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魯士王權處於一籌莫展的時刻，羅恩向威廉一世推薦了當時的駐法大使俾斯麥岀任要職，收抬殘局。在與羅恩面談時，俾斯麥談岀了問題的癥結所在：普魯士的政策在國內太過自由，辦外交卻太過保守，應全翻過來才對。他表態說：“倘若君主能夠略走兩步，湊合我的意思，我卻很喜歡任事。”

1862年9月22日上午，威廉一世在巴貝爾斯貝格宮接見俾斯麥時說如果強迫他屈從於議會的多數，那末他就不可能繼續執政。俾斯麥當即勸慰道：他願意岀來組閣，必要時在反對議員意志的情況下推行陸軍改革和建立新兵役制。普王很受鼓舞，欣喜地說：“既然如此，我的責任就是設法同您起繼續鬥爭”，表示“不退位了”。次日，威廉一世臨時任命俾斯麥為普魯士首相兼外交大臣。

奧托·馮·俾斯麥（1815-1898）出生在勃蘭登堡阿爾特馬克的申豪森莊園的一個容克家庭。1817年隨家遷至波美拉尼亞的克尼普霍夫莊園。俾斯麥的家庭就其經濟地位而言，算是一箇中等容克。中學畢業後。1832年在格廷根上大學。1835——1838年在柏林和亞琛法院工作。1838年離職回克尼普霍夫和申豪森莊園。1847年為普魯士聯合邦議會議員。1849-1850年為普魯士眾議院議員。直到這時的俾斯麥還是一個保守的忠於普魯士君主主義的容克，當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出現在他眼前的時候，他按照中世紀容克的方式用火與劍攻擊它們。1848年革命時，俾斯麥宣稱：“我是個容克，我一定要壓倒革命。”他甚至準備籌集軍隊前往柏林勤王。他公開聲言：任何東西都不能改變他的普魯士君主情操。他的祖國是普魯士，他永遠不會離開這個祖國。對外，俾斯麥主張親俄、法、奧這些德意志分裂勢力的主要支柱。

1851年起，俾斯麥政治生活和政治觀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一年，他任普魯士駐法蘭克福邦議會的公使（曾在即將離任的公使特爾多爾·馮·羅霍夫手下當3個月副手）。1859年從法蘭克福被調回，出任駐聖彼得堡公使。

1862年岀任駐巴黎大使。這些經歷，擴大了他的視野，改變了他的政治觀，使他養成了從全歐洲看問題的習慣，成為有遠見的政治家。這期間，俾斯麥的政治態度明顯地在兩方面發生變化：一是反對囿於普魯士一邦利益的感情用事政策，提岀從現實岀發的政治見解；二是反對奧地利為首的割據勢力提出強化普魯士，統一德意志的主張。可以說，這時的俾斯麥就其思想觀點和政治見解，已成為資產階級化容克的政治代表了。具體表現在他倡導改造落後的農奴制經濟，發展資本主義生產。

梅林寫道：“這窮容克在富庶的貿易市場法蘭克福認識到，資本主乂世界雖然用一切可惡行為使一個真正的容克心驚膽戰，可是它也提供了一個十分迷人的前景，這種前景使得在易北河以東的不大的土地上對人的封建壓迫，看來好像是一種非常可憐的生計。”俾斯麥認為：農奴制的“基石不過是腐朽了的木塊。”他公開呼籲：“騎土應自願放棄其領主的權力”，因為“任何一次偉大的時代轉折點都必須從上面徹底漂清不完備的創造物。”1848年革命失敗後。當普魯士宮廷黨竭力爭取他時，他毅然拒絕，鄙夷他們“最希望把時代的車輪拖回到1788年。”

他譴責分裂，希望統一。俾斯麥總結19世紀以來的德意志歷史時指出這個“哥德式的巨型怪物”，其所以“成為一個軟如海綿的、無抵抗能力的聯合體，成為拿破崙手上的一件玩物”，其根源在於“德意志諸侯們對（國家）主權無法無天的侵犯”。在聯邦議會任職，使他目睹“德國的分裂狀態對於資本主義造錢機器的運轉起了重大的阻礙作用”。他清醒地看到，實現國家統一的1848年革命雖然失敗了，但統一是無法陽止的，它只不過是延期而已。

他力主建立強權政治，擴充套件武力，打擊阻礙德國統一的主要勢力。在法蘭克福任職時，使他親身感覺到奧地利是實現普魯士統一德國的最大障礙，多數小邦都懾於奧地利的強大而傾向於承認奧地利是現行制度中的領導力量。在法國任職時，他對拿破崙軍事獨裁旳實質有了深刻的認識，他把波拿巴主義看作是用暴力壓制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而又發展了資產階級的巨大生產力的現代專制主義的典型形式。

用俾斯麥的話來說，這叫做“不舒服的有利政策”。在俄法任職時，還使他從外交舞臺的一幕幕鬧劇中看到了彼得堡宮廷和凡爾賽當局的明顯意圖，左鄰右舍的兩大強國都是把阻止德意志的統一作為自己的基本方針。因此，德意志只有加強自己，以武力為後盾，才能在大國中間周旋，爭取解決民族問題的主動權。俾斯麥就是這樣懷著現實主義的態度和強權主義的觀點，走馬上任。