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1年是太平天國金田起義170週年。澎湃新聞·私家歷史與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劉晨共同邀請國內外學者撰寫系列稿件，向讀者介紹“太史”研究的新方向、新成果，也希望對相關研究有所助力。
十字架與龍
“龍將要被廢止，在這個遼闊的帝國裡，基督將會成為唯一的王和崇拜物件。”
1832年，當德國傳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寫下這段雄壯的話語時，他並不是在講述一個在當時看來已經近在眼前的美好前景，相反，面對多年以來都舉步維艱的傳教困境，他更多的是在表達一種執著且狂熱的宗教激情。
另外，一些傳教士如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認為，中國人的一般性格是漠視宗教的，他們關心的更多的是金錢和權力，而不是哪一種宗教儀式。除了祖先崇拜，沒有任何一種儀式擁有足夠的約束力讓人願意為之戰鬥。誠然，中國人對宗教的期待通常表現為祈求豐收、排除災害、社會太平、闔家幸福、身體健康、已故親人安逸等，這些世俗化的需求，讓中國人既富於宗教情感，又淡於宗教信條，只要是能夠滿足上述需求的宗教信仰、儀式規範，皆可奉行。在強調一神崇拜的基督徒看來，對其他宗教信仰的寬容，就是對自身信條的冷漠，因此他們很難接受中國人的這種混合主義的宗教態度。中國人的宗教情感儘管十分豐富，對於基督教的傳教工作而言，卻並沒有為傳教士們帶來多少幫助。
另外，從郭士立的那段話中，我們還可以解讀出另一個資訊，那就是基督徒們普遍認為，基督的十字架要在中國大地上真正樹立起來，必須廢除中國的皇帝。也就是說，十字架和龍，在這裡是一組對立的概念。
皇帝，不論是在中國還是西方的歷史上都是一種半人半神的存在，一個崇拜物件。在古羅馬帝國時期，所有羅馬公民，不論你隸屬於哪個宗教組織，都要在特定的時間向羅馬皇帝宣誓效忠。任何宗教自由，都是以效忠皇帝為前提的。這其實是一種比較寬容的宗教政策了，而且所謂的效忠儀式也十分簡單：每一名羅馬公民，每年至少要有一次去凱撒神廟裡敬香，並且說“凱撒是主”這樣一句誓詞，然後神廟會給他一份證書，證明他確實履行了這一效忠儀式。在此之後的時間裡，這個人可以隨意敬奉他所崇拜的其他神靈，只要不影響公共秩序。
但是在中國，皇帝與其他崇拜物件之間的關係更為複雜、敏感一些。
基督教自唐代進入中國之後，主要又經歷了三個傳播階段——元代的也裡可溫教階段，明清之際的天主教階段以及近代的新教階段。在每兩個階段中間，基督教都有一段和中國皇帝“分手”之後的“傳教空窗期”。在空窗期裡，基督教在中國或者完全消失，或者處於秘密傳教的狀態，影響力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不必追溯太過古遠，時間僅倒退至16世紀。1552年，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孤獨且無奈的死在荒無人煙的上川島上。22年後，範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終於醒悟，滲入中國的唯一辦法就是放棄中國教徒的葡萄牙化，而代之以外國傳教士的中國化。這種中國化的傳教策略定型於利瑪竇（Matteo Ricci），最終伴隨著17-18世紀的“禮儀之爭”而遭到放棄。1721年，羅馬教廷釋出決議，正式禁止中國信徒祭祖祀孔。被激怒的康熙皇帝下令：“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在康熙帝的嚴令下，許多入教的中國人必須在西方天主和中國皇帝之間做出選擇。而絕大多數人都選擇了服從皇帝。從此，天主教的在華傳播完全轉入地下，直到19世紀中葉，才與基督新教一起，在帝國主義的槍炮掩護下重新公開進入中國的土地。
到這裡為止，我們可以先做一個簡單的總結，那就是十字架/基督教與龍/中國皇權之間的關係好壞，基本上決定了十字架能否在中國的大地上樹立起來。
郭士立與漢會
前文已述，基督新教開啟了基督教在華傳播的新一階段。基督新教發端於16世紀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從天主教體系中分離而來。為了更好地傳播上帝的福音，新教的在華傳播在傳教策略上與天主教等教派有著明顯不同。這些不同主要體現在：
一、基督新教的“聖經至上論”強調個人對《聖經》的體驗和信仰，從而擺脫宗教權威——尤其是羅馬教廷對信徒的影響和束縛。因此新教致力於幫助所有人有機會閱讀到自己能夠理解的聖經版本，也就是聖經的漢譯工作對於基督新教而言至關重要。
二、由於基督教無法再單純依靠宗教層面的感化來收納中國信徒，他們於是更加緊密地藉助西方列強在政治、軍事方面的強制力來幫助自己傳教。
三、新教自身在具體的傳教策略和手段措施上也更加務實，更注重在平民當中傳教，並且將口頭宣教和大量散發傳教書籍材料相結合。
1807年，倫敦傳道會（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華，是為基督新教來華傳教第一人。從1807年到1834年，除了中途回國的三年外，他堅持在華傳教二十多年，由於清朝的禁教限制，二十多年間也只洗禮了五名信徒。從這個可憐的數字上來講，馬禮遜的傳教事業似乎很不成功，然而倫敦傳道會派遣他來中國的任務本來就並不是要大量發展教徒，他的主要任務有兩個：一是翻譯聖經，二是編撰一部英華字典。這兩個任務，顯然與上述的新教傳教策略相貼合，其作用是為更大規模、更深程度的傳教奠定基礎，可謂是“深謀遠慮”。
在這項計劃的運作過程中，馬禮遜和米憐（William Milne）培養出了中國的第一位華人傳教士——梁發。梁發是基督新教裡面第一位與太平天國產生關聯的人物。他自入教之日起就在傳教方面十分賣力，創作了多本中文傳教小冊子：《救世錄撮要略解》《熟學聖理略論》《真道問答淺解》《聖經日課初學便用》《勸世良言》《祈禱文贊神詩》。
郭士立，中文名又譯郭實臘、郭實獵等。在泰國曼谷傳教期間，他認宗了當地一家祖籍福建的郭姓華人家族後，為自己起名郭士立。在成為一名正式的海外傳教士之前，郭曾被荷蘭傳道會送到倫敦培訓，期間與馬禮遜結識。在馬禮遜的影響下，郭立志到中國傳教。1829年，郭士立脫離荷蘭傳道會，成為一名獨立傳教士。不過，雖然在身份上郭士立是一名獨立傳教士，但他卻與倫敦傳道會傳教士密切合作，在很大程度上，郭士立是在馬禮遜恆河外方傳道計劃的框架內活動。
郭士立在傳教事業上最大的成就是創辦了“福漢會”（Chinese Union）。該會1844年成立於香港，又稱漢會。意思是“欲漢人通道得福”。那時的中國剛剛五口通商，內地的傳教限制還沒有解除。郭士立建立漢會的主要目的是藉助華人自己的努力，向中國內地傳教，傳教士在這一過程中進行一定的指導和幫助。據說郭士立的這種想法，是受到了梁發的啟發。
漢會初辦時只有會員21人。除了郭士立和美國傳教士羅孝全（Issachar Jacob Roberts）以外，另外19個全是華人。郭士立的創會理念是倡導基督教本土化，因此他推舉華人擔任漢會會長，自己只擔任教導。但是實際上，他還是掌握著組織的實權。他白天在香港政府工作，晚上則親自訓練他招募的中國人，並且向這些人傳教。
漢會的運作模式可大致歸納如下：
一、向成員教授基本的基督教教義，考試合格後將其派往鄰近地區散發宗教傳單，並作個人佈道。
二、佈道結束後返回漢會總部再次接受第二階段的宗教訓練，訓練完成後再派往更加邊遠的地區傳教、散發書籍。
三、第二階段結束後返回總部，進一步接受更為深刻的宗教訓練，這是第三階段。訓練合格後將其派往更遠的地區。如此迴圈。
總結起來，漢會成員的主要身份就是“散書者”和“佈道者”。漢會是近代中國最早的向中國內地傳教的新教團體，做了很多開拓性的工作，其最主要的活動範圍是兩廣。另外，兩廣地區的客家人是其重要的傳教物件。因此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後來洪秀全的傳教活動，上帝教的傳播和拜上帝會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不僅太平天國所得到的基督教書籍很多來自於漢會的散發，而且一些漢會成員在後來也直接加入了太平軍。
羅孝全與洪秀全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有許多傳教士也在漢會中工作，但大多與郭士立關係不和。不過有一個人一直是郭士立的忠實夥伴，這個人就是羅孝全。不言而喻，羅孝全與洪秀全的關係當然就更加緊密了，因為洪秀全曾經在羅孝全的教堂裡學習了兩個月的基督教知識。前文提到的洪秀全在何時何地閱讀到完整版聖經的問題，答案即在於此。據說，洪秀全在最終離開羅孝全教堂的時候，還帶了一套聖經回家。羅孝全處所使用的聖經，是郭士立翻譯的版本。
羅孝全這個人十分古怪，31歲的時候才成為一名牧師。與馬禮遜、郭士立等人相比，差不多要晚了十年。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他在傳教才能上並不算太出眾。所以當他申請去中國傳教的時候，美國浸禮會並沒有同意。四個評審人都認為羅孝全資質平庸，難以勝任海外傳教的使命。於是羅孝全憤然脫離了這個組織。
後來他到處活動，居然神奇地募集了3萬美元的資金。於是他用這筆錢自己成立了一個“羅氏基金會”，以及一個名叫“密西西比谷地中國傳道會”的組織，然後以這兩個組織的名義委派自己前往中國。可見羅孝全是一個資質平平，同時卻脾氣古怪、行事偏執的人。
蘸，即用物體沾染液體。例如食指在酒杯或水杯裡沾到一點液體就拿出來。“施蘸”，就是洗禮的意思。基督教的洗禮分為浸水禮和點水禮。浸水禮要全身浸入水中，點水禮則只需要用手點取一些聖水灑在領受人的額頭即可。不管是浸水還是點水，都要三次。每次分別對應聖父、聖子和聖靈。透過羅孝全的教會名稱，我們就可以知道他所採用的洗禮是“點水禮”。洪秀全最早為自己洗禮，是用的浸水禮，他模仿《勸世良言》裡面談到的洗禮方式，在家鄉的一個小河裡為自己浸水洗禮。但是後來他在羅孝全的教堂裡學習了兩個月，自然有機會了解到羅孝全採用的是點水禮的方式，所以他把羅孝全的點水禮學了過來，後來太平天國所採用的洗禮方式也主要是點水禮。這是後話。
羅孝全古怪的性格，也導致了他和洪秀全之間的矛盾。在前往廣州找羅孝全之前，洪秀全曾和馮雲山相約一起在兩廣各地遊歷傳教。但是一方面由於自己的基督教知識十分缺乏，傳教效果不太好。另一方面，二人在外的生計也比較困難，因此洪秀全懷著沮喪的心情回到了家鄉，而性格堅毅的馮雲山則堅持留在廣西繼續傳教。
有一天，洪秀全的家中來了一位陌生的客人。這個人是一名漢會成員，名叫周道行。他聽說了洪秀全信奉上帝的訊息，於是邀請洪秀全去廣州羅孝全那裡接受系統的基督教訓練。也許是受到了之前獨自傳教失敗的影響，洪萌生了加入基督教會，成為一名正統基督徒的想法。懷著這種心情，他來到了羅孝全的教堂。
1847年，洪秀全前後共兩次到廣州羅孝全的教堂裡學習基督教，每次一個月——前一次有洪仁玕的陪伴，後一次為獨自前往。在廣州的兩個月時間裡，洪秀全不僅詳細地閱讀了聖經，肯定還閱讀了羅孝全自己編寫的一些傳教小冊子，參加了各種基督教儀式，由此學到了遠比《勸世良言》中更豐富的基督教知識。
開始的時候，羅孝全對洪秀全的虔誠態度十分滿意，但是當時有兩名在羅孝全教堂裡工作的華人教徒預感到洪秀全的才幹可能會影響他們在教會中的地位和營生，所以他們不懷好意地告訴洪秀全，建議他在向羅孝全請求受洗的同時徵求一個教會中的工作職位。有點實在的洪秀全就按照這兩個人的建議找到了羅孝全，沒想到刻薄古怪的羅孝全認為洪秀全提出的這些要求說明他並非誠心入教，而只是像很多中國人一樣單純為了在教會混口飯吃。（事實上，這種“吃教”的現象在當時十分普遍，郭士立的漢會中亦如是。）於是羅孝全大發雷霆，趕走了洪秀全。洪秀全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只好狼狽地返回了花縣老家。
回到家後的洪秀全聽說馮雲山在早先與自己分手之後並沒有回家，而是一直在廣西艱難傳教。於是他打點行囊，決定去廣西找馮雲山。後面的歷史我們就都比較熟悉了，馮雲山在紫荊山區已經拉起了一個一千多人的組織，名叫拜上帝會。更重要的是，馮雲山每天都跟這些人講，我們的真正領袖是洪先生，他在廣東，但是很快就會過來了，他是我們每天敬拜的上帝的兒子，上帝曾經帶他上天，並且親自教導拯救這個世道的方法。可想而知，這些廣西山區的窮苦百姓每日期盼著洪先生的到來。
而洪秀全在無限落魄的情況下來到廣西，忽然發現有上千人對自己一直翹首以盼，自然會備受鼓舞，雙方原本絕望的心情都受到了極大的安慰。
隨著拜上帝會的日漸壯大，在現實的逼迫，以及楊、蕭的影響下，他們的政治傾向越來越濃，終於在1851年發動了金田起義，正式掀起太平天國運動。從某種程度上講，如果1847年洪秀全如願當上了羅孝全的中國小助手，就不會有後來叱吒風雲十四年的太平天王了。然而，彷彿是宿命一般，洪秀全還是找到了另一條通向天國的路徑。上帝的中國之子，及其所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不僅改變了滿清朝廷的命運，也改變了中國近代史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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