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紀末起，為俾斯麥作傳就是德國曆史學家孜孜不墜的傳統，儘管恰如Otto Pflanze所言，透過書信、演講、備忘錄呈現出來的俾斯麥形象往往要比典型傳記的描述來得複雜得多，但或許正是出於俾斯麥本人和20世紀德國曆史共同的曖昧性，傳記編篡中的俾斯麥才得以在100年間始終保持自己鮮活而又善變的面目。
關於俾斯麥的史學傳統始於一種未完成的使命感。自19世紀五六十年代起，德國史學界就普遍存在呼喚一位政治強人拯救德國的傾向，儘管這一傾向到80年代有所減弱，但史學界對俾斯麥整合國家的功績並無二詞。在俾斯麥打擊國內自由主義時，明顯傾向自由派的羅馬史大家蒙森仍對俾斯麥的鐵血事功滿腹崇敬，而到19世紀末，俾斯麥本人終於落地成文之時，撰寫英雄史詩和帝國榮耀的感召，絕不可能在史家之中斷然消失。
在這一背景下，不難理解為何19世紀末出現的早期俾斯麥傳記大致雷同，而它們書寫俾斯麥方式的差別，也僅僅源於史家對俾斯麥塑造的德意志應被界定為“大陸強國”、還是“世界強國”的分歧。前一派作者以西貝爾（Heinrich von Sybel）、特勒齊克（Treitschke）等官方史家為代表，他們依託官方性質的《歷史雜誌》，著力將俾斯麥塑造成國王的一名勤懇公僕，後一派作者如Lenz、Lehmann則在前一派的官方基調下深化俾斯麥建國功績的潛能。對西貝爾和特勒齊克而言，俾斯麥只是霍亨佐倫皇族締造帝國偉業中重要的一部分，相較於德意志，普魯士及其皇族正統才是被揀選完成這一程序的中心。因此，在其七卷鴻篇《威廉一世建立德意志帝國史》中，西貝爾不僅宣稱普魯士沒有主動挑起三次王朝戰爭，他更始終緊扣威廉一世的敘事主線、而令俾斯麥潛隱幕後。
儘管這層君臣藩籬到1914年始終是兩派史家均未曾逾越的正史音調，但無論是Lenz還是Lehmann，將統一的德國視為未來世界強國的“大德意志”派都更遠離前者的普魯士中心視角。Lenz和Lehmann都曾參與過俾斯麥領導的對外戰爭，對這位鐵血統帥的景仰早已浸潤心靈深處。他們一方面宣稱接續蘭克的史學傳統，以政治史的客觀事實量度俾斯麥的現實事功，另一方面則透過連線俾斯麥與路德的新教背景，將德意志自發蒙至成型的演進視為新教精神於地上的行走。
“大德意志派”的俾斯麥撰述因為兼採實力政治的冷酷和救贖歷史的熱望，迅速成為20世紀初帝國掌舵人測度政治氣候的絕佳風向標。1914年8月，就在威廉二世準備發動大戰之際，德國史家迅速為俾斯麥批上了灰色軍裝，俾斯麥回憶錄《思考與回憶》也成為史家破解危局的思想地圖。回憶錄的編輯者之一Horst Kohl出版了一份面向德軍士兵的俾斯麥軍事思想手冊，Lenz的好友Marcks則基於前俾斯麥在回憶錄中對俄國的分析，指出吞併中歐以抵禦東方的可欲性。儘管一戰的結果證明，但魏瑪民國的成立，並未停止“大德意志派”俾斯麥中心的德意志經略圖景，相反，它已儼然與帝國夢想一起成為德國人的鄉愁。
20世紀20年代的俾斯麥研究繼續“大德意志”派發掘的“相之兩面”思路，開始將俾斯麥事功與精神的分析轉至其外交政策和個人好惡。Rothfels等人對俾斯麥1870-1880年對外政策分析開始強調其在鐵血之外的審慎與智慧，而對俾斯麥個人性格的研究則在其反天主教形象上側重勾勒他與社會主義者乃至猶太人的不懈鬥爭。同時面向過去與未來的俾斯麥形象，在這一時期被演繹到極致。20年代最受歡迎的俾斯麥傳記作者Emil Ludwig用詩化的語言將俾斯麥的一生描繪為浮士德式的人物，而伴隨著希特勒1933年上臺，強力政治的浪漫主義終於迎來了20年來的頂峰。
儘管希特勒及其黨徒並不喜歡這位容克老人在戰略上的謹小慎微和政治上的階級立場，但“大德意志派”的歷史解釋對渴望繼往開來的他們來說仍然奇貨可居。而對大多數經歷了近三十年變故的德國曆史學家而言，魏瑪民國不過是兩個德意志帝國程序之間短暫的停頓，因此隨著1934-1942年德國吞併鄰國逐一成功，俾斯麥的事蹟一方面被宣傳部門頻繁搬上銀屏，一方面則為受命撰寫“新德國曆史”的Marcks等人視作希特勒偉業的前定調和。1942年上演的電影The Dismissal借俾斯麥之口恰如其分地表達了這些闡釋者的共同心結：“我的使命已經終結，但這只是個開始。何人能了卻我的志業？”
無論如何，希特勒顯然不是一個好的繼承者。僅在電影上映數月後，德軍就在斯大林格勒受困。宣傳部門立刻禁演了這部電影，因為在劇中的某些片段，俾斯麥反覆警告皇帝：貿然與俄國開戰必將導致德國的失敗。立法者一語成讖，闡釋者只能失語。如何在希特勒之後書寫俾斯麥的歷史？這已成為困擾戰後德國史學家的共同問題。
二戰結束後，諸如Eyck等一度推崇俾斯麥的作者此時開始指責俾斯麥對自由、民主、法治的玩世不恭，在《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一書中，他甚至試圖全盤否定1862年之後的德國史，而俾斯麥則無疑應為德國的歷史悲劇負責。蒙森和A。泰勒雖然力圖從凡人眼光對俾斯麥進行去政治化的解讀，但基於成長背景勾勒出來的“凡人與政治家”的形象，仍然帶著作者“忍不住”的道德關懷，“同情地理解”也至多限於這位馬基雅維利主義的現代傳人無上的事功與無奈的處境之間。伴隨60年代德國批判史學的興起，史家對俾斯麥故事的講述更徹底撕去了傳記史學不曾泯滅的知人論世傳統，以韋勒《德意志帝國》為代表的一批史學著作轉而剖析俾斯麥時代的社會結構、經濟基礎。在社會學理論與實證資料化合而成的福爾馬林中，戰後對俾斯麥的反思以其面目的社會科學化走到了極致。
不過，似乎正如過去永遠尾隨著當下，自覺的理性化也無法輕易剔除人們歷史記憶中的克里斯馬。伴隨1989年聖誕節響徹德國上空的《歡樂頌》，Pflanze、Gall、Engelberg等俾斯麥研究者在80年代的傳記寫作和他們對批判史學的質疑，再度點亮了戰後平淡的俾斯麥撰述。和百年前的史家不同的是，新一代俾斯麥研究者不再擁有皇室榮譽頭銜和麵對星辰大海時的激動，1990年的德國，也不再是“大”“小”二字就能權界衡量的精神現實，不變的是，貫穿俾斯麥形象百年流變的“德國問題”仍將與這位凡人與國父、惡魔與聖徒一起，在他們身邊低沉耳語。
弄潮者與尾隨者——俾斯麥與德意志民族主義
整理自：Bismarck and German Nationalis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60， April 1955
作者：Otto Pflanze
納粹德國給世界帶來的巨大災難，使關於德國曆史的不少成見再次面臨拷問。其中，俾斯麥與德國民族主義的關係，無疑是希特勒時代之後的歷史學家無法迴避的問題。
由於俾斯麥曾先後效忠於普魯士和德意志，二戰前後的研究者對他的民族主義傾向做出來完全不同的認定。其中一方以戰後學人Becker、Meyer為代表，認為俾斯麥自1851年起就始終持有強烈的德國民族主義情緒；另一方則由第二帝國時代的半官方史學家Lenz、Marcks組成，他們將1866年普奧戰爭的爆發視作喚起俾斯麥德意志民族主義情結的轉折點。
然而，論者雙方似乎都忽略了“民族主義”在俾斯麥個人及其締造的德意志帝國中進展的複雜背景。對俾斯麥來說，“民族主義”不僅是超越普魯士視閥、光大德意志民族國家的熱望，同時它也是一把政治上的雙刃劍。直觀的教訓來自1848年革命，這場以取消德意志境內封建專制為旗號的革命，同樣具備泛日耳曼主義的民族色彩，但它的矛頭卻直接危及君主政體與現存秩序，而在同時期內，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國平民對議會和共和黨人的成功打擊，也證明了民族主義完全可以成為政治家維持國家秩序的工具。
事實證明，早在普魯士時期，俾斯麥就對“民族主義”的兩面都有清醒的認知。為確保普魯士在德意志境內的領先地位，俾斯麥常常將民族主義視為可欲的手段。1862年普魯士邦議會在軍事改革問題上拒絕合作，已使他敏銳地意識到統合群眾、抵禦議會的重要性。而在1866年籌備對奧地利的王朝戰爭時，他更多次以德國民眾的怒火警告法俄兩國，倘若德國內部事務受到外人干涉，德意志人將不惜複製一場1848年革命。
不過，相較於1866年後俾斯麥對民族主義的例行運用，普魯士時期俾斯麥掀起的民族主義潮流只能算是曇花一現。無論是統一前邦內的議會鬥爭，還是統一後紛亂交疊的王國衝突，都要求俾斯麥更為頻繁地動員民族主義。自1815年起，普魯士內部就存在保守與自由兩派的衝突，即便王朝戰爭的勝利增長了普魯士的地位，但漫布普魯士的保守貴族仍力求保持50年前的分封體制，而同時要求民族統合和政治自治的自由派此時風頭仍健。對俾斯麥而言，單一國家和封建狀態都將令帝國陷於內部爭鬥的無盡泥潭，而後者無疑是更可怕的噩夢，因此，唯一的出路在於利用自由派的民族主義傾向，一方面抵禦普魯士特殊主義、一方面實現皇帝與群眾的聯姻。為此，俾斯麥一手與國家自由黨聯合組閣，並在1871年發起的“文化鬥爭”運動中打壓與普魯士邦關係密切的天主教中央黨，同時，他從邦議會和行政機構手中奪來了普魯士總參謀部的指揮權，這不僅讓俾斯麥得以掌控一部分帝國軍務，更重要的是，威廉一世及其軍隊和全德統一也由此象徵性地聯絡在一起，成為填塞普魯士主義者口舌的正當理由。
這一時期俾斯麥對民族主義的運用成功消解了帝國內部的分立主義傾向，但對此時的俾斯麥來說，民族主義仍然是政治工具，而非個人信念。直到70年代末，帝國國會中的自由派取代分立勢力、再度成為君主秩序和鐵血政策的大敵時，俾斯麥本人的“德意志民族主義”傾向才初現端倪。在政策上，他重組了保守黨並謀求與天主教中央黨的和解，同時，他開始親近由各邦君主代表組成的聯邦參議院，並透過參議院手中的立法權回擊國會謀求更多執行權的努力。在針對國會異己者的演講中，俾斯麥更是屢屢以超黨派的立場自居，他聲稱自己是為“德意志民族整體利益”與各黨派鬥爭的代表，而那些“違逆德意志皇帝與人民神聖意志”的反對者，則被他叱為“國家與民族的公敵”。
儘管這些說法看起來更像是一名老練政客的冠冕之詞，但從中流露出來的忠君事國之意也堪稱這位容克貴族對“民族主義”的由衷體會。事實上，如果翻閱俾斯麥卸任後的演講與談話，我們仍能看到大量類似的詞句：“我認為，培養強健自豪的民族情感，讓我們的後輩銘記德意志的光榮，正是我們的神聖職責”、“使德國青年人具備我們這代人共有的民族政治意識，是德國教師的光榮成就……”
或許我們應當承認，20多年來為俾斯麥反覆使用的民族主義語言確有部分出自真心誠意，因為沒有人能在如此長的時間裡偽裝成一名民族主義者而不自知，即便是俾斯麥這樣的現實主義大師，況且正如前文所示，俾斯麥忠君事國的榮譽感和執拗的宗教信仰不僅意味著他與“德國”傳統性格相當的一致性，對一個並非由單一民族構成的帝國而言，“德意志民族主義”本身也不可能脫離對王朝的忠誠。從這一角度看，俾斯麥固然不是文化意義上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因為在“德國”特殊的歷史境況下，這位出身普魯士容克階層、作風保守的政治家很難像那些浪漫主義作者一樣將國家理解為一個文化有機體。但就政治而言，他無疑篤信一個具備君主權威、貴族特權和軍事傳統的德意志國家，對俾斯麥而言，這些元素不僅是他政治生涯的核心追求，還是他本人的民族情感最切實的立足點。
儘管相比後來的第三帝國，俾斯麥本人的民族主義情感和他對民族主義的運用均屬節制，但他留下的民族主義、個人統治與軍國傳統也為德國後來的歷史悲劇埋下了伏筆。和梅特涅、卡斯爾雷一樣，他篤信歐洲必須依靠五大力量共同維繫，而後人卻運用他的遺產兼併了奧地利、進入了巴黎；他不是種族主義者，堅持唯有兼得日耳曼人的雄才與斯拉夫式的柔和，國家才能融洽穩固，但後人只記住了他的雄心，卻忘了他的精微；他本質上憎惡極權，因為他知道無論是君主、還是群眾的暴政，都會顛覆這片容克貴族世代棲居的土地，可他多半想不到，後來者中，早已不剩幾個貴族。
牛氓對巨獸——尼采反俾斯麥
整理自：Nietzsche and Bismarck， The Historian， Vol。 29， August 1967
作者：Theodor Schieder
將“權力意志”的代言人尼采與鐵血宰相俾斯麥相提並論早已不是新鮮事，以現代德國極權主義的兩面打量尼采與俾斯麥也已堪稱老生常談。但即便是這兩位氣質相似的同時代人，缺少分辨離析便潦草構築的觀念巨鏈，仍然失之簡化。
並舉俾斯麥與尼采的學者通常不會告訴我們：儘管俾斯麥自始至終在尼采的著作與書信中出現，但俾斯麥卻從未留意到這位非主流哲學家的存在，況且，尼采在其早年對俾斯麥的評價並非一貫正面。
尼采首度提到俾斯麥是在1866年，那時，他不過是個在萊比錫大學就讀的22歲男生，而作為普魯士宰相的俾斯麥則正在發動一統德意志的大戰。在一封寫給朋友的信中，尼采對俾斯麥的這場“賭博”大加讚賞，而在兩年後的另一封書信中，他又寫道：“閱讀俾斯麥的演講稿，就像品味一杯烈酒。”
不過，這似乎也就是年輕的尼采褒揚俾斯麥的全部。接受叔本華哲學後，尼采開始將國家視為化育天才的至高居所，相形之下，“所有其他的事物都不過是工具和輔助”。在尼采看來，新的德意志應當具備超越市儈氣息和德國疆域的文化使命感，而1871年建成的新帝國不過是在政治上統合了德意志的版圖，它從未賦以德意志的藝術與哲學應得的全新形式。為此，尼采甚至與瓦格納決裂，因為本著他的想法，瓦格納與新帝國的藝術合作無疑是一次恥辱的精神背叛，在《歷史的用途及其濫用》與《不合時宜的沉思》中，他大力鞭撻布林喬亞式的市儈庸人，並譴責普法戰爭帶來的文化頹喪，在他眼中，瓦格納不僅背叛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他已經臣服於新帝國庸俗不堪的文化氛圍。
尼采同時注意到了俾斯麥為新帝國帶來的政治變易。他敏銳地發現，19世紀70年代的俾斯麥之所以確立立憲國體根本上是為了與民眾達成妥協，並隨之延續一如既往的憤怒，對現代民主進行一番諷刺挖苦。而伴隨著俾斯麥在80年代對傳統歐洲王朝秩序的維繫和對國內社會主義勢力的打擊，尼采的哲學立場也發生了更為激進的轉變。除了對機取政治和勢利人類的痛恨，尼采斷言：虛無主義時代已經到來，倘若不能借此良機對歐洲文化的一切價值意義予以重估，它將迎頭撞上自己的死期，而重估的方式不是藉助超然現實的價值沉思，唯有依靠統治與引導行動，虛無主義才能挽救虛無本身。
有趣的是，雖然尼采在25歲以後對俾斯麥就鮮有讚揚，但80年代忙於與社會主義鬥爭的俾斯麥對“虛無主義”有極為相似的看法。在俾斯麥眼中，“虛無主義者”是那些熱衷政治謀殺、目無上帝君父的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在1884年的一次演講中，俾斯麥斷言：我們時代的社會主義者無不是虛無主義者，他們本質上要求的是一種劣人對良人的統治；與之相似，尼采不止一次用激烈的口吻斥責所謂平等理念不過是蠢貨和末人手中的暴政。
不過，與俾斯麥惺惺相惜地抨擊弱者，並不意味著尼采會就此將這位反社會主義政客視作真正的強者。在1881、1882年寫成的《朝霞》和《快樂的科學》中，尼采對俾斯麥夥同新帝國勾結瓦格納、頹敗德國文化的“孽債”仍舊耿耿於懷，他質問並嘲笑那些全身心追隨俾斯麥心智的人們，像這樣一個馬基雅維利式的現實政客，究竟體現了什麼高貴的德國品質？在暴風驟雨般的尼采式拷問下，這些“俾斯麥主義”者被尼采迅速歸結為汲汲於“小政治”（Kleinpolitische）的食利者，他們沒有自己的頭腦，因此只能在強者身後亦步亦趨；而俾斯麥儘管擁有擺脫“小政治”的鐵與血，但他本質上沒有開創“大政治”（Gro？politische）的精神養分，因為“大政治”在尼采看來，不是應付瑣屑世事的算計，更不是以民族為由隔絕與歐洲各國的聯絡，1886年尼采在《超善惡》中宣告：在瑣屑的政治笑劇過去之後，下一個世紀將是歐洲為統御世界進行文化與政治鬥爭的“大政治”時代。
毫無疑問，尼采自19世紀70年代以來對俾斯麥的多重批評，已使二者的距離越來越遠，尼采心目中的未來時代圖景，也不再有俾斯麥的一席之地。同樣是在《快樂的科學》裡，尼采將拿破崙視作唯一符合自己期許的“超人與野獸”，而此時的俾斯麥在他眼裡，不過是個降生於“昨天的昨天”的凡俗英雄。確如尼采對歐洲危機緊迫性的預料，1887年1月，老邁的俾斯麥在例行國會演說中警告：在東西兩線強敵環伺的情勢下，“德意志帝國已經走到了它歷史上最危急的時刻”。可無論來自東方沙俄的威脅有多麼緊迫，這位被尼采視為庸才的首相都不可能蠢到步拿破崙的後塵。
同年6月，這位視德國和平為生命的戰略家最後一次主持簽訂了俄德“再保險”條約，而大約在同時，尼采《權力意志》一書的草稿也潤飾完畢。同為人生中最後的努力，前者一如既往地希望保守歐洲近一個世紀的和平，而後者則看到了一切堅固之物崩塌的前奏，冥冥之中，它似乎喻示著，這兩個平行的靈魂之間偶然發生的故事很可能即將走向註定的結局。隨著尼采的精神狀況日趨惡化，俾斯麥在他心目中已逐漸成為揮之不去的死敵，戲劇性的結尾發生在1888年12月1日。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尼采如痴如狂地寫道：“為避免我這本新作（《瞧！這個人》）的出版引來燒身之禍，我希望出版社寄一份我的書稿給俾斯麥親王和年輕的皇帝，我會在書稿裡附上一封宣戰書。”
沒有人知道尼采究竟是在認真地宣戰，還是隻是又說了一句瘋話，事實上，也沒有人太認真地對待尼采這句“戲言”：文化對政治、哲學對帝國、超克對保守、“尼采對俾斯麥”。或許是因為他自《不合時宜的沉思》以來對俾斯麥一貫濃郁的戰意，也許是哲學家與君王數千年來永不休止的爭吵已經太沒新意，這場在尼采看來勢在必行的決戰沒有得到響應。但如今，已然實現一體化的歐洲和仍為現實主義法則支配的世界似乎也提示我們：也許正像巨獸與牛氓，真正能在現實政治中搏鬥求生的偉大人物，永遠逃避不了另一個同樣戰鬥不息的文化個體勇敢而執著的凝視。
凱撒主義與政治侏儒：馬克思？韋伯論俾斯麥及其政治遺產
整理自：Max Weber as a critic of Bismarck，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29， May 1998
作者：Peter Baehr
馬克思？韋伯對政治科學概念的諸多貢獻如今已是耳熟能詳。不過，這位曾寫下《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並參與制定魏瑪民國憲法的德國學者關於俾斯麥的探討，目前仍是鮮為人知。在卷帙浩繁的韋伯著作中，俾斯麥的形象一直與“凱撒主義”這一形容專制政體的概念緊密相關。而理解這一概念在韋伯思想歷程中的全貌，尚待來自文字和語境的雙重透視。
1884年，時當弱冠的韋伯在給其舅父鮑姆加登的一封信中首度提到了“凱撒主義”一詞。顧名思義，“凱撒主義”喻指群眾多數與政治強人結合而成的專制統治，從1850~1917年，這一概念在德國政治話語中具有重要地位，而韋伯對這一併不陌生的概念的興趣也始終無法脫離俾斯麥時代的政治語境。在信中，韋伯回顧了剛剛結束的帝國國會選舉，在俾斯麥的授意下，此次選舉首次賦予全民以普選權。俾斯麥自信，他在70年代對反天主教情緒的成功駕馭和社會保障體制的引入，必將保證容克政黨在選舉中贏得民意，但始料未及的是，社會民主工黨的國會議席反而憑此契機翻了一倍。對這場不言而喻的政治失敗，年輕的韋伯寫道，“俾斯麥的凱撒主義”錯誤地將普選權當成了自己的特洛伊木馬，它只會扼殺普選權本身的平等意涵。
就長時段而言，韋伯對普選權自身價值的認可在1895年的弗萊堡演講和後來的政論中都有體現。儘管此時我們很難斷定，年輕的韋伯是否像他的遺孀瑪麗安娜後來說的那樣懷疑平等本身的價值，但考慮韋伯後來對普選權的正面論述，在趨向保守的家庭氛圍下，韋伯借普選事件提及“俾斯麥的凱撒主義”，很可能只是出於一名少年老成者對僭主政治和民粹主義趨向合流的擔憂。對韋伯而言，重要的不是消極性的政治權利，而是為權利而鬥爭的政治階層是否具有相應的政治能力，在普羅大眾仍是缺乏教養和抱負的市儈階層時，政治領袖出於黨派利益而施以的恩惠，很可能會導致統治者的擅斷、議會的散漫和民眾無節制的政治激情。
思想發生時刻的判斷延續到了韋伯的壯年時期，時勢的變易和閱歷的增長令韋伯對“凱撒主義”的思考得以更進一步。從離職到逝世，俾斯麥的形象已逐漸與其本人分離，關於俾斯麥本人功績的傳記編篡和官方宣傳大有使之神化之意。此時，韋伯的觀察已不僅限於俾斯麥現實政策的政治癥結，而是深入到正在興起的“俾斯麥神話”對德國社會的影響。韋伯在世紀之交的一篇政論中寫道，被神化的俾斯麥不僅表徵了德國對實力政治自上而下的迷戀，更重要的是，他令一個習於偉人統帥的民族徹底放棄了自己的政治智慧，轉而依賴受到高度曲解的領袖的遺志，其災難性後果就是議會的軟弱無能和國家領導階級自主意志的消沉。
此時的韋伯事實上已經發現：“凱撒主義的俾斯麥形象”和“俾斯麥的凱撒主義”雖然不是同一時空內產生的兩種現象，但二者在細微的差別之間，其實受到同一種力量的驅動：它在觀念上凝結於仰靠君主的兇猛與機詐就能生存的哲學，在政治上則表徵為介於寡頭和平民之間的中等階級普遍的政治不成熟。“凱撒主義”真正令人擔憂之處，與其說是民粹與暴政對清明慎斷的欺凌，毋寧說是“借君主之名、行黨派之利”引發的精神桎梏和政治侏儒病。儘管在1918年編訂的《新秩序下的德國議會與政府》一文中，韋伯一改20年前的口徑、轉而讚揚了國家自由黨領導資產階級逐步獲取與德國領導階級相稱的成績，但事實證明，無論是該黨締造國家銀行的努力、還是其加強議會民主的舉措，都沒有從根本上獲取對帝國行政系統的支配地位。
那麼，除了對政策、觀念與機構的持續影響，“凱撒主義”在總體上又有何特徵，以致其慣性竟為後人無從駕馭？1918年，已經接近生命盡頭的韋伯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儘管典型韋伯式的型別學語言令這個答案多少顯得略為生硬，但透過韋伯為“凱撒主義”羅列的幾大標誌，我們仍能從中發現俾斯麥遊弋的身影：首先，凱撒主義領袖有兩種生成方式，或是憑藉軍事才能獲取軍方支援，或是透過非間接選舉的途徑贏得大眾擁躉；其次，由於代表平民的直接意志，凱撒主義領袖和議會與傳統王室將始終處於緊張關係；第三，凱撒主義只有在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才有可能誕生。俾斯麥不僅完全符合這些標準，就韋伯而言，這些標準也與他早年對俾斯麥的看法具有連續性。韋伯在理論上對“凱撒主義”進行界定的關鍵在於，由於缺少正當性憲制的權力產生基礎，作為一種統治者型別的“凱撒主義領袖”既無法被化約為傳統型統治，也無法被法理型統治馴服，在君主制下的憲政秩序尚未崩塌、平民民主又逆勢來臨之際，這類在秩序內部應運而生的領袖雖多少具備偉大人物的感召力，但無論如何也無法與起於草莽、歸往廟堂的克里斯馬型領袖享有同等的正當性。
正如名義上隸屬霍亨佐倫家族的俾斯麥事實上掌控了整個帝國，這些才行卓絕、動容天下的“凱撒主義領袖”永遠只是寄居於傳統正當性中的遊魂。而當遊魂最終散去，身體只會繼續追隨它的感召，而忘記了自己如何正常而健全地行動。對韋伯而言，這既是俾斯麥為德國留下的阿喀琉斯之踵，又是俾斯麥憑其雄才大略締造德意志以後，德國知識分子必須用理智和真誠予以直面的問題，正如他自己在偉大政治家身上看到的那樣：
“政治是件用力而緩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時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歷史經驗都證明了一條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執著地尋覓這個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領袖才能做這樣的事，他不但應是領袖，還得是十分平常意義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領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須使自己具有一顆強韌的心，以便能夠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