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讀中國史連載298，《清朝史話》連載04，歡迎收看。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天命五年） 7月17日，努爾哈赤的宮門外，豎起了兩根大木竿，接著，他傳出了命令：“凡是下情不得上達的，可以寫材料掛到竿子上，我一定根據材料的詳情，親自受理。”

這樣，他的臣下，就更加“不敢欺隱，民情皆得上達” 了，結果形成了“滿洲大治”的興隆局面。

明朝呢？卻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世宗嘉靖時，有個叫王鏊的說過： 皇帝“常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秘，鮮或窺焉，以致上下之情鬱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此日積。”

而到神宗萬曆以後，豈止君臣隔閡，就連人妖也顛倒透了。有謀略、有戰功的臣子，往往遭到讒謗；無功敗軍之將，則只要靠上義父、乾爹魏忠賢的宦黨，便反倒大受其祿。比如廣寧之役的敗軍之將王化貞，就只獲了個末等的輕罪；抗戰有功的熊廷弼，卻被棄市而“傳首九邊”！

在這種環境裡，出現一兩個不惜身家、奮勇把關的官吏，卻也真像雨後的晨星，光亮一時。

曾做過福建延平縣知縣的袁崇煥，喜歡談兵，每每遇見退役將卒，總要打聽關塞軍事，弄清控衛關塞的情形，以把守關塞之才自許。廣寧之敗時，他正值“北覲”之中，不久，便單獨出山海關，遍視關外詳情，夜行荊棘蒙茸、虎豹潛伏之地，往往四鼓之時才返回住處。他曾說：“我不惜身命，與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

御史侯洵也算是個伯樂，建議重用他，他於是被破格錄用為兵部僉事，監軍關外，臨行還拜訪了熊廷弼，兩人談了一天。

王在晉下臺之後，新任薊遼經略孫承宗非常支援袁的主張，同意他築寧遠城，任命他為寧前兵備道。因他修城迅速，愛護士卒，招徠流民，繁榮商業，又升他做了山東右參政。

孫承宗、袁崇煥同心協力，又築起了錦州、大淩河、小淩河、松山、杏山等數十處寨堡，恢復了四百多里的棄地；在“遼人守遼土，遼土養遼人”的方針下，訓練了士兵十餘萬，還加強了水師，駐紮在寧遠西南海中的覺華島；又招民四百多萬，屯田五千多頃。這些有為之舉，確保了關外四年的平安。

孫承宗對袁崇煥非常賞識和信任。然而，不久，孫承宗被魏忠賢解了職，薊遼經略換成了高第。

高第是個宦黨，一上任就下令撤了錦州、右屯、大小淩河、杏山、松山、塔山諸堡，委棄輜重米粟十餘萬。人民在迫遷中相死於道，哭聲震野。

袁崇煥拒不從命，上疏說：“閉關而守”，是“示弱”；自己的任務，不但是“謹守寧、前而已”，還要“練兵馬”恢復失地、 “撫循屯種，以天下復遼東“。

他對高第說：“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不必去！”這是天啟五年（1625年，天命十年）的事情。

第二年二月，努爾哈赤乘此亂機率八旗精銳長驅直西，“至海岸，北越廣寧，大路前後如流，首尾不見，旌旗劍戟如林”，一鼓而拿下了錦州、大小淩河、杏山、連山、塔山諸堡，19日直至寧遠城下。

努爾哈赤遣人勸降，對袁說：“我以兵三十萬兵來攻，此城破之必矣！”

袁崇煥斷然答覆：“義當死守，豈有降理！且稱來兵三十萬，予亦豈少之哉？”

其實，袁崇煥的兵，才二萬人！

但是，他毫不畏懼，命總兵滿桂、參將祖大壽等分守四門，燒掉城外民房，遷民入城來堅壁清野，又刺血作書、拜將士以勵軍心，並信用居民戰守。居民、商人、民佚隊伍送飯送水，官生則把守巷口盤查奸細，可謂來了個軍民總動員。

2月20日，努爾哈赤命八旗精銳以裹鐵車牌、勾梯等攻城武器蜂擁而上。袁崇煥命家丁羅立施發紅夷大炮擊敵。後金兵抵城下，在鐵皮車的掩護下掘起城來。袁崇煥一面命扔下棉油火把以焚燒敵人戰具，一面又組織敢死隊縋城出擊，殺退了敵人。

21日，後金軍又乘夜出擊，仍不成，26日只好解圍而去。

努爾哈赤自25歲用兵以來，歷43年，自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不料在袁崇煥的手下，竟損兵折將，“大懷忿恨而回”，從此悶悶不樂，背上長了毒瘤，不到八個月，在從清河溫泉沐養返回瀋陽的途中，就死在離瀋陽40裡的靉雞堡了。

另有史書記載，努爾哈赤之所以退兵，是袁崇煥用紅夷大炮狂轟亂炸之中將努爾哈赤重傷，因此不得不退兵，後因傷不治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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