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7年，大宋第五位皇帝宋英宗駕崩，年僅十九歲的宋神宗繼承帝位。神宗雖然年少，但他卻有著同齡人不曾有的抱負和志向：富國強兵，振興大宋，一改幾十年來積貧積弱之局面。

然而，放眼朝中，皆是一群因循守舊，不思進取的頑固官員，能夠住他實現抱負的人並不多，但王安石算一位。於是乎在神宗即位後的三年中，王安石從江寧知府升遷至當朝宰相，朝中也因此迎來一席除舊革新之風。

當然，變法並非兒戲，前朝范仲淹之慶曆新政夭折的教訓尚去不久。王安石也深知變法之路任重而道遠，阻礙重重。鑑於此，為了堅定變法的信念，他提出了“

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

的變法原則。而這三不足的原則也是其變法道路上所面臨阻礙的真實寫照。

天變不足畏，頑固派以封建迷信作護盾。

孔子曾在編著《春秋》時，將自然界所出現的地震、山崩、彗星、日食等反常現象以及嚴重的自然災害都加以詳細記載，並且把這些自然界的反常現象與統治階級的政治事變聯絡在一起。而到了西漢，著名儒學家董仲舒出於政治的需要乾脆將這種論斷合法化，提出了所謂的“天人感應”思想，歷代皆為推崇。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

正是如此，在王安石推出新法之初，以官紳豪強為代表的大地主階級以及朝中頑固保守的官僚大臣皆搬出“天變”之說來恫嚇年輕的神宗皇帝，以此阻止新法推行。

如宰相富弼對神宗說道：“

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幾矣。

”御史中丞呂誨更是在彈劾王安石的奏章中說：“臣究安石之跡，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濁。”這幾乎代表著朝中絕大數守舊派的心聲：新法有違天命，必須停止。

而面對守舊派以封建迷信的“天變”論來阻礙新法實施的言論。王安石早有準備，他反駁道：“日月星辰陰陽之氣，山川丘陵萬物之形的變化皆有其規律，並且可以透過資料推理而加以解釋。所謂“天”“地”“人”之間並沒有必然聯絡。”

人言不足恤，頑固派的輿論壓制。

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是“富國強兵”，強兵我們暫且不議論，先來談談富國。所謂富國，一方面是指中央政府在財政方面的充裕，另一方面是廣大百姓經濟收入的提高，在封建農業經濟社會，中央財政收入絕大部分是仰仗農業稅收，而在當時的宋朝，由於土地兼併問題的日益加深，國家的財富絕大部分是掌握在那些大官僚大地主的手中，這樣一來便形成了一個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的局面，佔國家總人數比例較大的農民階級所掌握的財富遠不如佔少數的大地主官僚階級，如此一來，國家稅收收入也難以上升。

所以，要實現富國的既定目標，王安石在變法中首先要做的便是那些小地主和農民免受大地主大官僚的兼併蠶食。然而，這又不免觸碰到了這些既得利益階層，作為這一階層的代言人官紳士大夫們必然會站出來大吵大鬧以士抗議。

當然，王安石對於這些“人言”採取“不足恤”的態度，是針對那些站在官紳豪強大地主的立場上堅決反對變法的迂腐儒士的言論。而對於他們以外的言論王安石一是尊重，二則積極訪求。每當推行一種新法之前，他都會廣泛徵求官員和農民的意見，並明確規定新法只有在“民無異詞”的情況下才能實施。

祖宗不足法，頑固派對宋朝家法的堅定維護。

孔子在魯國時，曾一再提出“從周”“繼周”認為一切都要遵守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所規定的成法。而孔子的這些言行和做法卻成為了後世儒生們“法祖”“守舊”反對變法革新的理論依據。

如司馬光在嘉佑六年向仁宗進言時提到：“

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饞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

到王安石變法時，守舊派的代表人物司馬光更是直接向宋神宗提出“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言論，文彥博則當面對神宗說道：“陛下即位以來，勵精圖治，而人情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以來法制未必不可行”。

朝中這些守舊派的代表人物之所以竭力維護祖宗之法，一方面是守傳統儒家“敬天”“法祖”思想的支配，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則是藉此維護守舊派階層在政治上的既得利益。

鑑於此，王安石則提出“法先王之政”的口號，並加以解釋說明所謂“法先王之政”是指“當法其意”，也就是“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使其能適合於當前的“所遭之變”和“所遇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