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高祖劉知遠，雖然是一個開國皇帝，但卻稱不上什麼傑出人物，更像是一個投機而短視的軍閥。

與後唐、後晉的開國者一樣，劉知遠也是沙陀族人。後唐時期，他與石敬瑭一同在李嗣源（後來的唐明宗）麾下從軍。期間，他多次在危急時刻救了石敬瑭的性命，逐漸成為對方的心腹。

由於這層關係，劉知遠幾乎參與了石敬瑭的所有重大行動，比如誅殺後唐閔帝李從厚、確定尋求契丹作為外援對抗後唐……當後晉建立後，他也水到渠成地成為重要開國功臣，官至河東節度使，鎮守太原，封北平王。

不過，身處五代，任何有實力、有資源的將領都不會甘心當個臣子。作為後唐代梁、後晉代唐等朝代更迭事件的親歷者，劉知遠對“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寧有種耶”這一當時的真理感同身受；同時，由於手下掌握了河東這一沙陀軍事集團的大本營，他的野心隨之被刺激、滋長。

而相較前代，劉知遠創業的模式極為特殊：投機。

當初，石敬瑭在桑維翰的建議下決定聯絡契丹時，劉知遠為了自己的利益（升級為開國元勳），對此表示贊同；不過，他只主張送錢、反對割讓燕雲十六州，說明其心中還有知輕重。

到了石重貴擔任後晉皇帝時，與契丹人撕破臉，雙方大打出手。作為朝廷重臣，當契丹軍隊南下、晉軍形勢緊張時，鎮守河東要地的劉知遠卻採取了坐山觀虎鬥的可恥態度，他甚至告誡部下：“未有他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

國家身處危難之際，一位手握重兵的將領卻想著保證自己“萬全”、見風使舵，由此可見劉知遠是多麼的不忠不義、自私自利、忘恩負義。

而當契丹軍隊攻進汴梁、覆滅後晉後，耶律德光雄心萬丈地作勢在中原稱帝，劉知遠絲毫沒有羞辱感，反而“識時務”地派部將王峻前去祝賀。對於劉知遠，耶律德光也像當初稱呼石敬瑭一樣，叫他為“兒”，並且賞賜了在契丹只有極為卓越大臣才配享有的木拐。

話說回來，對於耶律德光而言，劉知遠確實是一大功臣，如果沒有他的鼠首兩端、按兵不動，契丹想要滅掉後晉哪有那麼容易。

然而，劉知遠之所以如此沒節操，就是為了保全自己的實力，隨後等待另一個機會。

不久後，契丹人在中原激發眾怒、不得不撤回草原，劉知遠抓住權力真空的時機，在河東建國稱帝，隨後輕輕鬆鬆地攻取中原。

由於他姓劉，所以國名也叫“漢”，史稱後漢，這就是五代中的第三個沙陀王朝。諷刺的是，後來劉知遠死後，廟號也是“漢高祖”，劉邦若泉下有知，估計棺材板都壓不住了。

不過，劉知遠的王朝僅僅存在了四年，國祚之短，在五代中拔得頭籌。“得國而速亡，未有如沙陀劉氏者也；反者一起，兵未血刃，眾即潰，君即死，國即亡，易如吹槁，亦未有如沙陀劉氏者也。”

後漢之所以如此不堪一擊，就像司馬光評論的那樣，根源在於劉知遠的失仁、失信、失刑。

劉知遠雖然貴為開國者，但只能證明他比較無恥，跟能力高下關係不大。就本性上來說，他不僅不忠不義，而且愚昧昏聵、頭腦簡單，壓根不具備治國能力，從頭至尾都像一個純粹的軍閥。

歷朝歷代的開國皇帝，大多都會採取與民休息、恢復生產、輕徭薄賦等舉措，儘量安定人心、團結軍民。

而在後漢建國時，更加需要上述政策。畢竟在契丹回撤後，中原飽經摧殘、亟需有人站出來收拾殘局，這也是劉知遠能夠輕鬆開國的根本原因。在這個時候，他最需要做的，就是對內安定百姓、恢復生產、積蓄力量，對外聯絡盟友以對抗北方強敵的威脅，如果這一點都做不到，政權的生存都會存在問題，更別提統一天下的大業了。

然而，劉知遠後漢政權的所作所為，與上述思路幾乎完全相反。

吐渾部族不堪契丹欺凌，於是誠懇地向中原王朝歸降；但劉知遠貴為皇帝，竟然見財起意，悍然殺害其部族首領，“取其貲鉅萬，良馬數千”。為了一點財物就失去了一大外援，並且斷絕了其他力量投靠的念想，劉知遠不僅毫不為意，甚至還洋洋得意；

面對飽受戰火摧殘、人心思安的中原百姓，劉知遠的極度迷信嚴刑峻法，據稱他曾下詔：“天下，凡關賊盜，不計贓物多少，案驗不虛，並處死”，即：凡是偷盜者，無論贓物價值多少、一律處死。

後漢的刑罰之嚴酷，由此可見一斑。若非生存所迫，絕大部分人都不願意偷盜，劉知遠不解決源頭、卻簡單地以暴制暴，充分體現了自己的藩鎮軍閥思維。

因此，當劉知遠當了一年皇帝去世後，他的後漢王朝僅僅撐了不到三年就因內亂崩盤，被後周滅亡，也算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