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沒有人否認軸心國陣營的威脅，更沒有人否認希特勒是全球頭號的公共威脅。但是，大國要跳過戰場看戰後。就像軍事思想家李德·哈特（B。H。Liddell Hart）說的那樣，大戰略關注的目標是戰後之和平，而非戰場之勝利。對一國而言，只要戰後之和平勝於戰前，無論多大的軍事失敗都可接受。反之，再大的軍事勝利也不能掩蓋大戰略失敗的致命傷害。“假使你只是專心集中全力去追求勝利而不想到它的後果，那麼你就會過分地精疲力竭而得不到和平的實惠。這樣的和平一定是一個不好的和平，蘊含著另一次新戰爭的細菌。這種教訓在歷史上可說不勝列舉。”（李德·哈特《戰略論：間接路線》）
對1942年後的英帝國而言，軍事勝利的意義已經不大，要由軍事勝利進而謀得政治勝利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勝利。尤其在遠東意外遭遇重大挫折的情況下，如何儘量在西方戰場謀求補償，就成了一個戰略難題。
丘吉爾內閣深知大英帝國內部的脆弱性，但又深知蘇美聯盟的威力。故而英國在遠東和歐洲都奉行避戰策略，儘量推卸責任給盟友，同時儘量保留自己的實力以塑造對自己最有利的戰後格局。
在遠東，雖然緬甸戰場大有可為中國也派出了遠征軍，但英國仍奉行快速撤退原則，一口氣退到英帕爾山脈以西，閉關自保。坐看中美日蘇四方明爭暗鬥。丘吉爾和帝國外交部的智多星們既要利用中國牽制日本又時刻防範“中國式帝國主義”（ChineseImperialism）的復興。蔣介石不明利害，偏偏在敏感時期跑到印度去見尼赫魯與甘地。他的想法和他的說法一樣是要在這困難時期調和英國與印度獨立運動領袖之間的矛盾，從而更好地一致對抗法西斯陣營同時開創外交新思維化解矛盾，八方交友，幫助事小民族自強促進世界和諧。這是典型的一廂情願。在英國看來，其言不足信，其行足以警。結果，在英國最需要中國也是中國最困難的時候，英國沒有援助中國，反而堅決反對美國要在印度訓練十萬中國新軍的計劃，還售給“藏獨”勢力十萬兩藏銀的軍火，目的是製造一個籌碼以等待戰後對沖蔣介石插手印度緬甸事務！可憐蔣介石從來不想吃羊肉，卻被當成了偷羊賊！這就是帝國的思維。你可以不搞這套，卻不能不懂。如不懂，輕則當冤大頭重則為冤死鬼。這就叫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在歐洲丘吉爾儘量拖延在法國西海岸大舉登陸，開闢歐陸第二戰場的反攻日期從而讓蘇德儘量互相消耗。同時他還要借用美國的力量去推行他的“側翼戰略”。
所謂“側翼戰略”是相對於法國西海岸登陸的“正面戰略”而言的。丘吉爾認為，直接在法國西部登陸，必然要和嚴陣以待的德軍硬碰硬，死傷慘重不難想象。高明的戰略家歷來講求避實就虛，故而他主張從北非開始，逐漸向地中海北岸的幾個半島滲透，打擊“鱷魚的軟腹部”，把第二戰場設在歐洲的南面，進而開闢一條從南方通往柏林的捷徑，避開層層重甲，一舉刺透第三帝國的心臟。
可是這個計劃最讓軍事專家莫名其妙的地方就在於那個“鱷魚的軟腹部”怎麼看都像“烏龜的硬殼”。從比利牛斯山脈到亞平寧山脈再到巴爾幹的群山，可以說是處處天險難渡，是典型的不利於大兵團進出的複雜地貌。怎麼到了丘吉爾眼中就成了“鱷魚的軟腹部”？
所以長期以來，越是精通軍事的學者越對丘吉爾的這個方案嗤之以鼻，並以此作為丘吉爾不知兵、瞎指揮的鐵證。
然而，歷史卻另有真相。
如果從傳統陸軍作戰的角度這些地區確實非常險惡。但無論是比利牛斯山脈、亞平寧半島還是巴爾幹半島，都屬於深入地中海的狹長半島，盟軍掌握制海權和制空權非常易於進行蛙跳登陸。所以，奪取這些地區的難度並不像看上去那麼難。如果盟軍是想大舉入侵開闢一條通往柏林的決戰通道，這條路確實不通，但如果只是滿足於奪取有限的地盤，這個地區還是很適合英美聯軍行動的。
問題是為什麼要投入這麼大的資源去奪取有限的地盤？還要故意打著個迂迴柏林的幌子？答案就在於，這些地盤在大戰略層面攸關英帝國的興衰存亡，可以阻礙美蘇瓜分世界。
在丘吉爾看來如果英美從西向東進攻，蘇聯從東向西進攻。最後在柏林會師必然意味著歐洲成為一片焦土，徹底淪為美蘇兩強的勢力範圍。但是，如果能夠把東西對抗的軸線變成南北軸線，情況就不一樣了。
隨著新軸線的展開，英國在地中海南岸的勢力範圍自然得到強化。從英國本土經地中海到紅海入印度洋的戰略航線自然也得到保護。到時候英美相繼奪取義大利巴爾幹，再拉上土耳其（等於關上黑海的大門）招降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小軸心國成員（等於關上蘇聯在東歐西進的半扇門）。這樣蘇德在波蘭平原上廝殺，英國卻整合歐洲小國推動英國主導下的歐洲統一。希特勒很厲害斯大林也很厲害，但他們都是人，是人就不可能永久統治。
但大英帝國治國依靠的是傳統制度文化理念的薪火相傳，等希特勒斯大林都不在後，蘇聯未必能再找到另外一個斯大林，德國也鐵定不會再選出一個希特勒。英國就可以在德國內部扶植親英勢力，將德國也拉入歐洲一體化運動之中。至於法國，在德國衰退的情況下不難復國。而丘吉爾在法國問題上同樣留有後手，他收容戴高樂進行自由法國運動，就是等待有一天他能返回法國建立親英政權。到時候法國也不難加入歐洲一體化運動。這樣一個歐洲足以和蘇美分庭抗禮，鼎足而三。世界大勢仍在英帝國掌控之中。
不難想象，斯大林完全看得清丘吉爾裝傻的目的所在，從而註定完全不能接受這個“打擊軟腹部”的計劃。他堅持第二戰場要儘快開闢，而且要在法國西海岸，在德國軍隊最多的地區，在最接近德國心臟的地區開闢！否則就是別有用心，就不能阻止蘇聯自尋活路。後來各種蘇德間的秘密外交接觸，都是反擊丘吉爾的這個“側翼戰略”，變相給英美施壓。
美國人同樣很難接受這個計劃。因為這等於是用美國的資源變相鞏固大英帝國，美國海軍部長歐內斯特·約瑟夫·金（ErnestJosephKing）就曾向記者抱怨：“（丘吉爾的）主要興趣是保住大英帝國，與美國合作贏得戰爭的勝利倒在其次”。一幫在英國的美國將軍同樣不滿，認為“英國人無意橫渡海峽，因為他們不想看到德國很快地被打敗，不想看到蘇聯在歐洲大陸或地中海東部稱霸”後來成為美國首任空軍司令的阿諾德（HenryHarlev Ar-nold）同樣對英國不滿，在他看來，“英國怕蘇聯甚於怕德國，所以想保留後者作為對前者的一種緩衝力量，因此除了進行封鎖與轟炸以便促成和談外，從不同意對柏林採取直接作戰行動”。反英情緒是如此濃烈，以至於幾乎要影響到英美合作，艾森豪威爾不得不提醒他的同胞：我不會天真至極，意識不到英國人處理每個軍事問題都會本能地從英國的角度出發。就像我們處理每個軍事問題都是從美國利益出發一樣，但是在這場戰爭中有一件事很危險，那就是將我們必須與之合作，一起去打敗真正敵人的夥伴看作頭號敵人的誘惑頻頻向我們招手”（馬克·A施托勒《盟友和對手——解讀美國大戰略》）
美國總統羅斯福審時度勢，發而中節，總是在公開場合站在丘吉爾一邊，但到了拍板定案的關鍵決策時刻，則寸土不讓。他絕不允許英美聯盟破裂，但同時既要利用英國的基地、軍力、資源，又不允許英國利用美國實施自己的大戰略。
儘管如此，斯大林堅決反對也罷，羅斯福維持平衡也罷，從1942年到1943年盟軍的戰略卻亦步亦趨地撞向了這個“烏龜殼”。
在法國登陸是一個難度極高的戰略任務，一旦失敗，即便是英美也很難在短期內再組織第二次行動。斯大林可以無視這種風險，英美卻不敢。另一方面蘇德戰場始終繃得很緊，美國一度高估德國低估蘇聯，生怕這個東方盟友瓦解，所以美國急於幫蘇聯解壓。丘吉爾立即抓住了空隙，大肆鼓吹有限的行動勝於無所事事。
正是在這種勸導下，美國同意先在西北非登陸，與蒙哥馬利夾擊隆美爾，待到北非沿岸徹底肅清後，丘吉爾又丟擲西西里登陸的計劃，主張再有限行動一次。正是北非殖民地的丟失和盟軍在西西里島的登陸，讓墨索里尼在國內徹底威望掃地。反德派發動政變軟禁了墨索里尼。於是，丘吉爾又進一步主張趁熱打鐵，利用已經到位的部隊和基地，將戰火燒向義大利本土。正是這把火，將義大利燒出了軸心陣營。
當意大利的秘密代表與英美接洽表示願意合作時，丘吉爾立即看到了勝利的曙光。他抓住這個機會拼命宣傳“側翼戰略”的價值：一旦義大利倒戈，在巴爾幹的二十四個意軍師就由敵人變成了朋友。一旦這二十四個師與希臘南斯拉夫的游擊隊合作，盟軍就可以低成本登陸長驅直入；盟軍接著再在外交上壓迫土耳其參戰，並在其領土上建立基地就可以招降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這些東歐小國追隨第二帝國遠征蘇聯紳粹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無可奈何。現在來了英美，它們必將倒戈。更不應忘記，法國的地中海沿岸地區還在貝當老元帥的手中，這位維希政權的領導人雖然表面上與希特勒觥籌交錯，實際上是心懷二念。如果他選擇倒戈，盟軍就可以輕鬆控制法國的五分之二（而盟軍與貝當裡應外合其實也是希特勒很長一段時間內擔心的事情）。這樣一來，盟軍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解放大半個歐洲。何樂不為？
但是斯大林和羅斯福不是庸人。且不說義大利的二十四個師頂不頂用，也不說土耳其參不參戰。這個行動的實質是搶在蘇聯西進之前，剝奪蘇聯的勝利果實，並在蘇德之間搞平衡。如果義大利軍隊不頂用，如果土耳其不參戰，最後還是要靠美國力量的持續填充，才能保證勝利，而摘果子的卻是英國。
於是斯大林繼續堅決反對，羅斯福也被迫亮出底牌：地中海戰略已經走到頭了。如果在法國登陸確實困難，美國只好先集中力量在太平洋打敗日本。總而言之，歐洲邊緣地帶的有限行動不會再繼續了。
丘吉爾的最後希望在這一刻破滅了。也可以說在第二戰場問題上，表面上是三大強國的軍事專家在爭論登陸的地點、登陸的時機和登陸的方法，實際上卻是政治家們在爭奪戰後格局的塑造權。美蘇第一次進行了戰略聯手，徹底打敗了孤立無援的英帝國。
進入1944年後，同盟陣營的軍事勝利在望。隨著軍事戰場的轉暖大英帝國面臨的政治形勢卻日趨寒冷。
戰爭愈是臨近結束，美國與蘇聯的力量愈強，英國的戰略困境也就愈大。可以預見，隨著德、意、日的敗亡，最終等待英國的，必是美蘇主宰下的兩極格局。當羅斯福明確提出戰後世界應以美、英、蘇、中四強協商為核心時，丘吉爾就已經感到了巨大的壓力。這個提議貌似要維持一個多極化的戰後世界，實則不然。這個四強格局的核心其實是美蘇關係，其他如英中都是依附在美國之下的次級力量。換言之，羅斯福的戰後世界其實是一個美國佔優勢的兩極世界。而美國的優勢又來自英中兩國的追隨。為了確保這種追隨，羅斯福不僅在香港問題上支援中國，更標舉四大自由。
在丘吉爾看來，這無異於將大英帝國降級到與當時中國等同的位置上。這與當年希特勒將英國與印度等而視之，又有何區別？以丘吉爾之骨鯁自然難以接受。雖然“側翼戰略”已宣告失敗，但丘吉爾卻不準備就此放棄追求三足鼎立格局。他要以美英特殊關係來平衡蘇聯對全球事務的影響。所以他要在歐洲事務上聯美製蘇，竭力限制蘇聯向東中歐的擴張，但同時他又要在全球事務上聯蘇制美形成三強之間的平衡；同時還要扶持戴高樂的新法國進入聯合國安理會，以平衡中國的影響，從而形成蘇—美中—英法的三邊平衡。
丘吉爾更深知，單靠法國尚不足以達成前述目標。故而，越是臨近戰爭結束，丘吉爾越是急於將德國納入英國的權力框架之內。其追求之目標仍在於形成一個由英國主導的大歐洲，從而真正與美蘇鼎足而三。
為了達成上述目標，丘吉爾一方面不斷深化英美關係，多次與羅斯福展開高層會晤；另一方面又在蘇德戰爭後，建立英蘇間的高層外交“直通車”，他直飛莫斯科，與斯大林大談戰後勢力範圍劃分問題。戰爭後期，丘吉爾極力謀求一個親英的波蘭政府，一再謀求搶在蘇軍前進入柏林。在希特勒自殺，鄧尼茨組建新政府後，丘吉爾又迅速承認該政府的合法性，準備在共同抗蘇的旗幟下重組德國，所有這些貌似互相矛盾的行為，都是為了形成三足鼎立格局。
但是這一努力最終還是失敗了。其失敗原因，與當初張伯倫的失敗如出一轍。目標與能力之間的鴻溝過大，一味用外交謀略填補，實在是力有不逮。
參考資料
李德·哈特《戰略論：間接路線》
馬克·A施托勒《盟友和對手——解讀美國大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