國家本身有些巨大的影響力。若在短期之中，一種制度的產生具有一定的先進性而被適用，那麼它的發展進步就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如果體制本身不能伴隨著時代發展而變化，那麼它終將影響到社會本身，最終產生不可逆的影響。
參考文獻：
《宋史》
《史記》
《南宋行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